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籍作家作品交流會現場。薛梅 張雪梅供圖

5月5日，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辦的“向土地和傳統致敬”川籍作家作品交流會在網上直播，四川省作協副主席、四川文學雜志社社長、主編羅偉章攜四川青年作家彭家河、凌仕江和青年批評家劉小波，與數萬名讀者進行了線上交流。劉小波分別結合羅偉章的長篇小說《誰在敲門》、彭家河的散文集《瓦下聽風》、凌仕江的散文集《螞蟻搬家要落雨》，與3位川籍作家就相關問題共同探討。

劉小波：今天分享的三部作品都有一個共通的主題——故鄉，而且老師們也都提及故鄉給你們創作帶來的靈感。請問老師，故鄉帶給你們的創作靈感具體有什麼表現？故鄉之於你的寫作意義是什麼呢？

羅偉章：故鄉是生命成型的地方，也是自己出發的地方，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天然的，是埋在骨血裡的。故鄉的人事，讓自己牽腸挂懷。文學說到底，首先是一種牽挂，然后才是別的。但文學故鄉不等於祖居的故鄉。有時候，我們把文學做得小，就因為沒有辨識這兩者雖有深度聯系，卻也有重大區別。文學故鄉是你文學的實驗場，通過這個場域，透視更加廣大的世界。這就好比貴州的那個“天眼”，“天眼”安置在偏僻山區，但它希望關照的、想要與之對話的，是廣袤無邊的宇宙。我想每一個有志向的寫作者，都是這樣預設自己的寫作目標。

凌仕江：關於故鄉，我認為不僅僅是指他的出生地。在戍邊人的生命歷史裡，往往豆寇年華從軍的地方，在后來甚至將影響他的一生，其情感分量和記憶價值將勝於他的故鄉。因此我覺得我至少有兩個故鄉：一個是我的出生地四川榮縣，一個是人生花季的戍邊地西藏。從一個帶著“胎記”的故鄉出走，在遠涉另一個故鄉的路徑中成長，兩個故鄉交織的現實與非現實距離所生產的精神力量，使我筆下的文字有了巨大的情感靠山。正如作家、批評家郭曉東在我第二部散文集《飄過西藏上空的雲朵》序言中所認知的那樣：“……真正貫通他血脈的，還是在他走出鄉村進入西藏之后，再度回眸鄉村。這種回眸對他太重要了。這種重要性，也許凌仕江現在還未真正覺察，但是他的‘故鄉’已經彰顯了這一點。”可見一個離鄉者和歷史的無意重逢，對一個作家而言，是多麼特殊和重要的機緣。因此，《螞蟻搬家要落雨》這部作品呈現於紙上的故鄉，其時間跨度延續了三十多年，這是一個人走過人生長旅之后的回眸。我想，我寫《螞蟻搬家要落雨》實踐的是回眸故鄉的特殊意義，並不是熱詞下的鄉愁書寫。這種遠距離回眸故鄉，審視久遠的人事和博物，所造成的“間離”效果，給了我多種回到故鄉的可能。

彭家河：隻有當一個人離開后，家鄉才會變為故鄉。書寫故鄉應該是每一個離開家鄉的寫作者都會做的事。不少人就是在書寫故鄉的過程中，成為作家的。那一方水土不僅在物質上滋養你，而且在精神上滋養你，在給你生命的同時，還給你思考和安慰。故鄉是一個人生命的起點，其實每一個人都期待故鄉會成為自己生命的終點。對於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地方，她對一個人創作的影響就不言而喻了。

劉小波：老師們關於故鄉的書寫都沒有停留在表象，而是深入到內裡，從鄉土的裂變來窺見時代的變化，從個體的角度切入時代，個體與時代、作家與時代有著一種怎樣的關聯呢？

羅偉章：個體與時代，是水滴與河流的關聯。河流由水滴構成，但取出一滴水，河流還是河流，所以個體在時代面前是脆弱的。正是個體的脆弱性，讓作家注目和動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講，在正義和同情弱者之間，他選擇后者。這話說得有些極端，但基本方向是這樣的。所以作家在面對時代的時候，一面審視，一面撿拾。而作家本人也是時代下的一個個體，卡夫卡據此認定，作家都是弱者。這個弱者在滾滾洪流中前行、擦拭和書寫，就成了作家。

凌仕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魯迅為首，王魯彥、廢名、台靜農等為中堅的鄉土寫實派作家們，他們的時代書寫似乎與當下的我們構成了某種相遇，無疑都是走出鄉村之后的再度回眸。但我書寫故鄉，更多來自於時間和情感的爆破，是一個人在異鄉孤獨的精神自然提取。在多元化的信息時代，一個作家如何構建他與時代的關系，我想我不單是在寫故鄉，隨著時間的移動，故鄉熟知的人事越來越少，故鄉漸趨於陌生化的語境，太多下落不明的人移動到了哪裡，不得而知？除了故鄉，他們作為人本身，依然可以進入文本，進入我在城市裡的另一種龐大的構想，因為這裡我眼中的人群，都來不同的故鄉，其實是一個人的故鄉。我想我應該放眼故鄉之外的文化世界，有時忘記地平線，才能更自由的飛翔。我很贊成羅偉章主席所說的，作家的眼睛就像貴州那個射電望遠鏡，它是世界最大的“天眼”，可以投射更廣的風景和信息。

