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二層的一間辦公室，擺設一如往常，而房間的主人——一位高高瘦瘦，臉上總是挂著和煦笑容的老人，卻再也不會按時出現了。

　　6月4日，我國著名兩棲動物學家費梁在成都辭世，享年86歲。之前他的最后一項主要工作——《Amphibians of China（中國兩棲動物）》的第二卷已經聯系好了出版事宜，第三卷的工作框架也已搭好。

　　從野外到實驗室，費梁日復一日地進行著科研工作。從青春到遲暮，他把大半輩子都獻給了兩棲動物研究。記者梳理過往報道、資料，走訪其同事、學生，回顧這位科學家與兩棲動物相伴的一生。

　　人物名片

　　費梁

　　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法國巴黎自然博物館教授館員，2014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獲得者。創建了國內兩棲動物形態鑒別標准和分類體系，並完成了我國兩棲動物物種的首次編目。

　　摸清家底，發現新奇

　　十一萬七千個標本中，近一半都由他經手

　　中國已發現並命名的兩棲動物，一共有多少種？

　　在上個世紀，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能還很模糊。而費梁和他的團隊，一直致力於找到一個答案。

　　中國的兩棲動物物種豐富，以峨眉山為例，由於地處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過渡地帶，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深壑峭壁之間，就是很多動植物的棲息之所，較高的海拔跨度還帶來了兩棲動物的多樣性。

　　與之相對的，則是中國當時落后於世界的系統學研究水平：大部分物種遺落在記錄之外，也沒有屬於自己的標本館藏，完整的兩棲動物志更無從談起。與其他生物相比，這是長期以來“悄無聲息”的研究領域。

　　與兩棲動物結緣，對費梁而言是個“美麗的意外”。1936年在重慶奉節出生的他，上世紀60年代初從四川農業大學畢業后，在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不久便被派遣至四川醫學院（現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協助中國兩棲動物學的主要奠基人劉承釗和胡淑琴教授，研究中國兩棲動物系統學。

　　在費梁的妻子、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葉昌媛眼中，一起共事時，丈夫是一個能吃苦，做事仔細、耐心的“好學生”。而慢慢地，一開始隻想為老師劉承釗減輕一點壓力的“好學生”費梁，真正喜歡上了這一研究領域，“有了干好這項事業的沖動。”

　　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謝鋒1993年4月到院裡進行考研面試時第一次見到費梁，之后，就一直跟隨費梁學習。謝鋒曾經問過老師，平時還有什麼愛好：“答案還是兩棲動物，蛙、蟾、鯢、螈，別無其他。”

　　最終，費梁一開始的“沖動”結下了碩果。1977年，我國第一本《中國兩棲動物系統檢索》出版﹔2006年及以后，《中國動物志·兩棲綱》上中下卷編纂完成……其間，針對中國角蟾科等兩棲動物特色類群的分類及其系統演化，兩棲類珍稀、瀕危及經濟物種保護等相關研究成果陸續面世。

　　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標本館內的11.7萬個標本中，近一半都由費梁經手。費梁還發現了不少新種（亞種）和國家新紀錄物種，打破傳統蛙屬的分類系統，定義了世界第五個蝌蚪類型“無唇齒左孔型”，為“浮蛙科”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依據。

　　2014年，費梁及其團隊的成果“中國兩棲動物系統學研究”相關成果獲得了國家科學技術獎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基礎研究散發出了巨大的能量——它們被廣泛應用於相關部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計劃的制定、物種現狀的評估，以及在自然保護區建設中兩棲動物的物種鑒別、種群現狀的了解及其保護等多方面。

　　踏遍青山，細察毫厘

　　每年都有大約半年時間在深山老林中穿梭

　　四川成都華西壩，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辦公樓二層走廊盡頭，不大的“243”號辦公室，正是費梁在兩棲動物研究中馳騁的“沃野”。退休后，他和妻子葉昌媛仍然在這裡伏案工作。

　　另一片真正的“田野”，則是在青山之間。兩棲動物的行蹤很隱蔽，需要大量野外調查。在上世紀交通不發達的年代，費梁和同事們的野外科考之路尤為艱辛，需要隨身背著鍋碗瓢盆和鋪蓋，一天最多隻能睡三到四個小時，每年都有大約半年時間在深山老林中穿梭。

　　著名作家裘山山為記錄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幾代人數十年來致力於中國兩棲動物研究這一事跡，曾多次採訪費梁及其團隊。其間，裘山山曾與費梁一同到峨眉山進行野外科考，她注意到，當時81歲的費梁臉上始終挂著愉快的表情，“好像不是來考察，而是到山裡來看親戚、看朋友。”

