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以宋代為歷史背景的《夢華錄》精致唯美地再現了“宋風雅韻、詩意書香”，成為現象級熱播劇。從《清平樂》《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鶴唳華亭》到《夢華錄》，熒屏“宋風”盛行的背后，是觀眾對宋代生活美學的探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向往。

　　“燒香點茶，挂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累家。”在宋代文人看來，燒香、點茶、挂畫、插花，四般閑事潤物細無聲，將日常生活升華為生活美學。而成都作為宋代最繁華的大都市之一，既有織錦、造紙、雕版印刷等產業支撐，更有茶馬交易、十二月市，商業活力旺盛，市井煙火讓人追求精致生活。歷史上，宋代的成都生活美學，比火爆熒屏的《夢華錄》更加精彩。

　　笙歌

　　百余宋詞詠蜀樂

　　《夢華錄》中，宋引章以一首《涼州》曲驚艷四座，名動京城，而她器樂獨奏“獨彈琵琶”，很可能是受到蜀地風氣的影響，其橫抱琵琶的手法也是唐代風格，《韓熙載夜宴圖》中就有橫抱琵琶彈奏樂曲的仕女形象。

　　在唐代，成都已是全國重要的音樂中心，涌現了許多古琴大師。五代十國，大量音樂人才入蜀避亂，蜀地較為完整地保存了唐代音樂的原貌。前蜀皇帝王建更是一位“音樂發燒友”，他去世后，棺床四周雕刻有“二十四伎樂”圖，音樂永相伴。隨著宋滅后蜀，大量蜀地樂工從成都被送到了中原，對整個宋代的音樂影響巨大。有統計顯示，宋代與成都相關的詩詞創作超過了1000首，其中有157首宋詞直接提到了成都的音樂。“百首宋詞詠蜀樂”，說明成都“音樂之都”的底蘊。

　　宋代成都的音樂氛圍，給每個來成都的詩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在蜀中生活了8年的陸游，用“一城絲管”做出了精辟的總結——整座城池中都飄散著器樂之音。整座城市“笙歌”不斷﹔詩人孫光憲感嘆“乍佔錦江春，永認笙歌地”﹔陸游雲“富春巷陌花重重，千金沽酒酬春風。酬春風，笙歌園裡，錦繡叢中”，具體指出成都富春巷優伶集居，是名氣最大的“笙歌園”﹔范成大說“春風得意笙歌逐”﹔京鏜雲“笙歌叢裡，旌旗光映林樾”﹔田況曰“又見笙歌入寺來”﹔張仲殊說得最直白：“成都好，蠶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燈火上紅樓。車馬溢瀛洲。”

　　《夢華錄》劇中的花月宴，用歌舞形式還原了唐代名畫《搗練圖》場景。宋代音樂與唐代有所不同，由宮廷轉向民間，市井音樂開始變成音樂的主流，成為“市井煙火氣”的最好注腳。成都不僅城中“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郊外也歌舞連天，氛圍甚至比城中還要濃。田況《寒食出城》雲：“郊外融和景，濃於城市中。歌聲留客醉，花意盡春紅。”《鈐轄廳東園記》則有這樣的描述：成都“素號繁麗。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乎通逵，層樓復閣蕩摩乎半空。綺轂晝容，弦索夜聲。倡優歌舞，娥媌靡曼，裾聯袂屬。”以此可見當時成都的繁華以及歌舞管弦之盛。

　　焚香

　　六月香市精致生活

　　以宋朝為背景的電視劇，屋內擺設必有香熏爐，裊裊香煙處處可見，《夢華錄》如此，《清平樂》《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鶴唳華亭》等都如此。黃庭堅說“天資喜文事，如我有香癖”，宋代文人對香有一種近乎痴迷的執著：讀書時要焚香，“世事無端自糾紛，放翁隱幾對爐熏”（陸游）﹔烹茶時焚香，“煮茗燒香了歲時，靜中光景笑中嬉”（范成大）﹔撫琴時焚香，“約客有時同把酒，橫琴無事自燒香”（陳必復），消暑時要焚香，“燎沉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周邦彥）﹔閑居時要焚香，“酒醒夢回春盡日，閉門隱幾坐燒香”（蘇軾）。

