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哲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西方思想者海德格爾認為“語言破碎處，無物存在”，都提醒我們，語言對人類互相理解尤為重要。高質量的辭書編纂，無疑必不可少。

　　日本當代小說家三浦紫苑有一部以辭書編纂為主題的小說《編舟記》，被引進中文出版，還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口碑甚高。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部叫《大渡海》的大型辭書。

　　2023 年 3 月 10日，國家“十四五”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學術和文化工程《漢語大字典》修訂啟動暨高端學術咨詢會在成都召開。會上宣讀了立項通知書，通報了修訂工程組織情況和年度工作計劃。會議指出，新時代全面修訂《漢語大字典》，是用漢字講好中國故事的源頭工程，對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漢語大字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漢字形音義收錄最完備的一部大型漢語字典。《漢語大字典》第一版於1975年啟動編纂，由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四川大學教授徐中舒擔任主編，武漢大學李格非教授、四川大學趙振鐸教授任常務副主編，四川和湖北兩省300多位專家學者共同編寫完成。1999年啟動第二版修訂，2010年出版。本輪第三版修訂已納入《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是交由地方牽頭組織實施的國家重大學術和文化工程項目。

　　這是怎樣的一本字典？一本大型辭書編寫、出版的背后，有怎樣的故事？我們每個人，至少小時候都有查字典或詞典，受益於辭書的經驗。但我們或許並沒有仔細想過，像《漢語大字典》這樣的字典，是怎麼編成的？那些字、詞條、解釋，是怎麼確定的？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走進出版該字典的出版社之一四川辭書出版社，對參與《漢語大字典》首版、第二版編輯、出版相關事宜的專家人士進行了採訪。

　　首版花費15年第二版修訂又用11年

　　業內人士：“最難排的字典之一”

　　首版《漢語大字典》從1975年工作啟動到1990年八卷本出齊，歷時15年。由四川辭書出版社和湖北辭書出版社聯合推出。全書收錄漢字楷書字頭54000余個，古文字形體80000余個，是當時世界上收錄漢字最多、音義最全的大型漢語字典，被稱為“共和國的《康熙字典》”。

　　這部字典出版后，兩家出版社還陸續出版了縮印本、三卷本、簡編本、袖珍本等不同的版本，對發現的問題和訛誤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漢語大字典》第二版修訂工作於1999年啟動，經過11年的磨礪，第二版在2010年正式出版。

　　為何修訂一部辭書要花如此長時間?因為第二版除內容上改正首版錯誤和作提高性修改外，為適應數字化發展需要，把首版的鉛排改為激光照排，光是完成這一任務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工程。“第二版收漢語單字6萬多個，要造出6萬多個字形標准的漢字新字形宋體字供電腦照排使用，在當時中國乃至世界出版史上前所未有。”擔任第二版《漢語大字典》修訂工作的業務負責人、四川辭書出版社原總編輯冷玉龍說。

　　在中國出版發展史上，人們不得不提到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統，它是中國出版史上告別鉛與火、從傳統活字印刷時代邁入電腦排版數字化時代的一大功臣。而北大方正的這套排版系統又離不開電腦字庫的支撐，收字6萬的北大《方正超大字符集》正是採用的第二版《漢語大字典》所提供的字模。“第二版收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形體8萬余個，要把這些字全部修描變為精度很高、能供電腦排版使用的古文字，也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程。方正字模部的技術人員和四川辭書出版社的編審人員攜手並肩，共同努力完成了這項工作。”冷玉龍說。

　　正因如此，在該書參評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的推薦材料上，有專家這樣寫道：“《漢語大字典》不說是世界上最難排的字典，也至少是最難排的字典之一。它把一部大型字書從鉛排變為電腦照排，為將來大型辭書的修訂更新和整個書籍出版工作打下了電腦排版數字化基礎，僅憑這一點，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由於第二版《漢語大字典》實現了大型字書內容與形式的與時俱進，重新煥發了生命活力，對我國的文化建設和語言文字規范以及漢語言文字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囊括了兩項國家級大獎——“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和“第四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

　　在四川辭書出版社的辦公區顯眼位置，首版八卷本和第二版九卷本《漢語大字典》擺列得整整齊齊。稱這套書是該社“立社之書”，毫不夸張。“四川辭書出版社和當時的湖北辭書出版社（今崇文書局）就是因為這部字典而成立的。”現任四川辭書出版社總編輯的王祝英對記者回憶說。

