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5周年，也是中國工農紅軍入川90周年。作為四川省理縣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雜谷腦河畔的紅軍墓園已正式建成。當年長征隊伍中最年長的女紅軍——楊金蓮（1875-1977），與她的兩位女兒——姜秀英（1913-1997）、姜萍（1921-2014），就長眠於此。青山碧水間，巾幗先烈們的紅色故事還在娓娓講述，紅軍歌謠中的紅色基因仍將代代傳承！

楊金蓮與子女合影（左起：姜萍、楊金蓮、姜德成、姜秀英）

“十月裡來小陽春，各位快來當紅軍，跟著紅軍打敵人。大家要齊心，團結得綁緊，革命永遠向前進……”

——出自紅軍歌謠《窮人歌》

這首《窮人歌》最初流行於鄂豫皖蘇區。1932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自鄂豫皖蘇區轉戰入川，這首《窮人歌》在川陝蘇區流傳下不同的版本。戰士們將這些紅軍歌謠抄寫在自己的歌謠本上，在此后的長征途中也用歌聲沿路播下革命火種。

1935年春，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踏上長征路。8000多名紅軍女戰士中，隻有四五十名女戰士是從鄂豫皖蘇區隨部隊入川的，余者皆為四川籍女紅軍。

眾多的川籍女紅軍中，藏族女性楊金蓮年紀最大。她們一家五口人一起從四川理縣參加紅軍隊伍。她與女兒姜秀英、姜萍也就此踏上一條巾幗長征路，在革命事業的恢弘長卷中書寫下貧苦婦女翻身求解放的一頁壯麗篇章。

楊金蓮，原名板登卓，1875年出生在靖化縣（今四川省阿壩州金川縣）一個貧苦的農奴家庭，從小飽經磨難。

板登卓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來自成都的姜姓漢族男子，在靖化縣行醫為生。他向當地土司買下板登卓，做自己的二房，一起生育了大女兒姜秀英、大兒子姜德成、小女兒姜萍，以及一個小兒子。

小兒子出生不久，板登卓的丈夫意外離世，生活逐漸陷入困頓。當時年紀最大的大女兒姜秀英也才剛過十歲。板登卓隻得再嫁漢族男子唐洪山。一家人逃難到理番縣（今四川省阿壩州理縣）的朴頭村，替人做工以維持生計。板登卓為小兒子取名唐志泉。

當時，丈夫唐洪山四處行醫，居無定所。板登卓帶著小兒子唐志泉在朴頭村大戶人家幫工為生。大女兒姜秀英被賣給雜谷腦（今理縣縣城）的一戶人家做童養媳，飽受奴役和欺凌。大兒子姜德成在離家甚遠的牧場放牛。小女兒姜萍從7歲起，就被賣到當地千總家做家奴。板登卓一家四散飄零、掙扎度日的生活景象，正是舊社會眾多貧苦人家悲慘命運的縮影。

1935年5月，紅四方面軍西進岷江上游，創建了鬆理茂蘇區。最初，因為反動武裝的惡意宣傳，理縣百姓對紅軍的認識相當匱乏。板登卓夫婦將兩個兒子和小女兒聚攏起來，在忐忑中度日。但紅軍很快用實際行動，贏得了群眾們的擁護。板登卓一家也迎來了翻身解放的新生活。

但好景不長，板登卓一家再遭巨變。丈夫唐洪山在村裡被推選為蘇維埃籌糧委員會委員，在為紅軍工作隊帶路的途中遭遇反動武裝襲擊而不幸犧牲。由於情況緊急，唐洪山與其他犧牲同志被就地掩埋，至今不知葬在何處。

令人驚嘆的是，已是兩度喪夫的板登卓沒有就此消沉，反而在花甲之年更加堅定地追隨紅軍，與兒女們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從自己60年的坎坷遭遇中，已然看透了舊社會的黑暗腐敗，也從紅軍切實的革命行動中，真正看到了各民族窮苦人翻身的希望。

