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李一氓文存》（四卷五冊）出版，這是中華書局在李一氓家屬的倡議和支持下編纂完成的。該書以李一氓先生已刊著作為基礎，廣泛搜羅整理作者生前未編訂結集的著述，編校高度認真，較為全面地反映了李一氓先生參加革命與建設、讀書治學和推動發展古籍整理事業的一生。

就此，本報記者採訪了原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李克先生。作為曾在李一氓身邊工作4年之久的文字秘書，事過多年，李克回顧起跟隨氓公工作的日子，仍不禁感嘆：“他是用身教影響了我一生價值選項的人生導師。”

第一次見氓公就喜歡這位須發皆白的慈祥老人

李克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的是文秘專業，“因為那時候社會上秘書職位特別缺人，所以學校設立了這個專業。我們班40人，畢業后有一半從事了秘書專業的工作。”李克畢業后分配到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辦公室，簡稱為“古籍辦”，當時設立於中華書局。

國家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最初成立於1958年，由齊燕銘任組長，指定中華書局為小組的辦事機構。1981年12月，根據陳雲同志提議，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新組建，由李一氓先生擔任第二任組長。此后，在李一氓主持領導工作的9年間，他以中華書局為核心基地，依仗著全國各地的古籍出版社為主力軍，使我國的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異常豐碩的成果。

李克到任時，古籍辦隻有4個人，主任是畢業於北京大學古文獻專業的沈錫麟先生。當時，依照小組既定的工作任務，辦公室成員需要每20天編輯出版一期《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同時，要將每期3000份的《簡報》及時郵寄給全國參與古籍整理的機構與專業學者。小組的其他工作，就是服務於組長李一氓推進規劃工作的日常安排。

李一氓是我國老一輩革命家，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科長、秘書長，南昌起義參謀團長。長征后歷任中共陝甘省委、陝甘寧省委、陝西省委宣傳部部長。抗日戰爭期間，任新四軍秘書長、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秘書長。抗戰勝利后，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蘇皖邊區政府主席、大連大學校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任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務理事、書記，駐緬甸大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等職。改革開放后，先后任中聯部常務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中顧委常委、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會長等職。

到古籍辦半年左右，有一天，沈錫麟主任找李克談話，打算讓他到李一氓身邊承擔部分的文字工作。主任說，“李老年齡大了，需要一位文字秘書輔助他做些工作”。

李克回憶：“當時李一氓先生白內障比較嚴重，看東西、寫東西都比較吃力，所以需要一個古籍方面的文字助手，恰巧我是文秘專業，所以主任就把我派去了。”

李克應該是沈錫麟主任安排、由氓公敲定的最終人選。李克回憶，第一次見氓公，氓公簡要問了情況，隨后向主任表示了認同。李克也很喜歡這位須發皆白的慈祥老人，他笑著說：“氓公的體型偏胖，主要是從少年時代起，他就不喜歡運動，上了年紀就更不願意活動了。”另一個原因，“李一氓先生也是著名的美食家，《烹飪》雜志常來約稿。宴會上，如果趕上氓公胃口好，桌上每道美食他必定要品嘗一下。”

一個圓融的、高能智者的形象

從此以后，作為文字秘書的李克每天上午騎車去李一氓家裡報到。李一氓平常辦公就在自家客廳，於是客廳就成為了李克的工作場所。李克記得，氓公家客廳南北通透，中間是一個低矮的方形茶幾，四周是沙發，老人坐在面向北的沙發裡。一面牆上挂著毛主席送的《贈汪倫》書法，其他地方高高低低碼放的全是書。不過老人收藏的線裝書，則專門存放在院子東北角的一間小書房裡。

“我每次進客廳，老人基本上已經坐在桌旁等我了。陽光從南窗打進來，老人叼著煙斗，半瞇著眼睛，這個形象對我一生影響至深。那就是一個圓融的、高能智者的形象。”李克說，“老人的煙灰碟是個歐洲的古董，特別漂亮，有時他會把煙斗放在銀質的煙碟裡，那隻煙斗也雕刻得極其精美。因為白內障的關系，老人看東西得舉著放大鏡貼近看，所以放大鏡也常在他手邊。”

