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蒙山脈從宣威穿境而過，這個縣城臥在雲南和貴州邊界處的斜坡上。

7月，農民在田地裡忙著收割玉米和煙葉，盡管種煙葉比種玉米賺錢更多，但農民說，輪流種植能讓這片土地更肥沃。

很多事不像農民對種地那樣有把握。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宣威的肺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居全國前列，直到現在，宣威依然是肺癌高發區。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研究團隊奔赴到雲南省曲靖市下屬的這個縣級市裡，尋找肺癌高發的病因。

因為煙葉觸手可得？似乎不是。當地女性吸煙率遠遠低於男性，但男女發病率相差不大。

和海拔相關？似乎也不是。住在高海拔和低海拔的村民，發病率接近。

和當地人用煤生火做飯相關？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政府倡導村民改爐改灶，但依然有很多村民患肺癌。

截至今天，謎底沒有被完全揭開。從2018年開始，又有一群醫生扎進這個神秘的地方，他們逐村逐寨地動員村民做免費的肺癌早篩項目，為那些相對貧窮的早期肺癌患者免費做手術。

曲靖市中醫院中西醫肺癌中心主任劉斌是其中之一。他說，他想讓這片土地上的肺癌患者好好活下去，活到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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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在劉斌的家庭繞了一圈：2002年他母親查出肺癌晚期后，熬了半年就去世了﹔前幾年，他的父親、大姐，先后查出肺癌早期，及時手術后，如今，他們都健康地活著。

“也許在外地人看來，肺癌是不得了的病，但在我們這裡，它太常見，太稀鬆平常了。”劉斌說。

母親的病逝促使劉斌選擇當一名胸外科醫生，盡管在當時，願意做胸外科醫生的極少，因為在當地，這是個“看不到生命曙光”的科室，得了這個病，“很快就沒命了”。

這名1976年出生於曲靖的胸外科醫生見過許多罹患肺癌的家庭，“前不久，我們醫院一個護士，做了CT懷疑是肺癌，才31歲”。

這些年，他見過年紀最小的肺癌患者，隻有18歲左右。有個21歲的女大學生，剛剛大學畢業，檢查出早期肺癌。他在臨床上接診過一些晚期病例，窮盡了他能應用的治療方法，也留不住患者的生命。

在宣威，肺癌是困擾著許多人的難題。上世紀70年代初，衛生部腫瘤防治辦公室公布調查結果，1973-1975年間，曲靖市的宣威縣是肺癌高發地，其中，女性肺癌死亡率居全國之首。

吊詭的是，吸煙、職業暴露、空氣污染、電離輻射等這些公認的致肺癌因素，似乎都不是宣威肺癌發病率高的主要原因。

劉斌的母親不吸煙，也不是宣威人，沒有在煤礦上工作過﹔他的父親和大姐，都是公務員，幾乎從沒接觸過肺癌的致病因素。

2017年，劉斌調職到曲靖市中醫院，成為這家三甲醫院新成立的胸外科的主任。“別說在曲靖了，在醫院內部都沒有名氣”，他回憶，科室剛剛成立時，醫護人員的能力不足，患者也少，大多曲靖的肺癌患者不信任本地醫院，更願意去昆明的雲南省腫瘤醫院看病。

正當他苦惱於如何發展這個新科室時，一個同行提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的胸外科主任趙曉菁在為相對貧窮的地區做肺癌早篩早診的項目。

曲靖市中醫院幾乎派了一個代表團去上海找趙曉菁：醫院院長，胸外科主任，還有3個重要部門的領導。

在上海，這5個曲靖醫生才發現他們都是肺癌患者的家人、摯友、親戚，有人因為肺癌，失去過生命中重要的人，有人的家人當時正在承受肺癌之苦。

劉斌也沒想到，同行的同事居然都有著相似的經歷，盡管他知道，在曲靖，“這樣的家庭多得很，多得不要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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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仁濟醫院的趙曉菁此前從沒去過曲靖，也沒接診過來自曲靖的患者，但他知道，宣威是世界肺癌最高發的地方之一，“國內胸外科的醫生，都知道宣威”。

坐在仁濟醫院的餐廳裡，聽著曲靖醫生講那些家庭的故事，他有些感動，他能從對方的眼神裡，讀到“想做點事的決心”。

他一直在為這個項目尋找合適的地點。

2013年，趙曉菁在中國民政部增愛公益基金旗下成立了慈菁基金會，想在中國肺癌高發的地方，給貧困人群做肺癌早篩早診項目。

項目的第一次落地，在山東臨沂。在當地168個高危人群的篩查中，7名肺癌患者被找出，但那7人拒絕做免費的手術，他們誤以為這是群騙子，“我都沒有症狀，怎麼可能得了腫瘤！”