楊金蓮（板登卓）

“紅軍紀律最嚴明，行動聽命令，不敢胡亂行，打土豪愛群眾，買賣要公平，群眾東西不能拿分文……”

——出自紅軍歌謠《紀律歌》

這首紅軍在阿壩印發的《紀律歌》，一直傳唱至今。當年紅軍到達阿壩之前，國民黨及地方反動勢力就採取了嚴酷的堅壁清野措施。他們規定，凡給紅軍當通司（即藏語翻譯）引路者或賣糧食給紅軍者均處以死刑﹔不執行堅壁清野者，其家族所有牛羊、糧食等財產一律沒收。

面臨糧食短缺的紅軍仍嚴格執行紀律，很快贏得了群眾們的信任與支持。在板登卓一家中，為紅軍做通司的大女兒姜秀英是最早參加紅軍隊伍的。

1935年初，在雜谷腦做童養媳的姜秀英不堪欺壓出逃，幸得紅軍解救。當時22歲的姜秀英隨即參加紅軍，被分配到理番縣蘇維埃保衛局擔任通司，從事籌糧、宣傳、溝通等工作。

參加紅軍后的姜秀英迅速成長起來。她意識到紅軍在當地的革命斗爭，需要更多當地群眾的積極支持和參與。她回到娘家，動員家人們一起給紅軍做引路的通司。一家五口就此舉家投身革命事業，小女兒姜萍當時還隻有14歲。

板登卓一家被分配到不同部隊作翻譯。至1935年7月底，除姜秀英早就參加紅軍之外，板登卓、姜德成、姜萍、唐志泉也先后正式參加紅軍，成為真正的“紅軍家庭”。

三母女中，大女兒姜秀英的革命征程最為驚險坎坷。她曾經配合著名的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作戰。

早在1933年3月，中共川陝省委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就決定組建正規婦女武裝，在通江縣城成立婦女獨立營，共400余人，直屬紅四方面軍總部領導，成為紅軍中唯一一支具有獨立建制的女兵部隊。1934年3月起，又先后組建了兩個婦女獨立團。1935年2月，整編為婦女獨立師，共2000余人。

1935年6月，隱匿在雜谷腦喇嘛寺的國民黨反動軍官發動暴亂，襲擊革命機關。姜秀英奉命配合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師一部包圍寺院，參加戰斗。她在陣前用藏語喊話宣傳，勸導不明真相的僧眾，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瓦解敵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1935年10月，姜秀英從理番縣蘇維埃保衛局調至大金省（今四川省阿壩州金川縣）蘇維埃保衛局擔任通司，后又調至當地政府糧食科工作。有一次，她與另外兩名留守的紅軍女戰士突遭敵人包圍。她臨危不懼，首先緊閉寨門，然后爬上寨房，用石頭猛砸敵人，一直堅持到援軍趕來。因為表現突出，姜秀英在長征途中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姜秀英（右）與姜德成

“萬余裡長征經歷八省險阻與山河，鐵的意志血的犧牲換來偉大的會合。為了實現抗日救國解放民族的事業，唉！為了實現抗日救國解放民族的事業，高舉紅旗向前進。”

——出自紅軍歌謠《兩大主力軍會合歌》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小金縣勝利會師。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做出了集中主力北上的戰略決定。陸定一創作出的這首《兩大主力軍會合歌》，既頌揚了紅軍兩大主力會師的偉大勝利，又將中央精神寫進歌詞，便於戰士們在長征途中傳唱學習。

艱難的長征路上，姜秀英在翻越雪山時被凍壞腳趾，在躲避敵機突襲時，又因碰撞而致腳趾骨折。當時醫療條件極差，無法及時醫治。她忍痛將腳趾砍掉，用柴灰涂敷傷口，在簡單包扎后堅持行軍，依靠堅韌的革命意志，走出了草地。