一老一少每天上午10：00~11：30工作。李一氓都是事先打好腹稿，說出來的語言幾乎不用修改。李克負責筆錄，有信件、報刊文章、回憶錄等不同內容。李克習慣用中華書局8開大小、500字的方格稿紙來做記錄，因為格子夠大，邊緣寬闊，書寫起來顧慮較少，待李一氓修改時，上下左右還都有書寫空間。李克下午回到書局，再對上午記錄的內容進行整理和謄抄。“我們不做錄音，氓公好像不希望留下錄音，所以一直是筆錄。第二天上班時，我會先把謄好的稿件念給氓公聽。”

李一氓說話是很重的四川口音，李克最初並不習慣，經過三個月左右才逐漸適應。4年時間裡，雖然有事會打斷工作，但完成回憶錄的目標，一直是他們工作的主旋律。李一氓在回憶錄的序言中寫道：“后來精力不濟，還要搜求材料，就請李克同志協助，我口授，他筆錄。大概1986年補完了大革命一章，也補完了瑞金這一章。……1990年寫了第五章長征，但是《從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段，是早在1936年寫的，后來收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

李克說，由此可以了解，氓公的回憶錄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不同時期氓公親自撰寫的文章和留存的珍貴史料，但是，有哪些部分需要補充，初期我是沒有概念的，只是跟著氓公的思路和節奏去工作。由氓公挑選在沒有連接的部分加以補充，使重要的時間線可以接續起來。“有時氓公也會安排我去科學院圖書館或北京圖書館查借資料，偶爾會去國家第一檔案館。氓公對於史實的要求異常嚴格，以《皖南事變》一章為例，氓公就請胡立教等三位了解情況的同志做了核實。在全稿完成后，氓公又讓幾位專業人士做了后續的編輯和審校工作。”

跟隨他不但重學了一遍黨史，也學了做人

在李克的印象中，李一氓的記憶力非常好，而且回憶一生做的事情，無論外人認為對錯，他都會客觀陳述，回憶錄中對很多人的評說，也無溢美之詞，不管對誰，都是不攀緣、不貶抑，平實而客觀地記錄。

“老人對工作人員非常好，評價一個人最重的一句話隻有‘這不是干事的人’。他認為不是干事的人，以后就不用再找他了。氓公從來沒罵過人，說話也從沒有尖戾的詞語。和我們談起過往從來都是輕描淡寫，沒有把所經歷的波瀾，說得慘烈或血腥。”李克感慨：“為氓公做口述的記錄和整理，不但跟隨他重新學了一遍中共黨史，更重要的是也學了做人。”

李一氓1981年12月接手全國古籍整理工作，當時他組織近百位頂級學者，定下了一個9年規劃，要完成3000個古籍整理項目。數年后復盤時，已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3500個項目。這期間，李一氓隻在初期召開過一次重要的全體大會，其余時間多是一對一工作。李克回憶：“氓公的工作習慣就是不開大會，但他做事的精准程度和要求的到位程度都特別高。當然，如果我們真犯了錯，他也不會揪著不放。”

李克記得有次在上海，氓公要發表一個“古本戲曲叢刊”的出版消息。“因為氓公的四川口音，他說‘古本戲曲叢刊’，我聽的是‘古本戲劇叢刊’，結果在《解放軍日報》上刊發時用的就是‘戲劇’兩個字。作為編輯或秘書，這是明顯而嚴重的錯誤。”待其他學者發現時，李克驚出一身冷汗，不想李一氓知道后，隻說了句：記著讓他們改就行了。如此雲淡風輕，超出想象，反倒讓親歷者刻骨銘心。

除了回憶錄以外，李一氓的來往信件、寫給報刊的文章以及書的序言，也是李克工作的內容。“氓公口述我筆錄的一篇重要序言，就是著名的《走向世界叢書序跋集·序》。那套書原典的總序由錢鐘書先生撰寫，而序跋集單獨出版的序，鐘叔河先生則恭請李一氓先生來寫。”這篇序言，比較完整地體現了李一氓對於傳統文化的轉化以及古籍整理工作的理念與原則。

