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歲末，成都攝影家袁蓉蓀在忙碌中度過。近日，他的新著《巴蜀石窟：藏在鄉野中的中華文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使得他輾轉於分享會、對談，與讀者、同行們交流十余年間尋訪拍攝石窟的心得體會。

　　“寂靜荒涼的枯藤老樹邊，誰能想到山野中唐風宋韻的石窟造像，會在此歷經風霜一望千年？”翻開《巴蜀石窟》，這部400多頁的作品以612張圖片、18萬字的篇幅，介紹了巴蜀大地上的37處石窟。

　　袁蓉蓀以歷史地理空間為界，沿著佛教在巴蜀地區的傳播路徑，將全書劃分為“蜀道遺珠”“嘉陵江畔”“川西壩子”“成渝古道”等章節，此外還專辟“安岳石窟”“大足石刻”兩章，將這對巴蜀石窟的“雙子星”進行了集中呈現。

　　“我系統地拍攝中國石窟造像，就是由尋訪巴蜀各地山野中的摩崖石窟開始的。”袁蓉蓀希望通過這部新著，不僅展示石窟造像，更讓大眾了解其得以延續千百年的文化土壤。

　　人 物 名 片

　　袁蓉蓀

　　四川成都人，副研究館員，《中國國家地理》簽約攝影師，四川省文旅廳四川文化專家庫專家，成都市攝影藝術家協會副主席。十多年來在全國各地尋訪拍攝石窟造像，專注於其歷史、文化和藝術的研究與傳播，多次舉辦以巴蜀石窟為主題的“空谷妙相”個人攝影展，出版有《空山：靜寂中的巴蜀佛窟》《空谷妙相：時光裡的中國佛窟》《佛窟中國》《巴蜀石窟：藏在鄉野的中華文明》等圖書畫冊。

　　1十余年尋訪，定格中國石窟藝術的“下半闋”

　　攝影創作早期，袁蓉蓀主要醉心於西部風光，不過他也一直喜歡歷史文化，尋找屬於自己的題材。在他看來，“石窟就是一部開鑿在石頭上的史書，將藝術、宗教、建筑、服飾、歷史人文等融為一體”，於是從2006年起便專注於拍攝佛教石窟，十余年間基本走遍了中國主要的石窟。

　　實際上，《巴蜀石窟》已是他關於中國石窟的第四部著作，此前，他於2012年、2016年、2019年分別出版了《空山：靜寂中的巴蜀佛窟》《空谷妙相：時光裡的中國佛窟》《佛窟中國》3部作品，其中《佛窟中國》還譯成了英文。

　　出版《巴蜀石窟》，似乎又回到了袁蓉蓀的起點，而這一起點的意義和價值非同一般。唐代北方戰亂，中斷了石窟造像的蓬勃發展，中原地區結束了大規模的開鑿造像。其藝術火種隨著達官顯貴、文人雅士和工匠藝人傳入巴蜀地區后，石窟開鑿遍地開花，歷經唐宋元明清不斷發揚光大，造就了中國石窟藝術的“下半闋”。

　　袁蓉蓀說，巴蜀石窟在全國石窟造像中佔據顯著地位，根據2020年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全國石窟寺專項調查，全國有石窟寺2155處、摩崖造像3831處，共計5986處石窟造像文物。其中川渝兩地就有2850處，接近一半﹔四川省共2134處，數量位居全國第一。兩處世界遺產樂山大佛和大足石刻，更是聞名中外。

　　不過，從巴蜀出發走遍中國又回到巴蜀，這樣的拍攝、出版順序並非有意為之。

　　2019年9月，作為《中國國家地理》簽約攝影師，袁蓉蓀在該刊物發表《石窟文管員 巴蜀大地的國寶守護者》一文，引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關注，與其取得聯系，希望他以此為主題推出一部專著。當時，袁蓉蓀剛剛出版《佛窟中國》，打算第二年繼續“追根溯源”，到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拍攝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石窟造像。沒想到，突如其來的疫情打斷了計劃，他便開始安心完成出版社的“命題作文”。

　　從2006年以來，袁蓉蓀已經積累了大量關於巴蜀石窟的圖片、資料。不過，為了完成這部新著，他在約兩年的時間裡，對過去已經造訪的巴蜀石窟展開重訪、補拍，重點了解石窟寺、文管員的現狀和變化。2022年初提交書稿后，他還在圖書編輯過程中補充了一些最新的照片，例如內江東林寺唐代千手觀音，就借助無人機航拍手段，將寺院、石窟融入周邊山水中，展現其所處地理位置以及與環境的關系。