“這等於說，我的項目隻告訴了病人一個噩耗，但沒有解決這個噩耗。”趙曉菁不甘心。

一名來上海進修的河南醫生提議，他的老家河南安陽，有一群經濟困頓的鋼鐵廠工人，可能是趙曉菁的目標群體。但合作了大半年，當地的醫院配合度不高，篩查患者人數少，且無人患肺癌。

趙曉菁又去了青海省民和縣，一個高海拔、相對貧窮的地區。當地的醫護人員積極性高，兩三周給約500個農民做了篩查，但縣城的CT成像太差，趙曉菁無法精准判斷患者的情況。民和縣組織了一批大巴車，把疑似的病人都拉到省會醫院裡，再查一遍，最后，隻找到1個肺癌患者，這裡的發病率較低。

從2013年到2018年，趙曉菁逐漸摸索到，要把項目落地，需要什麼條件：要找到一個肺癌高發的地區﹔相對貧窮的群體﹔當地醫護有迫切性、積極性，想降低肺癌死亡率。

而曲靖市中醫院似乎正是合適的合作對象。

他們共同的敵人肺癌是一個摸不透的、難纏的對手。目前，肺癌是中國乃至全世界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疾病。

劉斌有同感：他明明給一位患者切除了病灶，半年后，癌細胞卻突然在患者體內爆發性增殖，患者不久后死亡﹔2005年，一個被他診斷過隻能活3個月到半年的患者，活到了現在，幾乎稱得上奇跡。

趙曉菁也一直和這個對手纏斗。 2016年，上海女性的肺癌發病率超過了乳腺癌，成為女性發病最高的惡性腫瘤疾病，且至今位列第一，“說不清為什麼”。

他很清楚，降低死亡率的一個重要的臨床手段是，使用低劑量螺旋CT篩查患者，找到早期肺癌患者。

他嘗試過許多方法，把早篩早診推廣出去。浙江一個胸外科大夫找過趙曉菁，說醫院的胸外科沒發展起來，沒患者。趙曉菁出主意：先給醫院50歲以上的職工做CT體檢，找到肺癌患者，再給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做篩查，讓官員也開始重視肺癌早篩早診，慢慢地，把理念推廣到全市。

“依靠老百姓自我覺醒是很難的，要先讓醫療人員意識到早篩早診的重要性。”趙曉菁說，這套推廣早篩早診的思路先后在南通的啟東、台州的溫嶺、嘉興等地實施。

5名曲靖醫生和趙曉菁在上海見了一面后，合作就開始了。曲靖市中醫院派了10名護士到上海仁濟醫院進修。

2018年12月29日，趙曉菁第一次抵達曲靖，給18個早期肺癌患者免費做手術。這18個人，是劉斌花了3個多月，組織醫護人員去村子裡動員498人接受免費篩查，慢慢找到的。

趙曉菁終於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劉斌執行力強，熟悉當地的醫療系統和政府部門，負責對接政府官員和基層衛生工作者﹔而趙曉菁外向健談，有專業背景，讓村民們產生信任感，“上海的大專家真的來了”。

劉斌下決心要在曲靖推廣早篩早診。他的父親和大姐，得益於早篩早手術，如今安穩地活著。劉斌說，在這個不愁吃穿的年代，他這一生能做成這件事就可以了。

3

宣威從來不缺解謎的人，至少最近50年是這樣。

1979年，100多個多學科的專家扎進宣威，想找到答案——這個山清水秀的縣城，為什麼是全國肺癌發病率最高的地區？

他們和當地醫療單位合作，成立宣威肺癌病因學研究項目組。項目組的負責人叫何興舟，時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環境衛生與衛生工作研究所環境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此后，他花了27年的時間在宣威解謎，想要“保護百余萬農民”。

當時，宣威的生活條件艱苦，研究人員每天隻能吃兩頓飯，玉米摻著少量大米，晚上睡覺在農民家打地鋪，田野是他們的廁所。但何興舟堅持，“做流行病學研究，就是需要在現場。”1983年，美國環保局健康影響研究所也加入了這項課題研究，負責出技術、儀器設備，共同探索宣威肺癌之謎。

他要管的事太多了：小到看管實驗動物，洒水掃地，解剖動物尸體，大到包攬項目組上百人的衣食住行，出國交流考察。

這個謎題太難了。何興舟在回憶文章裡寫道，按照以往經驗，肺癌一般是城市高發、吸煙人群高發，男性高發。但在宣威，男女肺癌患者數量持平，一些地方甚至女多男少，而且有明顯的家庭聚集性、鄉鎮聚集性。