　　不是沒有危險。費梁的學生、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江建平記得，1994年第一次跟隨費梁到武夷山採集一種林蛙的標本，“竹林小路的裡側是個斜坡，外面就是懸崖，我背著個包，不敢往前走，費老師說，你不往前，我們怎麼回去呢？最后還是他幫我背起全部採集用具，在前面帶領著我們走了出去。”

　　從山裡收集到的標本、記錄下的兩棲動物生活形態，還要帶回成都繼續研究。對於室內研究，費梁仍然有著極高的要求。其中，解剖觀察兩棲動物的骨骼特征再進行手繪是一項重要的工作，要想不破壞細小的骨骼，又詳細還原其形態特征，往往在顯微鏡前一坐就是一天，這需要非凡的耐力和定力。

　　2014年，即將攻讀研究生二年級的學生張美華來到費梁和葉昌媛的辦公室，學習了一個月的兩棲動物解剖和骨骼繪制。當時，張美華對相關知識還不太了解，費梁把合江棘蛙標本交給她，再在一旁細心地指導，“如果發現某種蛙的骨骼很特殊，他還會多解剖幾個標本，來確定到底是變異還是普遍的特征。”

　　細察毫厘，並非沒有代價。有的青蛙，隻有指甲蓋大小，但其進化意義又需要對其舌喉部肌肉和骨骼進行對比分析來得出。最終需要觀察的樣本，有時比米粒還小。謝鋒回憶，1996年，費梁連續長時間工作之后，曾經歷過一次視網膜脫落。但由於承擔的中國兩棲動物志工作還未完成，哪怕手術修復后需要避免強光下的工作，他還是迅速地回到了科研中。

　　細水長流，事業待續

　　演繹“一生鐘情”，接力棒已經傳到下一代手中

　　裘山山用“鐘情一生”為採訪寫作后的作品定名，她寫道：“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人，必須能夠忍受清貧，忍受寂寞，一生鐘情於此。”

　　費梁的老師劉承釗一定會同意這個結論。劉承釗去世后，按照其遺願，部分骨灰被撒放在了“最開始的地方”——峨眉山大峨寺，那也是費梁及幾代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研究人員踏足過近千次的地方。而他的墓志銘是這麼寫的：“種類繁多、千姿百態的兩棲爬行動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艱難與險阻。”

　　當接力棒交到了費梁的手中，他繼承了老師的遺志，同樣演繹了“一生鐘情”。今年年初，費梁的癌症已至晚期，但他仍然堅持到辦公室查閱文獻、校對《Amphibians of China（中國兩棲動物）》第二卷的稿件。張美華說，書中一些不滿意的圖，費梁還會親手重繪。

　　2017年，費梁、葉昌媛夫婦編寫的長達1040頁、約兩百萬字的英文專著《Amphibians of China（中國兩棲動物）》上卷正式出版，中國兩棲動物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得以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展現。第二卷、第三卷，道阻且長。

　　這是一場和時間的賽跑。今年5月，張美華來到費梁的病房看望，費梁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仍然在關心托付給她的書中兩個物種的骨骼系統圖繪制情況。“最后幾天，下病危通知書了，他還在念著第二卷要如何發表。”謝鋒說，“生命都不重要了，但成果要爭取早日面世。”

　　在病床上，費梁對江建平說出了最后的囑托：“你們這一輩人要繼續努力，把研究做得更好，爭取在世界上都有立足之地。”

　　兩棲動物學的接力棒已經傳到了下一代手中。以基因、DNA技術為主導的現代生物學提供了更多手段，轉錄組測序、電子顯微鏡等技術能夠系統地觀測研究變態發育過程中的微觀結構變化，功能蛋白的轉錄變化以及有關分子調控機制。在國際上，中國兩棲動物研究豐碩的成果，也得到了更多關注和認可。

　　謝鋒說，系統學需要借鑒很多原始的資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傳承的學科，而費梁留下的精神財富更需要他們去延續。

　　“費老師常說，科研工作是用時間堆積出來的。”張美華記得，老兩口堅持早上8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大多數時候，節假日和周末也不休息。

　　而嚴謹，是大家對費梁共同的印象。謝鋒觀察過，費梁負責的專著校對稿上，絕對沒有任何黑乎乎的涂改痕跡，“他總是用刀片把錯字刮得干干淨淨，再在上面重新寫。”

　　這些習慣，也影響了他身邊的人。江建平認為，老師最大的遺憾，可能是無法見証《Amphibians of China（中國兩棲動物）》后兩卷的出版。作為他的學生、同事，他們一定會替老師完成這個願望，並且在兩棲動物分類學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繼續埋頭苦干。

　　離成都一百多公裡的峨眉山，費梁為兩棲動物駐足過千千萬萬遍的地方，青山仍在，細水長流。（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文露敏 闞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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