　　宋代以前，熏香還是皇家貴族享受的專利，花蕊夫人《宮詞》雲：“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郁金香。雖道君王不來宿，帳中長是炷衙香。”宋代造船業與航海技術發展，海上貿易空前繁榮，朝廷專設市舶司，香料進口量極大，熏香不再囿於宮牆朱門，流入尋常百姓家。由此還形成了香學研究，出現了《名香譜》《天香傳》《洪氏香譜》等一批專著，標著中國香文化進入鼎盛時期。

　　宋代成都，六月為香市，專門交易香料、香品。此外，端午節時還有專門的香藥集市。端午時，人們佩戴香囊，懸挂艾草，大慈寺也應景開設香藥集市，售賣香料、香草，以及隨身佩戴的香囊、沐浴用的艾草、加入酒裡的雄黃等。香市上香的銷售，不僅要滿足老百姓的日常所需，還要供應給成都眾多的寺廟。不僅香市繁榮，權貴皇室也流行制香。后蜀皇室就有“后蜀孟主衙香”“花蕊夫人衙香”等傳世名香。這也深刻影響了宋代皇室，宋徽宗趙佶就欽定了宣和御前香的香方，親自制香，賞賜近臣。

　　成都的香市還有一個特點，既“燒香供佛”又“借佛游玩”。成都游樂之風十分盛行，宋人進香拜佛之際，沿途商戶不僅售賣熏香、香料，食物和其他商品也必不可少。香文化也從日常生活進入人們的精神世界。正如黃庭堅在《香十德》中所描述的那樣：“感格鬼神，清淨心身。能除污穢，能覺睡眠。靜中成友，塵裡偷閑。多而不厭，寡而為足。久藏不朽，常用無障。”

　　挂畫

　　“黃家富貴”影響宋代畫風

　　眼尖的觀眾發現，《夢華錄》堪稱“名畫錄”，作為情節或者背景出現的名畫都是今天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包括范寬的《溪山行旅圖》，以及《魁星踢斗圖》《玉堂富貴圖》《雪竹圖》《秋山行旅圖》《韓熙載夜宴圖》等。茶館酒肆市井之地為何挂有這麼多古畫？

　　宋代詩人陳師道《后山叢談》記載：后蜀皇帝孟昶收藏有大量書畫藝術品，宋太祖趙匡胤對亡國之君的做法很不以為然，將這些古畫賜挂於京城汴梁（今開封）東門外的茶肆，讓老百姓也能欣賞。茶肆酒肆商鋪挂畫，既可招攬生意，又營造休閑情趣，深得文人雅士的贊賞，宋代詩人文同就說“惟於試茶並看畫”，蘇軾則說“嘗茶看畫亦不惡”。在文人的推崇下，民間對挂畫風潮也“人競趨之”。隨之出現了專門為高門大院提供挂畫服務的“涉兒”（亦稱“手作人”），以及挂畫機構“排辦局”。據《夢華錄》記載，這些人“專攻刀鑷，出入宅院，趨奉郎君子弟，專為干當雜事，品茶挂畫，說合交易。”

　　北宋繪畫，深受后蜀影響，宋徽宗就是黃筌畫派的代表畫家。《夢華錄》中出現徐熙所作的《玉堂富貴圖》，也和成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徐熙是五代南唐的著名畫家，與后蜀成都的宮廷畫家黃筌屬於同一時代。當時花鳥畫分為兩大流派，黃筌的畫造型嚴謹，華麗生動，有“黃家富貴”的美譽。而徐熙開辟的水墨淡彩寫意花鳥畫風格則“重意不重形”，被稱為“徐家野逸”。《玉堂富貴圖》中的牡丹艷麗怒放，海棠花與玉蘭更顯潔白高雅，畫的下方一隻白頭翁正引頸觀望，姿態生動，卻頗有幾分“黃家”大富大貴的風採。有意思的是，黃筌的第三子黃居寀也畫過一幅《玉堂富貴圖》，畫中玉蘭盛放於枝上，白鶴傲立於樹下，整幅畫透著一股清新淡雅的風格，反倒有幾分“徐家野逸”的景象。

