“‘第一學歷’是我的傷疤。”

林奇找工作時，把所有想要投遞的崗位信息都列在了一張表格上，在招聘要求那一欄，一些崗位明晃晃地標注著：“各學歷層次所在學校均為‘雙一流’建設高校。”

這些崗位與林奇無緣。他本科就讀於省內一所“雙非”院校，考研那年“拼了命”，才考上位於城市另一邊的“985”。林奇本以為他拿到的是“逆襲”的劇本，卻在看到這些招聘要求時有點泄氣，“高中不該‘混’的，到了找工作的時候才知道第一學歷的重要性。”他無奈地和記者說，“感覺一步都不能踏錯。”

但讓林奇疑惑的是，人的發展是動態變化的，僅從“第一學歷”來判斷應試者的能力是否有所偏頗。“在學習氛圍更鬆散的大學環境中考研成功，為什麼不能証明自己的能力？”

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提出，樹立正確用人導向。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要帶頭扭轉“唯名校”“唯學歷”的用人導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為導向、以崗位需求為目標的人才使用機制，改變人才“高消費”狀況，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

但是在前不久中國青年報社社調中心發布的一項有1000人參與的調查中，仍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認為“第一學歷”的重要性被過度放大了。交互分析發現，“第一學歷”是專科院校的受訪者對此認同的比例更高，為88.6%，之后是二本院校的受訪者，佔比為83.4%。

毋庸諱言，當下“第一學歷”仍然在各類招聘中起著重要的篩選作用。為了擺脫“第一學歷”的烙印，這些就讀於“雙非”院校的學子開始“自救”。

自救

擺脫“第一學歷”的桎梏，很多“雙非”學子的第一選擇就是提高學歷，他們通過考研進入評價更高的學府，希望用“最高學歷”拉平差距。

林奇學的是一個工科專業，在他就讀的本科院校裡，大多數學長學姐畢業后都選擇進入工廠，“說是技術工種，但實際上也都是體力活兒”。同樣就讀於此專業的“雙一流”高校學生畢業后的選擇則更加多元，“大多數會升學，還有一些比較優秀的可以直接進入研究院工作”。

一些學者認為，就讀於名牌大學的學生從本科開始就享受著更加優質的師資和更為豐富的科研資源，這能夠幫助學生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本，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從而獲得更高的社會認可度。

林奇記得自己在本科期間找實習都很困難，幾乎每次都會有面試官問他這樣一個問題：“你的學校與其他同學相比可能是弱項，那你認為你的突出優勢是什麼，可以補足自己的短板？”

盡管林奇評估自己的專業能力並不弱，但客觀存在的招聘要求昭示著想要獲得一份“體面”的好工作，他唯一的選擇就是考研。

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李偉、教授鄔志輝對“二本學子”的學歷困境和“自救”實踐進行了網絡民族志考察，他們發現“考研”一詞佔據豆瓣網“二本學子自救協會”小組帖文高頻詞榜首。“通過考取精英高校的研究生，實現學歷層次和學校層級的雙重提升，成為‘二本學子’擺脫學歷‘原罪’的首要途徑。”但是，他們也指出，隨著考研人數逐年遞增，考取名牌大學研究生的難度顯著增大。

對於林奇而言，考研最難的部分是對抗學校裡鬆散的學習氛圍，“課堂很水，老師大多數時間在讀PPT，下面的學生都在玩手機，沒有多少人在學習”，大學期間，林奇的大多數專業課都需要靠網課補課，每周還會去同城的“985”大學“蹭講座”。除了深夜，宿舍不存在安靜的時刻，圖書館的位置卻不用搶。在他看來，比起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考研更像是獨自行走在漆黑的隧道，身邊沒有並肩作戰的戰友。

為了能沉下心學習，林奇住進了考研宿舍，制定了嚴格的作息時間表。他想要考取的專業此前擴招了一批保研的學生，留給考研學生的“坑位”不多了，“去年的錄取分數線比前些年漲了20分”，當時的他翻閱著社交網站上“雙非”學姐學長考研上岸的視頻和筆記，尋找著經驗和鼓勵，期待半年后的自己也能逆襲成功。

“就算考上研究生，求職出路是否會受到第一學歷的影響也未可知，相對來說，考公考編對第一學歷的要求沒有那麼嚴格。”這是另外一場“自救”考試，財務管理專業的張偉欣把進入體制內工作當作自己上岸成功的標志。