他舉例，1985年，宣威來賓鎮朱屯村一個農民家庭，爺爺、父親、兒子分別年初、年中、年底因肺癌離世﹔榕城鎮兩兄弟，兩年內先后患上肺癌。

他用了15年，追蹤了4.5萬人，用了2200多隻大白鼠、小白鼠、金黃地鼠做實驗。

和煤礦有關系嗎？宣威煤礦資源發達，有許多小煤窯，但絕大多數因肺癌去世的患者是農民，農民死亡率是廠礦、機關職工和家屬的9.8倍。

煙草是罪魁禍首嗎？當地盛產煙草，男性多會吸煙，而女性吸煙率不到0.21%，但男女的肺癌死亡率相差不大。

何興舟逐一排除，工業污染和吸煙不是宣威肺癌高發的主要原因。

他最終找到的謎底，是當地每家每戶都有的“火塘”這種在室內燒煤的開放式爐灶，是全家人的生活活動中心，一家人聚在火塘旁，借光、取暖、生火做飯。火塘太常見了，以致於村民忽略了，室內空氣無法流通，靠近火塘做家務的家庭婦女，就成了最容易吸入大量煙塵的家庭成員。

這個發現為宣威肺癌的后續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何興舟說，參與解謎的，既包括了9個單位169個人，也包括了當地“成千衛生工作者，幾代人工作所結”。國際室內空氣質量科學技術學會2005年向何興舟頒發了“終身成就獎”，這是中國人首次在該領域獲得的獎勵。

他在這個項目組裡培養了20多個流行病學、毒理學、化學方向的碩博生，后來，他的“徒子徒孫”們去往世界各地研究肺癌，但仍然關注著宣威的研究進展。

這個研究結論也推動了宣威當地改爐改灶的風潮。曲靖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主任醫師李繼華回憶，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政府對村民的改爐改灶行為給予經濟補貼，也鼓勵在燃煤爐上加裝排風系統。很多村民改用電作為家庭主要能源。

退休后，何興舟依然多次去宣威繼續研究，他發現，改爐改灶后，宣威家庭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風險大幅度降低。直到罹患胃癌，何興舟才暫停宣威相關的研究，他的學生去探病，看到他在病房閱讀著宣威最新的研究報告。

改爐改灶多年，如今宣威依然是全球肺癌高發的地區之一，當地有個家庭，6個兄弟姐妹，有4人罹患肺癌。可見，“火塘”並不是宣威肺癌高發的唯一一個謎底。

李繼華回憶，何興舟去世前兩周，給他打了4小時的電話，牽挂的還是宣威的情況。何興舟去世后，李繼華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接力繼續做流行病學調查。

這是一件重復、繁瑣，又格外注重細心的工作：要長年累月地泡在村子裡，了解農民的生活細節。李繼華從小在農村長大，知道如何與當地人打交道。

比如，他不會直接問村民每年燒多少斤煤，因為很多村民對“斤”沒有概念，他會繞著問：家裡燒的煤是買的還是自己去挖的？拉煤用的是牛車還是馬車？每年拉幾次煤？每次拉煤大概能用多長時間？最后，他得到答案。

在村裡走訪，他發現住在海拔低的區域，村民的住宅不通風，容易加劇室內燃煤污染，但住在海拔高的山上，村民的肺癌發病率也沒有下降——海拔高氣溫低，村民得燃燒更多煤炭取暖。改爐改灶后，一些村民不習慣用電熱取暖，冬天仍然燒煤。

每當遇到肺癌患者聚集的家庭、村落，李繼華會記錄下具體的定位，慢慢地，他摸清了曲靖的點狀高發圖。這些定位不僅為外地學者提供了便利，也幫助劉斌做篩查，准確找到高發人群。

4

李繼華出生的富源縣，和宣威隻隔著一道高山。

在宣威調研多年后，他把目光轉移到家鄉。2007年，他在富源縣主持大規模免費肺癌篩查，發現富源的肺癌發病率、死亡率也很高。

李繼華分析，70年代初原衛生部來調查時，宣威有20多個國營工廠，配有醫院和X光機，而那時富源隻有兩個工廠，檢查設備少，因此，宣威農民的肺癌問題被更早發現、關注。

他在國內醫學期刊上發表多篇富源縣肺癌調查的論文，吸引學者、醫生關注他的家鄉。富源的地形像一個狹長的葫蘆，葫蘆的北邊村民用煤多，南邊村民用柴更多，李繼華發現，葫蘆北邊的肺癌發病率明顯高於南部，這更凸顯了煤與肺癌發病率的關系。