彭家河：從自我關懷到現實關懷、終極關懷是我寫作努力的方向。每一個人都是他所處時代的人，通過對個體的書寫，對其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書寫，從而反映時代生活，記錄時代風貌，表達自己的發現，是作家努力的方向。

劉小波：三位老師都是川籍作家的代表。巴蜀文學史上誕生了諸多的文學大師，巴金、郭沫若、沙汀、艾蕪、李劼人、周克芹、馬識途等等，燦若星河。這些前輩作家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你們的書寫，未來包括你們、還有其他的寫作者又該如何弘揚？

羅偉章：其實這不是刻意的事。寫作者很少談到一個話題，就是自我尊重，所有的自由，包括所有的創造性勞動，都是在自我尊重當中完成的。

凌仕江：幾年前，我在一個文學活動儀式上作為作家代表發言，專門提到我們這個時代仍需要巴金。之於前輩們的作品，周克芹老師的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對鄉村經驗的細節描寫，讓我印象很深，讀得真切、明白，甚至一些土語的運用有一種不失詩意的親切感。雖然他不擅寫散文，但小說中不少風物的描寫，在我看來也有著散文的氣息，可能這是他的故鄉與我的故鄉相隔不遠的地理氣質所致。論個體寫作上的影響，倒談不上什麼。只是他們那個時代形成的巴蜀文壇風景線，至今影響著蜀地水長雲短的文脈。

彭家河：文脈的傳承很多時候是潛移默化。“魯郭茅、巴老曹”等的作品我們從小就在閱讀，但是沒有一個作家會模仿某人一直寫下去，都是博採眾長，創新創造。

劉小波：三位老師從事著不同的文體書寫，散文、小說、詩歌等文體間有沒有影響？三位老師之間如何相互評價對方的寫作呢？

羅偉章：我喜歡讀散文，也喜歡讀詩。我最初也寫過詩，但很快收手了，知道自己不是干那個的。我是小說思維。但現在還零星地寫散文。家河和仕江是寫散文的專家。初讀他們的作品，就讓我驚喜，他們的文字都很貼、很內斂、很厚實，這是我喜歡的風格。散文很多時候是對自己說話，這考驗著有沒有面對自己的勇氣、能力和耐心。

凌仕江：偉章主席除了大部頭的長篇被廣泛關注，之前的許多短小之作，包括一些散文，我早已見識其寫作的豐富經驗。至今記得《獨腿人生》《白雲青草間的痛》，他對人間日常的關照，以及悲憫的情懷，他放眼的不單是故鄉，而是對人性世界的覺察。家河的散文，常常刷新我的閱讀體驗，他筆下的鄉村呈現不單是個體經驗的言說，更多涉及解構、修辭、思考、延伸、辨識。

彭家河：羅主席與凌兄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優秀作家，對他們作品中的某些細節和片段，都會反復咀嚼和大力宣傳，會分享從他倆作品中收獲的閱讀快樂。包括他們二位在內的優秀作家我都很親近，會主動為他們服務。特別是對於德藝雙馨、人品作品俱佳的作家，我會更敬一分。

劉小波：最近興起了一種“博物”寫作的討論，老師們的作品中關於物的書寫也很多，如何看待這種博物書寫？

羅偉章：如果博物書寫是指把物與人完全沒有分別心地看待，其實是做不到的。我認為，人完全不必因為有了這種分別心，就覺得內心有愧，沒有必要。人之所以為人，恰恰就在於分明有分別心，卻努力地去實現平等。

凌仕江：在我看來，恰到好處的書寫“物”，是文本加分的籌碼，也可能是主旨思想點綴或陪襯的需要，“物”的學問也是很豐富的，不同屬性的物會有不同的知識點，可以給閱讀者帶來賞心悅目的不同體驗。在我看來，寫作者很多時候值得向“物”學習，“物”是作家情感或情緒所需的寄托。我們不迷戀，但我們逃不過物。比如，我們在書寫故鄉時，就離不開大面積的風物描寫，這絕對不能歸於時間所致的懷舊，因為人類都離不開真性情的表露，而物的參照，許多時候是散文書寫離不開的一面鏡子，也是一種情感寄托。在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中，我們總能讀到地壇公園的多種物象所指，其實都與作家的隱秘情感有關。

彭家河：這個世界是由人和物組成的，人物、動物、生物、事物、器物……寫什麼都是寫作者個人喜好，無可厚非。但是如何寫、寫出什麼樣的效果就能分高下了。物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人，物性與人性其實是相通的。（薛梅 張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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