　　對於巴蜀石窟分布圖，袁蓉蓀也不滿足於在行政區劃圖上標注方位。“巴蜀石窟的開鑿選址體現出依山傍水的地理特征。”他早年曾跟隨著名畫家趙蘊玉學藝，主攻青綠山水，於是發揮專長手繪分布圖，展現巴蜀石窟的空間分布。袁蓉蓀反復構思、畫草圖、起稿、修改，花了一個多月才定稿，后續上色又用去同樣時間。

　　四尺整張宣紙大小的分布圖上，標記了具有代表性的石窟與摩崖造像點，最難的部分則是相關文字，一旦寫錯就前功盡棄。為此，袁蓉蓀把分布圖劃分為一個個網格，將書寫內容打印成大字，寫一個撕掉一個。最終，分布圖以經折裝的傳統裝幀方式獨立呈現，巴蜀大地特有的地理格局、星羅棋布的石窟造像躍然紙上。

　　2 深入荒山野嶺，搜尋鄉野中的巴蜀石窟之美

　　袁蓉蓀生平第一次和石窟親密接觸，是上世紀80年代初。一次，表叔騎著摩托車，經過蜿蜒起伏的老成渝路，搭著他去看大足石刻。費時一天到達大足寶頂山，盡管早已灰頭土臉、腰酸背痛，袁蓉蓀還是拿著相機就拍了起來。

　　“那時隻為一時興起，也不知對象為何方神聖，走馬觀花地拍了兩卷黑白膠卷，以示到此一游而已。”不過，石刻造像的精美絕倫、佛菩薩威儀中的慈眉善目，還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后來系統地拍攝石窟造像埋下伏筆。

　　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的巴蜀石窟中，大足石刻這類廣為人知的點位，自然是袁蓉蓀鏡頭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在《巴蜀石窟》一書中，更多卻是一些相對沒那麼有名、卻具有不凡價值的石窟。該書的副標題“藏在鄉野中的中華文明”中的“藏”和“鄉野”這幾個字，就准確地道出了袁蓉蓀這一路尋訪、拍攝的突出特征。

　　袁蓉蓀很早就聽說遂寧市安居鎮梵慧寺有一個巨大的佛頭，2018年前來尋訪時，連寺廟都沒找到。兩年后，他再度驅車前來，拐過一個又一個山坡，隻要看見人家就下車打聽，憑借自己多年來在山中尋找石窟的經驗，終於順著一條古道走進荒無人煙的梵慧寺，又幾經周折在一處荒草雜樹中找到一尊阿彌陀佛頭像。

　　這尊高浮雕造像高4.5米、寬2.4米，造型古朴夸張，風格簡約粗獷，頗有初唐造像的氣韻。袁蓉蓀在齊腰深的荒草中選擇拍攝角度，留存大佛在山野的原始自然狀態，全然忘記了蚊虫的肆意叮咬。“拍攝完成后仍然戀戀不舍，真是發自內心地喜歡這樣一個奇妙的場景，一個人、一座山、一尊佛、一場相隔千年的對話。”

　　尋訪內江資中南宋釋迦大佛，也費了袁蓉蓀不小的力氣。“當地鄉村路口多且無標識，即便到了大佛所在的村子也感到茫然，停車問路上的村民也始終沒什麼收獲。”最終，他經過當地村民的指引，扛著攝影器材徒步在瓦房田園間幾經輾轉，終於找到隱沒在大片幽深竹林中的大佛。袁蓉蓀介紹，資中唐代時就已大規模開鑿摩崖石窟，南宋大佛與周邊的羅漢造像，就是大量巴蜀石窟造像散落在山野的又一例証。

　　《巴蜀石窟》書中的點位，袁蓉蓀大都多次到訪，十余載光陰，他見証了文物造像從山野荒谷進入圍牆廟堂，文物保護級別越來越高，前往當地的坑窪土路變成了如今平整的“村村通”水泥路。同時，他也目睹了一些有趣的場景。

　　眾所周知，野外文化遺跡保護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物理性的風化剝蝕在所難免。在安岳茗山寺文殊師利窟，菩薩身后曾左右各開鑿5個圓龕，左壁的5龕坐佛由於處於風口沒有遮擋，經年累月風化形成了密集排列的石紋線條，別具一番獨特的韻味﹔右壁因早年岩壁崩塌僅存3龕，但因為不在風口上，佛像依舊精致完好。

