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華錄》中，女主角趙盼兒通過經營酒樓，改變人生命運。這一藝術虛構的故事情節也反映出了一段重要的歷史變革：古代因為糧食有限，政府禁酒，漢武帝時期推出“榷酒”制度，實行釀酒的國家專賣，直到宋代才採用隔釀法，允許民間釀酒賣酒。而隔釀法最先實行的地方就是成都。南宋時期，酒市不僅是四川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更是國家的經濟命脈。

　　隔釀法 成都全國試點

　　我國確切的釀酒歷史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期。周朝建立后，周公發布了著名的《酒誥》，將禁酒作為一項國家制度。嚴苛的酒政一直到了漢代才有所改善。“文景之治”輕傜薄役恢復生產，到了漢武帝初年，民間經營鹽、鐵及酒類的商人已經富可敵國，司馬相如的老丈人卓王孫就是其中之一。卓文君當壚賣酒，而司馬相如穿著一條大褲衩清洗酒器，可見當時民間的酒肆有多麼盛行。為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漢武帝在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推出了“榷酒”制度，開啟了中國2000年的酒類專賣歷史。

　　在北宋時期，酒如鹽一樣，仍是專賣品，掌握在官府手中。陸游《樓上醉書》描寫成都的酒樓“益州官樓酒如海，我來解旗論日買”，說的就是官釀機構賣酒的盛況。宋代官府設置酒務，管理酒的釀造、銷售和稅收。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今遂寧人趙開出任川陝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為籌集軍費，他改變官釀規定，實行隔釀法。官府放開釀酒、賣酒專營權，提供場所、釀具、酒曲，民間酒戶自備釀酒原料，向官府繳納一定費用，釀酒數量不限，銷售自負。隔釀法最先在成都實行，不到兩年遍行全川，使四川的酒課（酒稅）很快遞增至690萬緡。據學者統計，宋高宗末年，全國酒課歲入1400萬緡，四川酒課為410萬至690萬余緡，佔全國酒課收入的29%-49%。

　　南宋時期，酒市不僅是四川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更是國家的經濟命脈。南宋建炎四年至紹興四年，南宋朝廷抵抗金國入侵的川陝之戰，其軍費開支有1/5來自蜀中的酒稅收入。釀酒賣酒對於朝廷稅收的重要程度，也隻有漢末時的錦市能夠與之相提並論。

　　蜀中名酒詩歌傳

　　宋代蜀中有哪些名酒？因為詩人的詩詞，漢州（今廣元市）的鵝黃酒、榮州（今自貢榮縣）的琥珀酒、眉州（今眉山）的玻璃春、郫縣（今成都郫都區）的郫筒酒，美名流傳千年。

　　從入蜀開始，陸游詩中就有酒，《劍門道中遇雨》雲：“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味？細雨騎驢入劍門。”在成都，他開心時喝酒，郁悶時也喝酒。想到金人進犯，自己卻不能上陣殺敵，嘆息：“興來買盡市橋酒，大車磊落堆長瓶。哀絲豪竹助劇飲，如鋸野受黃河傾。平時一滴不入口，意氣頓使千人驚。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品嘗鵝黃酒時，陸游感慨：“嘆息風流今未泯，兩川名醞避鵝黃。”琥珀酒也令他沉醉不已：“鵝黃名醞何由得，且醉杯中琥珀紅。”品鑒來自蘇軾家鄉的玻璃春時，他寫道：“眉州玻璃天馬駒，出門已無萬裡途。”而郫筒酒，讓詩人甘願典衣沽酒，但求一醉：“未死舊游如可繼，典衣猶擬醉郫筒。”

　　此外，成都還有兩種名酒和蜀中“才女”有關。西漢才女卓文君為了追求真愛，離開富商之家，與大才子司馬相如當壚賣酒，成就了千古佳話。唐代杜甫曾專程到琴台去喝臨邛酒，寫下名句：“酒肆人間世，琴台日暮雲。”宋代的文君酒，當然不可能是漢代卓文君賣的酒，但蜀人將這種酒命名為文君酒，寄托了非同尋常的美好寓意，也讓文君酒備受文人喜愛。另一種美酒名為錦江春，則與薛濤有關。錦江春產於成都東門外濯錦江外，據說是用薛濤井的井水釀出的美酒。薛濤是唐代著名才女，與魚玄機、李冶、劉採春並稱唐代四大女詩人，與卓文君、花蕊夫人、黃娥並稱蜀中四大才女。1999年，在成都水井街酒坊遺址考古發掘中，發現了清代刻有“錦江春”字樣的青花瓷片，地層下面還出土了大量唐宋時期的陶瓷器殘片，可見其歷史悠長。元末明初，“福升全”燒坊在水井街酒坊舊址中重建，取薛濤井井水釀“薛濤酒”，即全興大曲前身。詩人馮家吉《薛濤酒》雲：“枇杷深處舊藏春，井水留香不染塵。到底美人顏色好，造成佳釀醉熏人。”（成都日報錦觀記者 吳亦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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