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一輪考古發掘再醒驚天下，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青銅神樹、玉琮……這些造型別致、做工精良的文物給人以極大的視覺沖擊力。此外，附著在青銅器表面的一些黑色“灰燼”更是激動人心的發現，盡管它們已經和泥土、灰塵融為一體，甚至已經礦化成土塊狀，但經過檢測分析，其中含有大量絲素蛋白，可確定為早期絲織品。

　　考古工作者如何從泥土中發現絲織品？這些絲綢在三星堆出現有何意義？4月10日，成都博物館“雲想衣裳——絲綢之路服飾文化特展”熱展期間，中國絲綢博物館副館長、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主任周旸帶來一場題為《解密三星堆絲綢：發現及意義》的講座，解鎖深埋千年的三星堆絲綢密碼。

　　抗原檢測，在三星堆發現絲綢

　　現存的絲綢文物主要有兩個來源，要麼是傳世，要麼是出土。絲是桑蠶所吐的柔軟光亮的長纖維，屬於蛋白質，在埋藏過程中極易被降解——此前陝西漢陽陵出土的部分“裸體俑”就屬這種情況。經過研究表明，“裸體俑”實則是“著衣俑”，埋藏時穿著麻布和桑蠶絲。

　　考古圈有個行話，對於絲綢的發掘同樣適用：“濕千年，干萬年，不干不濕就半年。”古蜀國時期氣候濕潤，在三星堆祭祀區新一輪考古發掘重啟之前，尚未發現絲綢的痕跡。同時，三星堆是淺層埋藏，出土文物大多有燒灼痕跡，不利於絲綢的保存。好在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了大量的青銅器，它們會向周圍的環境釋放銅離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微生物生長，為有機殘留物研究者暗藏“福利”。

　　如何從泥土或者青銅器表面檢測出絲綢的痕跡？周旸介紹，在過去十年，中國絲綢博物館和浙江理工大學、浙江大學通力合作，研發了基於免疫學原理的絲綢微痕檢測技術，這種技術在考古現場發揮出敏感、特異、便捷的優勢。“我最高興的事就是將化學與考古學交叉結合，解決了三星堆絲綢考古35年來的空白。”她自信地透露。

　　如今，工作人員在三星堆3至8號祭祀坑中發現大量絲綢殘留物，這些樣本來自青銅器表面及坑內的灰燼。同時，他們走進三星堆文物庫房，對1、2號坑出土的青銅器進行排查，在青銅眼泡等13類器型、40多件器物上發現大量絲綢殘留。這一結果令人振奮不已，考古實証與神話傳說、史料記載相互映証，表明3000多年前的古蜀地區已經有絲綢存在。

　　溝通天地，在祭祀中使用絲綢

　　無論是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戰國銅壺上的採桑圖，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蜀錦織機模型，還是“錦官城”“錦江”“錦裡”等延續至今的稱謂，都說明蜀地織錦業歷史悠久，名噪一時。而三星堆作為古蜀先民創建的古蜀國都邑，祭祀坑裡發現大量絲綢顯得十分合理。

　　三星堆祭祀區新一輪考古出土大量的青銅器、象牙、玉器、金器，它們原本是存在於宗廟、神廟中的祭祀用器，由於某種原因被埋藏。埋藏過程中，絲綢或被焚燒，或包覆在青銅器表面，或被掩埋，究竟意味著什麼？

　　周旸介紹，早期的絲綢來之不易，它的三大用途分別是祭服、尸服和常服。《禮記》中一些關於養蠶獻繭、祭祀儀式的記載表明，不僅神明的祭服必須用絲綢，而且必須用“親蠶親繅”所得之絲制成祭服，方能體現虔誠恭敬。三星堆2號坑出土的青銅大立人身上的紋飾，或許是最早的龍袍。服飾上的四條龍，龍首上昂，龍爪緊握，這種造型的龍稱為袞。《說文》記載，“袞，天子享先王”，這與青銅大立人主持祭祀的場景不謀而合。

　　多元一體，絲綢是個趨同要素

　　1986年，三星堆一醒驚天下，兩個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青銅器，但是受當時的考古技術限制，並沒有發現絲綢的痕跡。時隔35年，三星堆此次新發現了6個祭祀坑，出土大量文物的同時，絲綢是最令人驚喜的發現，與史料、傳說十分吻合。此外，考古人員還對周圍進行了詳細勘探，對完整認識當時的禮儀空間、宗教思想，乃至反映的宇宙觀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學資料。

　　盡管四川是絲綢起源的重要區域之一，為何此前的考古發掘都沒有發現絲綢的痕跡，未來能否出土比三星堆時期更早的絲綢？在周旸看來，如果未來擴大尋找的范圍，像這次三星堆考古發掘一樣，跟隨考古人一起深入現場，“隻要從技術、理念、信心上做好准備，四川找到比三星堆時期更早的絲綢應該指日可待”。

　　她希望將來若以三星堆考古為基礎，復原當時“神廟”或者“祭祀區”的神祇體系、貴族構成、供奉陳設、禮儀空間的時候，千萬不要忽視絲綢的存在。絲綢的發現，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更有利於人們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達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的。

　　周旸最后總結：“中華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體的宏大格局，以三星堆和金沙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僅是中華文明的重要來源和組成部分，也是中華古代文明共同體中最具特色的區域文化之一。”（封面新聞記者 曾潔）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