　　這也啟發了袁蓉蓀下一步的創作思路。“無論怎麼保護，風化損毀總是難免的，可以持續關注這些石窟造像，進行前后對比，反映歲月的流逝。”在他看來，這既能對石窟造像進行“文獻式”記錄，又能展現攝影藝術“瞬間永恆”的魅力。“佛像從眉清目秀到逐漸模糊、消失，能夠激發人們對石窟文物的保護珍惜。”

　　3 平淡的“流水賬”，記載亙古延續的煙火氣

　　《巴蜀石窟》的封面，採用了2009年秋收之際在安岳臥佛院拍攝的一張照片。圖中，唐代臥佛周圍的稻田已部分收割，村民有的在田間揮舞鐮刀忙碌，有的在臥佛前的空地和道路上晾晒稻谷，還有人在臥佛上方的平台俯瞰。

　　“拍攝之初，我被石窟造像的藝術之美感召，也把鏡頭聚焦在佛像。后來，時常在鄉間看到人們的勞動生活融入古老造像環境，使我意識到應該更多地關注承載千年石窟的文化土壤，不再滿足於‘標本式’的拍攝。”袁蓉蓀說。

　　袁蓉蓀說，石窟文化融入社會生活，正是巴蜀石窟造像獨具魅力之處，這裡的很多民俗祈福節慶活動，都與周邊石窟造像有諸多關聯。后者與村民相伴相生，世代生活在周邊的人們自覺愛護，村舍路邊的摩崖造像如同一龕一窟的宣傳畫，與日常的生活勞作延續千百年，一靜一動之中，構成一幅幅平常質朴的風俗畫。

　　他還將鏡頭聚焦於石窟造像身邊那些默默無聞的守護人，也就是巴蜀各地鄉村的文管員。“山中的石窟造像大多遠離鄉鎮，許多地方至今不通公路，同時許多民間石窟文物保護級別不夠、地方文管部門人手經費緊缺，無法提供專門專業的保護。”袁蓉蓀說，早期地方文管部門一度發動關心文物的當地村民百姓兼任文管員，提供微薄酬勞甚至是義務性質，后來發展為聘請村民擔任專職文管員，領取財政補貼。

　　不少“基層文管員”，一干就是大半輩子。在成都龍泉驛彌勒大佛寺，有一塊長14米、寬4.4米、高8米的巨大紅砂岩石，因為不與四周山岩相連且色澤突兀，被當地人稱作“天落石”。“天落石”上，除了赫赫有名的北周文王碑，自唐代以來還陸續開鑿了54龕、160多尊摩崖造像。肖大爺在1968年擔任生產大隊民兵連長時被委以重任，守護“天落石”上的相關文物﹔后來，他干脆把家搬到距離大佛寺門口僅十多米遠的地方，生活起居都在附近，更加方便看管，家裡人也可以一起照應。

　　在眉山仁壽壇神岩的尋訪、拍攝經歷，也讓袁蓉蓀印象深刻。壇神岩造像共有55龕385尊，以道教造像為主，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牛角寨石窟的重要組成部分。2010年6月，袁蓉蓀首次來到壇神岩，時年70歲的文管員黃天健背著背篼趕來開鎖，他的外孫女也帶著一隻小白狗過來玩耍，都被定格在袁蓉蓀的鏡頭中。

　　每拍攝一處石窟和當地的文管員，袁蓉蓀都會將照片沖洗出來送給拍攝對象。2018年，他終於抽出時間，帶著照片重訪壇神岩，沒想到黃天健和他的外孫女都已離世，黃天健的弟弟黃天明、弟媳曾淑華繼承了哥哥的衣缽，繼續守護壇神岩文物造像。物是人非，這一次，袁蓉蓀又為幾位老人和已經老去的小白狗拍攝了合影﹔不同的是，滿院半人高的荒草清除后已經鋪上石板，壇神岩周圍也有了圍牆和監控設施。

　　在《巴蜀石窟》中，袁蓉蓀花費大量筆墨，記載這些普通人與石窟的故事，看似平淡的“流水賬”，卻在歷史、文化、藝術領域之外，揭示了巴蜀石窟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他以自己的經歷為線索，帶出巴蜀石窟的基本知識和感人故事，“有些故事過去隻在當地口耳相傳，它們值得被記錄下來，讓更多人知道和分享。”（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余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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