小女兒姜萍因為年紀小，在紅軍隊伍中很受同志們喜愛，同樣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籌糧艱難時，這位小紅軍與大哥姜德成、小弟唐志泉一起，一戶一戶地敲開藏民家門，挨家挨戶地用藏語做工作。藏民們了解真相后，主動將糧食送給紅軍。不少藏民還在他們的宣傳下積極參軍。

可惜的是，大兒子姜德成翻過雪山后，因嚴重凍傷，隻得返回家鄉，直至全國解放后才與家人們取得聯系，並重新確認了紅軍身份。小兒子唐志泉一直下落不明。后來証實，他參加紅西路軍后，在臨安口戰斗中犧牲。

板登卓在紅一方面軍隨軍家屬隊擔任通司，在做好翻譯、講解工作的同時，還在沿途發動藏族群眾，為部隊籌措糧食及生活必需品。一路上，紅軍戰士們都親切地稱她為“老媽媽”。這位花甲老人憑借堅定的革命信念和頑強的革命意志，克服重重艱難，走完了長征路。

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后，板登卓被分配在紅軍總供給部工作。在延安，她終於和兩位女兒重逢。但三母女隨后又迅速回到各自的革命崗位上，參與到根據地的建設中。

板登卓住在楊家嶺中直機關。姜秀英和姜萍則參加了衛生隊、被服廠的籌建工作。姜萍后來還參加了南泥灣大生產，榮獲勞動模范的光榮稱號。

在當時的延安，首長們都知道板登卓老人的革命事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同志都曾到她的窯洞來探望。李富春的夫人蔡暢同志還特意給她取了漢名——楊金蓮。這個名字伴隨板登卓老人走過余生。此后，她隨中央機關轉戰各地，直至進駐北京。此時，已是74歲高齡的楊金蓮被組織安排在中直機關休養，於1977年11月病故，享年102歲。

大女兒姜秀英后來一直在中直機關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定居北京，於1997年去世，享年84歲。

小女兒姜萍在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吉林軍區供給被服工廠指導員、東北民主聯軍獨立一師供給部指導員。新中國成立后，姜萍與丈夫傅家佑在武漢軍區后勤部工作，定居武漢，於1961年離休。

姜萍

姜萍在1955年榮獲三級八一勛章、獨立自由獎章、解放獎章﹔1987年，經上級批准，享受正師職待遇﹔1988年，榮獲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2014年9月15日，姜萍老人在武漢軍區總醫院逝世，享年94歲。

姜萍的子女們遵從遺願，將楊金蓮、姜秀英、姜萍的骨灰遷回理縣安葬，在朴頭鎮修建了五座紅軍墓。曾有挽聯贊道：“翻雪山過草地出生入死巾幗不朽，系民眾思國家磊落襟懷戰士留名。”

楊金蓮一家的五座紅軍墓。

“啊……天邊的那片紅。你就是我們，心中的英雄。你走過二萬五千裡長路。為我們帶來，今天的幸福。啊……天邊的那片紅。你就是我們，一生的感動。用生命寫下那歷史的述說。這是獻給母親，百年的頌歌。”

——出自阿壩州獻給建黨100周年紀念主題歌《天邊的那片紅》

這首阿壩州本土原創的紅色歌曲《天邊的那片紅》曾入選四川省文聯指導、四川省音樂家協會等單位主辦的“聽見中國聽見你”2021年度四川優秀歌曲推選展演活動，用悠揚的歌聲致敬英勇的紅軍戰士。

紅軍先輩們的革命事跡生動地詮釋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意義。其間所傳承的紅色基因，是四川革命文化的寶貴資源，將使后輩們在治蜀興川的新征程上永葆生機活力，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不斷贏得更加偉大的勝利和榮光！

編撰：

於寧（四川省影協理事 四川傳媒學院副教授）

岳雲剛（四川省理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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