收藏的圖書標簽、吊簽等都親筆撰寫

關於李一氓先生的藏書，大約有4600冊書籍，其中3500冊是線裝書。李克說，實際上李一氓先生的收藏從戰爭年代就開始了，尤其是在抗日戰爭后期和解放戰爭初期，他盡可能將散失零落在各處的文化精華收集保存下來。“我聽氓公說過，1945年在蘇北時，他看到不少部隊用字畫屏幅鋪在地上睡覺，他就告訴身邊的人說，不能這麼糟蹋東西。在部隊轉移后他讓警衛員將字畫一幅幅卷起來收好，也告訴其他指揮員有字畫收起來送給他，他也就以此為起點開始了收藏與捐贈的生涯。”

李克還聽李一氓和家人說起，1947年從蘇北撤退到煙台再遠征大連時，沿途敵人重重封鎖，過海時乘一艘小船，浪濤在前，李一氓卻隻帶上了那幾箱古舊字畫。解放戰爭時期他轉戰到山東，曾把東西藏在一位老鄉家裡，之后輾轉多地，才將所藏帶回北京。新中國成立后，李一氓將這批在炮火中保存下來的字畫，無償送還給了蘇北代表團。

上世紀50年代初期到北京后，李一氓的收藏熱情絲毫不減。他常和郭沫若、阿英、鄭振鐸等人逛琉璃廠。李克說，當時琉璃廠的店主們都很佩服他們，因為凡是他們看中的便能豁出一切地購買。時間一長，李一氓與一些書店的店主、店員建立起了良好的關系，對方也知道他要什麼，中國書店的工作人員常背著個小藍布包袱到家裡來送貨，客戶看上了就留下，看不上店員就會用小藍包袱再背回去。

李一氓孫女整理的回憶文章中也提到：“爺爺每月發了工資，拿出150元交到書店，碰到合適的東西，書店便代為買下，每年8月和年底結兩次賬，多退少補。”文中還談到，鄭振鐸是李一氓十分敬重的人，李一氓原本側重收藏字畫，后來受鄭振鐸的影響，也購買起小說、劇本、木刻畫等典籍。兩人還曾在琉璃廠爭書，李一氓曾說：“因為鄭振鐸長期在琉璃廠活動，面子大，我總爭不過他。”

李克笑言，曾聽李一氓夫人抱怨：“如果沒有我養家，他收藏什麼呀，他的錢都拿去買東西了。”

李一氓以收藏宋本《花間集》而著稱。據孫女文中所述，《花間集》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詞總集，自宋至清刻本豐富，李一氓所藏的《花間集》有二十種，其中宋、明、清、民國版本十七種，均為學術界公認的善本，加上他手抄的上世紀50年代影印的一部宋刻本及一部據明本所校的香港排印本，共二十種。目前尚未發現海內外圖書館或收藏家收藏如此多的《花間集》。李一氓不僅搜求各種版本，政務之余還在比較不同版本的基礎上做了全書的校勘，出版了《花間集校》，他希望自己的校本能夠做到“讓隨便念念的人不會撞上一個錯字，亦給治文學史者有可信賴的依據，更沒有其他的侈願”。李一氓所校《花間集校》也被詞學界推為權威精校本。

李克回憶，李一氓所藏圖書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書籍的標簽、吊簽等他都親筆撰寫，有一些還配置了專門的函套。他回憶：“氓公還有幾件特別得意的藏品，就是他書房裡的文房四寶，都是晉代的精品。他說那個時代瓷尚未完全形成，處於陶向瓷的過渡階段，所以非常有古韻。”李一氓在回憶錄裡也寫到了文房四寶的收藏。

收藏文物，特點是隨買隨捐

李一氓收藏文物，特點是隨買隨捐。李克介紹，新中國成立初期，氓公買到一幅元朝陸行直的《碧梧蒼石圖》，知道此人畫作流傳下來隻有這一幅，他當即就捐給了故宮博物院。

李一氓曾在歐洲工作，所以他有一類專藏與眾不同，那就是馬列著作及手跡以及毛澤東的早期著作版本的收藏。李克說，氓公孫女李燕女士有過統計：氓公收藏有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各地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數十種，包括各種單行本及不同的版本，后來悉數捐贈給了上海圖書館。他還利用在國外工作的機會，有意識地收藏馬列著作及手跡。50年代在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書記時，長住維也納，他事先設定目標，在舊書店裡尋找《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的早期珍稀版本，一旦發現便毫不猶疑，自掏腰包，買下來后無償捐給國家。國家圖書館現藏最早的《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和德文版都是李一氓捐贈的。他捐獻的《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德文初版更是罕見的珍品。他還收集了七件馬克思和列寧的手跡，其中有一件列寧1907年的法文信是首次發現。按照他的一貫做法，回國后也全部捐給了國家圖書館。