　　挂畫是為了賞畫，由此催生文人雅集、香席茶飲等文藝社交活動。名人雅士聚集一堂，互相品鑒創作收藏，探討文化藝術、人生哲學，這才是精致生活的精神內核。

　　點茶

　　成都創造多個世界第一

　　宋人品茶之風盛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無不以飲茶為時尚。《夢華錄》劇中女主角趙盼兒開茶鋪，是位點茶高手，故事開篇就展現了她行雲流水的倒茶功夫，她的茶百戲更讓人眼花繚亂。

　　宋人喝茶，並非像今天這樣以散茶為主，沖泡后即飲。他們常用茶餅，喝茶時要先把茶餅碾成茶末，然后擊拂點茶。點茶出現的泡沫凝聚，宋人以“乳餑”“沫餑”“英華”“乳花”“粟花”“瓊乳”“雪花”“白花”“凝酥”等華麗意象的詞語喚之，最后用茶膏在乳餑之上題字作畫，猶如水之丹青。茶百戲將日常生活上升為觀賞藝術，囊括禽獸虫魚、花草詩詞，包羅萬象。斗茶是一項比拼點茶品質、點茶技術的娛樂活動，比誰的茶浮沫顏色更白更多更細膩，浮沫凝而不散稱為“咬盞”，是宋人獨有的雅趣之戲。技藝高超者能夠在茶水表面創作出各種精美的圖案，猶如今天的咖啡“拉花”。

　　成都作為茶的故鄉，有著深厚的茶文化積澱。《華陽國志》記述：“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丹、漆、茶、蜜……皆納貢之。”早在3000多年前，巴蜀一帶就已經以茶作為貢品了。秦漢年間的四川對茶葉的栽種已非常廣泛成熟。據秦漢時代的《神農本草經》記載：益州（四川的古稱）川谷山陵道旁皆為茶樹，粗者需要兩人合抱。宋代成都是全國最重要的茶產地，蜀州（今崇州）、邛州（今邛崍）、彭州、永康軍（今都江堰）都大規模種植茶葉。其中，彭州茶為“餅茶”，茶餅形狀小，以嫩芽制成者最佳﹔蜀州茶為“散茶”，茶葉形態各異﹔邛州茶有專門的“火番餅”，茶餅大而甘中帶苦，是茶馬古道上的主力商品，“茶馬互市”為大宋換取馬匹等重要戰略資源。

　　成都不僅產茶，還創造了多個世界第一：西漢時寓居成都的王褒，在《僮約》中有“烹茶盡具……武陽買茶”的記載，這是世界上最早明確的飲茶記載﹔成都還開了第一家茶館﹔設置了第一個茶葉市場﹔寫下了第一首茶詞……宋代成都的茶藝位於全國前列。

　　宋代的茶，不僅是一道飲料，更代表一種精致生活。宋代文人雅士從飲茶中開創了“茶詞”。這個創舉，就來自於成都知府、大詞人宋祁。《歲華紀麗譜》記載，宋祁品茗，讓歌伎在奉茶時“唱新詞”。這種風雅之事，迅速在文人中流行起來。蘇軾《行香子·茶詞》有詳細描述：“綺席才終，歡意猶濃。……看分香餅，黃金縷，密雲龍……覺涼生、兩腋清風。暫留紅袖，少卻紗籠。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歌伎持杯送茶，唱歌勸茶，“曲終奏雅”。所唱茶詞，既有既定曲目，也有在場詞人即興創作的新曲目。（成都日報錦觀記者 吳亦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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