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无论是服饰还是礼仪，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可见在古代，人们是把华夏看作一个文化体系的。

中国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无上瑰宝。作为文化战线的一员，四川省文化馆副馆长唐建春（笔名唐健春）对此有着深深的体会，也就更加感受到了重重的责任。他实地考察了500多个文化馆的运行情况，结合四十多年的文化工作经历和思考，潜心著述两年多，出版了一本全面论述中国文化馆（站）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书。

唐建春在四川省基层文化干部培训班上讲课。受访者供图

这部30余万字的行业学术著作，名为《中国文化馆（站）历史进程与高质量发展》，目前已经由长江出版社出版发行。唐建春希望，这本书能为文化战线的工作者提供一些经验和思路，也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带来一点启发和感悟。

12岁就进入营山县川剧团，吃上了“国家饭”，唐建春曾经被很多人羡慕。但对于他自己来说，演出唱戏耽误了文化学习，成了他很大的遗憾。于是他自己拼命自学自补，加强学习、读书，渐渐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博大，也越来越意识到了文化工作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几十年来，他换过多个岗位，但都没离开文化圈。到今天，文化已经不只是他的工作需要，更是他的精神需要。

国家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提升了文化工作的法律意义，让他感到振奋。唐建春介绍，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兜底的民生工程，建设得不好的话，不只是工作失职问题，还涉嫌违法。有些干部对于抓项目很积极，对抓文化却很忽视，甚至在某地还发生过为了建设新媒体机构而占用文化馆的违法事件。

书中介绍，我国文化馆（站）事业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的群众文化时期、2007年后的公共文化时期。“群众文化和公共文化不一样。群众文化往往是自娱自乐的，公共文化更注重教育群众。”唐建春说，公共文化事业由政府主导，有社会参与，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公共文化是比较新的概念，它要怎么生存和发展？我把自己的思考写进书里，希望能做点公益。”正是这么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觉得应该把自己关于公共文化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于是他自费出版了该书。

唐建春在四川省文化馆（站）从业人员业务培训班上讲课。受访者供图

相比于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的数量更多、层级更广、覆盖面更大。文化馆系统有优势，但也存在明显的劣势。书中紧贴现实，指出了文化馆（站）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没有学科理论建设，高等教育中缺乏这样的专业；文化馆天生具有业余性，专业程度往往不高；再有就是一些文化馆缺乏公共文化服务意识，生产不出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成了自娱自乐。

“文化馆工作意识要转型。不能封闭起来自己玩，要开放起来融入社会。国家给那么多财政资金，是要去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唐建春介绍，一些乡村书屋摆的书没有群众爱看，群众更喜欢去刷视频等，这反映出文化服务质量有欠缺。他认为，这不是群众的问题，是文化站水平差。要解决类似的问题，文化机构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建设水平，而且要修正自己的发展方式——既要用力拉车更要抬头看路。文化馆最应该是可以影响社会、教育群众的地方，不应该成了一个“文化孤岛”。文化馆系统更应该主动作为、服务群众，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走到群众中去搭建平台、提供服务、组织群众、吸引群众，这是文化馆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文化馆像战斗堡垒，文化作品像弹药。光有堡垒没弹药是不行的。”出于多年的研究，唐建春表示，文化馆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具有做基础工作的先天优势。中华文明的根在乡村，正是文化馆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乡村文化工作巩固社会基础，是发展进步的稳定器。能筑牢根基，则中华可期。

唐建春认为，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每一个传承中华文化的人，都站在文化边疆上。与地理边疆的意义不同，文化边疆与地点位置无关，一个人只要是面临保卫文化的问题，就应该有文化边疆的意识。“我们不能撤退，文化阵地守土有责。”他说，电影《长津湖》里，志愿军守卫的是军事上的阵地，而文化工作者守卫的则是文化上的阵地。

这本书名字里有“高质量发展”几个字，这是唐建春思考的重要领域。他不但关注一些文化发展质量不高的现象，更针对如何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他谈到，要发展好文化馆（站）系统，要明确“三个空间”的意识，一个是建设好场馆空间，一个是联系好社会空间，再一个就是发展好数字空间。到社会中去，到网络上去，孤芳自赏不可赏，开门办馆才久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树立文化自信。乡村振兴取得成功，文化振兴至关重要。文化虽然是一种软实力，但却是一种根本的力量。文化兴盛则百业兴盛，文化凋零则百叶凋零。唐建春以及无数的文化工作者，正像守土有责的战士一样，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助力发展伟大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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