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現有全球治理體系跟不上全球實踐的問題日益凸顯。全球化背景下，面對疫情擴散、氣候變化、資源利用、戰火沖突等事關全人類生存發展的問題，東西方國家如何“求同存異”，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成為亟需思考的議題。

近日，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國務院參事王輝耀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就以上話題作出探討。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此前提到，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已跟不上全球實踐。對此，應如何理解？可否結合當下新冠疫情全球擴散、氣候變化問題等，談談當下全球治理短板？

王輝耀：當前，全球化已跨入一個新的歷史節點，全球化的發展帶來了基礎設施、數據安全、技術發展及商業模式等的新變化，對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中國等新興國家崛起也改變了國際格局的力量對比，舊有以美國等西方大國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對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盡管美歐實力有所下降，但仍維持了較強的制度創建和制度控制能力，發展中國家的話語影響力及規則制定權受限，利益訴求不能得到很好的彰顯，甚至會被忽視乃至於犧牲。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突出、國際恐怖主義猖獗、新冠肺炎等全球性流行病暴發等充分顯示了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聯系的世界，隻有各國通力合作才能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然而，現有全球治理機制在建構與改革上存在滯后性，推動各國通力合作上顯得力不從心，其有效性已明顯不足。

當前全球治理面臨的時代困境，究其根本在於現有全球治理體系與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存在一定脫節和矛盾，從而導致既有治理機制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也限制了既有機制改革完善及新型全球治理機制創建創新。而目前全球治理機制之所以屢屢失靈，領導力缺失是主要短板。

時代呼喚多邊主義，而成功的多邊主義實踐大國發揮領導力是關鍵。中美可爭取建立良性的競合關系，一方面美國要回歸多邊主義，另一方面中國也要多發揮作用。中美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國關系，將斗爭管控在可控領域和程度，在全球性問題上創造更多雙多邊溝通對話及合作機制，將為穩定中美關系及維護世界局勢的和平穩定作出重要貢獻。

同時，中美歐作為世界力量重要三級，可建立中美歐協調機制。通過建立中美歐常設性、機制化、多層次、寬領域對話合作機制，中美歐可對國際關系及全球治理領域突出問題進行經常性對話，從而可增進中美歐相互理解與互信合作，同時提升全球治理效率，更好維護世界和諧穩定與繁榮發展。

中新社記者：東西方國家存在利益訴求、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雙方應如何“求同存異”，共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

王輝耀：東西方國家間存在的異同不是一成不變的，要在增進對話合作中用系統性的、發展的眼光看待東西方國家間存在大差異及合作與競爭關系。東西方國家尋求“求同存異”的基礎是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信任及共同的利益訴求。中國的發展道路打破了“歷史終結論”，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在發展模式、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利益訴求等方面與西方迥異。除了經濟領域，在政治理念及發展模式上，如今民主理念已深入人心，但民主發展模式卻有不同，西方崇尚議會選舉民主，而中方適合協商民主，同時市場經濟發展及新技術發展下人民自主選擇也不失理解為一種市場經濟民主及現代科技民主。

全球化深入發展使東西方國家間面臨的共同挑戰與共同的利益訴求都增加了，東西方國家可通過改革現有機制及建立新的國際機構振興國際領導力、進行利益捆綁、鞏固合作基礎並共同面對挑戰。可先從具體的實踐合作入手，再循序漸進尋找、擴大並建立起觀念上的相互理解或認同，尋求擴大對共同理念下具體模式差異性的認知與接受度，這是相對簡單務實且明智的方式。觀念往往根深蒂固卻也是流動的，東西方可在相互學習借鑒中取長補短、融會貫通。中國可進一步加強自貿區建設，穩步提升對外開放水平，通過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建立起東西方廣泛、深刻而緊密的聯系，使東西方“求同存異”成為一種自發性、群眾性、市場化選擇。

近年來，全球雙邊和區域自貿協定逐年增加，已達349個。與美歐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自貿伙伴數量還偏少，貿易額佔比還偏低。如美國有15個自貿協定，貿易伙伴21個，貿易額佔比達44%﹔中國有19個自貿協定，26個自貿伙伴，但貿易額佔比僅36%。相較而言，韓國、日本、加拿大等國自貿伙伴數量均超過50個，貿易額佔比高達75%-85%。與國際高水平自貿協定相比，中國在勞工、國有企業、電子商務、公平競爭、環保等方面規則上差距還較大。在負面清單方面，海南自貿港負面清單正在制定，全國、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尚無，自貿協定的服務負面清單正開始談。根據OECD研究，中國服務貿易限制性指數在46位中居43位，中國數字服務貿易限制性指數在46位中居46位，而在投資限制性指數上中國居84位中的第76位。國際高標准自貿協定涉及電子商務、競爭政策、國有企業、知識產權、勞工、環境等邊境后議題，且適用爭端解決。中國自貿協定相較而言內容以交流合作為主，多原則性表述，且面臨勞工、國企、電子商務等敏感問題，不適用爭端解決。當然，中國制度性對外開放的步伐雖在穩步加快，但也要充分考慮國內配套設置的完善及制度性變革對國內社會沖擊力，會有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

中新社記者：中國與西方如何建立一個價值觀對話方式？如何更廣范圍地傳播中國的治理經驗？中國的做法中有什麼需要反思的嗎？

王輝耀：西方在意識形態、價值觀上對華誤讀的確是西方一些人長期以來敵視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很多敵視中國的人實際上可能並未到過中國，而在中國學習、工作、生活多年的外國人往往都對華很友好。同時，從制度及規則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社會實踐凸顯了政治體制及發展模式優勢，中國的全球化發展也進入到了在制度性改革中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並進一步對接國際，參與重構國際規則的階段。因此，進入新時代，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立中西方在價值觀上的對話是一個全域化、全員化、全方面的系統性工程。

中西方對彼此價值觀進行分析解讀主要是在具有一定專業性、權威性和影響力的學界及政商界等意見領袖及相關機構。中西方建立價值觀層面對話首先要在雙方知識精英、具有一定話語權的權威人士之間建立起對話。所謂對話，是雙方以增進相互了解為目的進行的雙向的、平等的、緩和理性的信息交流，需要在一個共同的對話場域中既認真聽也詳細說，在相互釋疑解惑、坦誠分享中增進對彼此的認知，從而實現共情。

同時，在中國持續擴大開放及國際人才全球化流動的全媒體時代，中西方價值觀對話滲透在各領域各界公眾工作生活中。因此，要建立中西方價值觀對話並在更廣范圍上傳播中國的治理經驗，需要開展多群體多階層多方式多渠道多口徑的多元化交流。全球化智庫(CCG)秘書長苗綠博士去年發起建立了“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項目，獲得好評。可見民間組織在開拓國際交往方面潛力巨大，可結合自身領域及資源優勢通過多方合作聚力發揮融合效應，在對外傳播方面由點及面產生影響廣泛而深遠積極作用。

時代變遷往往伴隨著技術產業、社會實踐、體制機制、觀念思想等的全方位變遷。在新舊思想博弈交替階段，使更具包容性的新理念新風尚佔據主導也是中國對外交往及傳播重要方面。后疫情時代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需要與改革圖景相對應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及敘事方式，這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各領域多層次人士在知識創新、交流對話、實踐合作等各環節做好新的全球治理敘事創造與傳播工作。（中新社記者 馬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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