隻要通過簡歷篩選，后續流程基本上不會有人特意詢問學歷，考公的“結構化面試”給了張偉欣“安全感”。

張偉欣記得自己參加過一場實習面試，有面試官問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二本”身份，他一時間語塞，繼而開始羅列大學時考取的証書和參加的實習。“其實真正因為高考發揮失常進入二本院校的人並不多，我確實是上了大學才開始覺醒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李偉和鄔志輝在研究中發現，為了在考研、考編和求職競爭中脫穎而出，很多“二本”學子通過參加各種課外活動、企業實習等豐富履歷積累經驗。通過考取各類証書（包括大學英語四六級、教師資格証、普通話証書等）將能力進行“符號化”。有受訪者表示：“這樣在考研、考編、留學或是找工作上，都能給人留下‘雖然你是二本，但是非常有上進心的印象’。”

分級

作為一名本科就讀於“二本”、碩士研究生就讀於“211”院校的計算機專業學生，秦陽起初不覺得自己在招聘中遇到了歧視。目前，他在國內一家互聯網大廠工作。

“隻要有最高學歷‘頂著’，過了簡歷初篩的門檻，后面就看技術了。”秦陽在找工作面試時有一個非常突出的感受，“他們需要一個立刻就能‘上手干活兒’的人。”因此，實習經歷是比學歷更為重要的篩選標准。

讀研期間，秦陽在學長的介紹下，進入了一家頭部互聯網公司實習，在他看來，這份實習經歷在簡歷上的分量遠比“第一學歷”要重得多。

但是很快，秦陽就發現了一些不一樣。互聯網公司的應聘者通過同一崗位薪水的差異，在社交平台上把大廠錄用通知書的等級從低到高分為“白菜（普通錄用）、SP（special offer，即特殊錄用）和SSP（super special offer，即超級特殊錄用）”，“白菜”的薪水最低，“SSP”的薪水最高，“在有的大廠，二者之間月工資的差距就有4000元。”秦陽拿的是“白菜價”，與他研究生畢業於同個院校但本科也就讀於這所院校的同學卻拿到了“SP”，每個月的工資比他多2000元。秦陽無奈地說：“可能是覺得我潛力不足吧。”

目前一名就職於該大廠的HR告訴記者，對於技術類崗位的招聘，首先考慮的就是個人能力，“我們不會招聘一個空有學歷但干不了活兒的人”，但是，如果雙方具有同樣的技術水平，“‘第一學歷’和‘最高學歷’確實都會成為公司評估薪水的參考”。

對於校招中的非技術類崗位，對“第一學歷”的層次劃分則更為嚴格。“相比於技術類，人事、運營等崗位會更在意應聘者各級學歷就讀院校的含金量”。這位HR觀察到，這一屆人力資源部門招聘的應屆生絕大多數本碩均在“985”高校就讀，還有部分是海外名校的畢業生。

新聞傳播專業的王琴在本科剛入學時就了解到，“北人大，南復旦，加中傳”的格局由來已久。她通過考研進入其中一所大學，在碩士期間“拼命”參加各類專業領域的實習，以期在畢業時找到一份好工作。

碩士畢業時，她已經有了財經專業媒體、互聯網大廠和電影節的實習經歷，感覺自己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秋招時，很多同門同學都能通過互聯網大廠的簡歷初篩，她卻過不了，這讓她感到有些受挫。

上述HR坦言，應聘者在招聘過程中有“公司過度放大‘第一學歷’重要性”的心理感受，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崗位釋放有限，應聘者競爭壓力變大。“在個人能力和崗位適配度差不多的情況下，‘第一學歷’是肯定要參考的。”

這種關於前置學歷的分級現象不僅發生在企業招聘中，博士應聘高校教師時也常常會面對“金本、銀碩、銅博”的前置學歷歧視。即使碩士和博士均就讀於頂尖大學，仍可能面臨“本科學歷卡脖子”的問題，即因本科畢業於地方普通高校而無法獲得名校教職的面試機會。

今年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的一項實証研究結果也顯示，“金本”“銀碩”和“銅博”在學術職業獲得方面的差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前置學歷歧視。在讀期間科研發表實力相似的情況下，“銅博”選擇非正式教職（博士后）的概率最高，“金本”獲得高層次大學正式教職的概率顯著更高。人文社科專業中“金本”在高水平大學獲得正式教職的機會顯著更高。