　　辭書被人信任的根基何在？

　　從業者幾十年甘坐冷板凳

　　在互聯網讓信息查詢變得輕便簡省的年代，在人們忙於不停地創造一個個“新詞”的年代，動輒花費十幾年以上時間去編寫一套看起來笨重的辭書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意義是什麼？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們都高度信任字典或詞典解釋的准確性，這種確定性值得信任的根基何在？在位於成都三色路的辦公室裡，四川辭書出版社總編輯王祝英向記者介紹了《漢語大字典》首版編纂的大概流程：“首先是確定體例、編寫細則和樣稿。在進行廣泛的資料收集基礎上，做資料卡片，確定收錄的字頭。然后進入試編階段，根據試編情況進一步完善體例、細則。之后正式進入編寫階段，在楷書字頭下附列古文字字形，並解形（對古文字形體作解釋）、注音、釋義、配例，此步驟是任務最繁重、費時耗力最多的一個環節，涉及到查閱大量的古籍文獻等相關資料。初稿編寫工作完成后，編寫人員間對編稿進行相互審閱，之后交編寫組負責人審核，最后由常務副主編或其委托的編纂處業務負責人定稿。疑難問題要交學術委員會審定。在定稿正式付印之前，還需要校對、讀清樣。一般大型字典的校對遠遠不止三次，甚至可能多到八次甚至十次，這也是保証字典質量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步驟。”

　　王祝英參加了《漢語大字典》第二版的修訂出版工作，近年組織出版了《殷墟甲骨文辭類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字形全譜》等重點工具書。“我的體會是做大中型辭書需要規劃好，需要靜下來、慢下來，急功近利是沒法做好的。很多有價值的辭書從編纂到出版都需要好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的時間，作者和編輯都需要坐冷板凳，發揮工匠精神，隻有這樣才能出精品，傳之久遠。”王祝英說。

　　一代有一代之辭書

　　字典一誕生，修訂工作就開始了

　　1975年，《漢語大字典》編纂工程啟動，四川、湖北各有一位常務副主編主持編寫工作。趙振鐸教授就是四川方面的常務副主編。他今年已94歲，因為身體原因，已不便接受採訪。

　　趙振鐸教授是著名語言學家，在文字、音韻、訓詁、漢語史、辭書學、文獻學等領域成就卓著，是當代辭書學理論與實踐並擅的學界大家，2006年獲得了首屆“中國辭書事業終身成就獎”。趙振鐸的弟子、西南交通大學教授汪啟明繼承了恩師的事業。汪啟明是上海辭書出版社《漢語大詞典》第二版修訂的編委之一、其中第19冊的主編。同時他也參與了《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的修訂工作。

　　辭書編撰是一項高度精細化、高度繁難、高度寂寞的工作。汪啟明對記者說：“首先你要淡泊名利，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第二，沒有足夠的水平還真做不了。”

　　編字典涉及到大量的文獻查証工作。比如要對《通用規范漢字表》進行逐字研究，對《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進行逐一核對，對不同版本的文獻作校勘斟酌。很多時候因為一個字的解釋，要查很多資料﹔確定一個義項的分合、排序的先后，要費很大勁。一個字的用例，要用最早的，這就是辭書學界所稱的“始見書”。

　　古代典籍浩如煙海，這就要查。一個字或詞條的背后，凝聚了很多心血，但體現出來的只是一段簡短的文字。“就算你付出很多，你都無法說這個字是你編的。因為盡管這個字或詞的解釋是你自己編的，但字典編纂需要過很多道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完全是個人成果。”汪啟明說。

　　辭書編纂是一門科學，和一般圖書不同，辭書強調語言的簡潔准確和知識的高度濃縮。一個學者窮盡畢生精力研究一個課題，寫出專著可能幾百上千頁，但在辭書中往往隻有幾十幾百字的一個條目。讀者看到的只是紙面上那一個個字，背后繁難的編寫過程無法體現，編者的艱辛付出也鮮為人知。

　　一部辭書的編纂，尤其是大型辭書，需要很多人付出多年艱辛的勞動才能完成。但不得不說，編好就完全不需修改的辭書是不存在的。沒有十全十美的辭書，隻有不斷完善的辭書。趙振鐸先生說過，“字典誕生的那一刻，就意味著它的修訂工作就要開始了”。他還將字典的修訂工作比作公路的養護工程，“公路一通車，養護工作就馬上開始了”。

　　一代有一代之辭書。《漢語大字典》第二版已經出版10多年了。按照國際通行慣例，大型辭書一般每隔十年修訂一次。如今《漢語大字典》第三版的大型修訂工作已啟動，這將是又一次“編舟記”，這艘船將帶我們繼續語言的航行，將會遇到怎樣的風景，令人期待。（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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