李一氓是四川彭州人，對於家鄉文化事業的建設他也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心血，“李燕女士曾說，氓公自稱是四川的‘採購員’。在成都杜甫草堂初建時，他便自告奮勇地表示願意幫助草堂搜集文物資料。”后來，李一氓不負諾言，收到若干種杜詩的英法文譯本，還千方百計托日本朋友找到不少日文本的杜詩集。最終，李一氓捐給杜甫草堂的杜詩本子約三十種，外文本四十來種，代購的約三十五六種，其中多數為孤本、善本。杜甫草堂的鎮館之寶——國家一級古籍、海內孤本的宋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也是1964年夏李一氓在北京中國書店發現后購得的。

李一氓先生1990年去世，享年87歲，生前已對所藏做了妥善安排。李克介紹：“一部分收藏捐給了國家檔案館、國家圖書館，一部分捐給故宮，還有一部分捐給家鄉，藏品進入四川省博物館、四川省圖書館及杜甫草堂。”捐贈的來往信函，均是由李一氓口述、李克來筆錄的。故宮曾就李一氓的捐贈出版了《故宮李一氓藏石濤畫集》，國家圖書館也據李一氓所捐出版有線裝的《花間集影印版》。

所做的古籍沒有人看，是專業工作者的失職

1986年8月，李克曾陪李一氓到上海，住在上海湖南路的湖南別墅，在那裡開過一些具有紀念意義的會議，其中有一個較為重要的會議就是關於潘漢年的電視劇應該如何組織編寫。“氓公有一個想法，他說國民革命時的孫中山、宋慶齡夫婦，既有革命也有愛情。護國軍的蔡鍔、小鳳仙也是既有革命也有愛情。我們革命事業的領導人潘漢年和夫人董慧也同樣如此，我們要展示出他們的傳奇故事。為此，他召開了各個部門的座談會，希望將潘漢年的革命與愛情表現出來。”

在上海金山修養時，宣傳部長王元化也來陪同。王元化19歲時就帶領上海進步學生慰問團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那時候氓公是新四軍的總秘書長。當年王元化申請留在軍隊裡，但組織讓他還是回上海做進步學生的工作。因為這些淵源，李一氓一到上海，王元化先生便來陪同。他們一起回憶共同的朋友和經歷的事件，在一起累計有十幾天之多。李克回憶：“王元化先生總是滔滔不絕，氓公則總是微笑著傾聽。”

如今，李克從事古籍出版事業，主要做傳統文化核心經典的傳承。“當年跟著氓公工作的時候，他認為如果當代出版人所做的古籍沒有人看，或者從業者隻為賺錢，沒有做好現代轉化工作，那等於是專業工作者的失職。他曾叮囑各個古籍社的領導，一定要做好現代的詮釋工作，不能隻做古籍出版的搬運工。”李克堅守著氓公的出版理念，堅持古籍要做整理，要讓人能看懂，“這是從業者的職責。”

李克說：“比如我們花五年時間做了全文化視聽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書、視頻、音頻一體化，請了13位國內的專業學者來做講解，目前在喜馬拉雅上已經有200萬的收聽。”李克堅持所做宣紙書都要用手工宣紙，因為他一直強調誠敬閱讀和精深閱讀。“當今時代信息來得太容易，很少經過人的耐心選擇，更談不上深層思考。我覺得宣紙書能夠讓人身心澄靜，讀者拿到這樣的書，多半會更好地讀下去、讀進去。”說到此，李克悠然神往，“我剛參加工作就在氓公身邊，他對我的影響始終有一脈書香，我僅希望可以將之延續得更為久遠一些。”

文/記者 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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