這意味著博士畢業生在尋求學術職業時，不管是否存在科研能力上的差異，“銅博”都處於劣勢地位，需要在畢業時從事博士后工作來進一步“鍍金”，以彌補前置學歷的劣勢。

但一些聚焦大學教師科研能力的實証研究卻發現，大學教師的本科學校層次與其科研能力間並沒有顯著相關性，本科學校層次不能有效反映博士的科研能力。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馬莉萍認為：“如果僅用‘金本’‘銀碩’和‘銅博’這些前置學歷來識別科研能力，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領域，可能會造成人才誤用的風險。”

形成全社會參與的力量

張宇本科畢業於“雙非”院校，碩士研究生畢業於國內頂尖高校。前不久，因為公司架構調整，他們一個部門都被裁員了。張宇陸續應聘了幾家公司，有一家已經走到終面，但HR明確表示，“因為‘第一學歷’的問題，老板覺得不太合適。”

經歷過大學、研究生和第一段工作，10年前的“第一學歷”仍像揮之不去的陰影，籠罩在張宇的人生中。

他將自己的經歷寫成帖子發到網上，在評論區，他發現走到終面后又因為“第一學歷”被拒絕的應聘者不在少數，他們共同的疑問是，如果對“第一學歷”有明確的要求，為什麼會通過簡歷篩選？

有HR給出了回應，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內部理由向外歸因，可能是有其他原因但不便明說，所以歸結到應聘者的‘第一學歷’﹔另一方面，‘第一學歷’作為篩選條件，到終面時才發揮作用，在與能力近似的應聘者的競爭中，用‘學歷硬條件卡人’。”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表示：“‘第一學歷歧視’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層面的‘普遍違法’，容易導致法不責眾和違法不究。求職者可能會私下抱怨，但卻投訴無門，也缺乏有力証據支持勞動權益訴訟。‘第一學歷歧視’的觀念根深蒂固，甚至連求職者自身都可能默認和接受。”

張宇認為，對於已經有工作經驗的人來說，應該更加注重工作產出的對比，以“第一學歷”作為理由淘汰應聘者不合理，“這意味著他們考察我的標准還停留在10年前，而沒有關注我這10年的成長和發展。”

有專家認為，過度重視學歷有可能形成某種“階層固化”。在李偉看來，弱勢階層家庭子女受限於家庭教養方式和資源投入水平的劣勢，更難在高考競爭中獲勝。家庭經濟、社會、文化資源的劣勢也將繼續限制他們擺脫學歷困境的機會。“讓學歷成為一個階段性的教育結果，而不是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身份標簽，才能真正破除學歷歧視。”

馬亮表示，想要破除“第一學歷歧視”，最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加大勞動違法的懲處力度，“讓用人單位不敢越雷池半步”，想要做到，則需加大對勞動執法部門的資源傾斜和政策支持，讓他們敢於“亮劍”。

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講師楊雅雲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應由立法機關對就業促進法相關條款予以解釋，或者在修訂就業促進法時將學歷歧視予以列舉，為社會提供明確的法律指引。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姚金菊提出，各級政府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可以通過派員檢查、抽查等形式，對用人單位招聘情況進行監管﹔可以依職權或依申請，對招聘過程中確實存在“第一學歷歧視”的用人單位給予一定程度的行政處罰，並將處罰情況作為典型案例予以公示，以起到引導示范作用。

對於那些“暗箱操作”的“學歷歧視”，要鼓勵求職者警惕並舉報、投訴，相關單位理應加強反饋和處理力度。用人單位也應該意識到，將“第一學歷”視作選才的唯一標准，不僅難以保証獲得真正的人才，還可能損害自己的公信力和聲譽。

馬亮建議，形成一種全社會參與的集體力量，建立、健全對人才的多元評價體系。

林奇說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真正的公平”是什麼，他只是希望能通過每一次專業相關的簡歷初篩——哪怕只是獲得一個用“海選筆試”証明自己的機會。

過去，他遮遮掩掩，隻要面試官不問，他絕不會主動講述自己的“第一學歷”，但就像“遮掩不住的疤痕”，如果無法避免被一次次提起，就不如讓它成為自己成長的見証。

后來，林奇在自我介紹裡總會加上：“我本科就讀於一所二本院校，但即使在鬆散的學習氛圍裡，我也努力地考上了研究生，這証明了我的學習能力和堅忍的意志。”

（應受訪者要求，林奇、秦陽、張偉欣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王雪兒 記者 黃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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