從2018年至今，曲靖中醫院的醫護人員，順著李繼華提供的點位，走了宣威和富源共30個村子，給4000多個高危人群做免費CT篩查，其中，151個早期肺癌患者接受了免費的手術治療。

劉斌所在科室的護士劉慧，在過去4年裡，護理過兩三百個肺癌患者。她深知晚期患者的痛苦。她護理過的早期患者，如今都健康地活著，有一次去村裡回訪，一個術后不久的早期患者，正在田裡干農活。

她就是符合趙曉菁構想的，那批意識到早篩早診重要性的醫護人員。有時去村裡走訪時，村醫會用手指著遠方，告訴她，“下次可以去那邊的村子，那邊的肺癌多。”

這推動著她迫切地想動員更多人早發現、早點做手術。她想快點跑，跑贏癌細胞的增殖速度，“我要走遍富源的每個角落”。

越來越多的醫生在接力。后所鎮位於富源縣最北邊“葫蘆”口，鎮衛生院院長王孟曾經參與過2007年富源縣肺癌大篩查。當時，他是一個剛畢業兩年的醫療工作者，曾希望大篩查能解決富源縣肺癌的難題。他八九歲時，鄰居得了肺癌，眼見著一個月就去世了，從小他就深知肺癌之苦。他沒有關注到李繼華的論文，誤以為當時的大篩查“做完就沒結果了”。他為此感覺可惜，但那會“有想法沒辦法”。

但現在，他是鎮衛生院的院長，終於有機會為肺癌患者做點事。“我想把這個免費的項目宣傳出去，讓老百姓得更多實惠。”

他在衛生院的全院職工會議上，要求醫護人員要向身邊10個人推廣這個項目，“這一招是跟保險公司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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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再10個，再再10個……越來越多村民參與免費肺癌早篩。趙曉菁曾經在江浙多地實踐過的早篩推廣方法，在西南這個葫蘆地形的縣城裡也同樣奏效

曲靖中醫院的醫護人員術后隨訪時，有的患者恨不得要把家裡挂著的半隻火腿卸下來煮給醫護人員吃﹔有的老人遠遠地看著醫護人員來了，把衣服撩起來，說，“那麼小的切口，我的病就治好了！”

有研究者提出猜想：一些家庭的基因出了問題，才會出現家庭聚集性發病。劉斌嘗試用最本土的話打比方，“咱們這裡的抑癌基因睡大覺了，跑到月亮上去都沒用。”

他接受了一個殘酷的事實：至少在他這一代，這種無法逃脫肺癌的故事還會延續，“總不能讓人都搬到北上廣”。

但他仍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延遲肺癌發生：母親逝世后，他再也不吃以往最愛吃的鹵豆腐了，雖然吃它大概率不會引起肺癌，但他還是戒了﹔他把家裡原先的煤都送人了，完全改用電器﹔煙早就不抽了，酒，直到這幾年做肺癌早篩早診之后應酬變多，他才喝一點。

他的許多患者，和他有著相似的境遇：父子兩人都是他的患者，父親60多歲是農民，2020年患上早期肺癌，在曲靖中醫院免費做了肺癌手術﹔兒子才40歲出頭，2021年年底查出肺部有瘤，手術取出后病理檢測是良性，但術后復查，又發現一個新的瘤。

那個父親對住院的兒子說，“老子都活得好好的，你那個（瘤）還沒黃豆那麼大，你肯定沒問題。”

比起那顆曾經長在自己體內的2.6厘米的那顆瘤，那個父親更關心牛最近長得好不好，庄稼長得怎麼樣。他忙著要在十幾畝的地上，按季節種上玉米、水稻、土豆，養了七八頭牛。當地農民流行抽旱煙——把煙葉採摘下來后，捆起來晾晒，直到晒成黃褐色，他手術后照樣抽。

“我家有這個病，挺他媽不幸的。”他的兒子說。他的兒子生了3個孩子，這場病讓兒子突然意識到，“我不可能成為3個孩子一輩子的依靠。”

住院時，兒子把他最大的孩子叫來醫院，陪著他做各項體檢，“我當然不能告訴他，快點離開這個鬼地方，老爹都得了這個病，但我換了另一種說法，到更好的地方去吧，考出去。”

6

去年夏天，趙曉菁第六次踏足曲靖。他有了新的想法——要把流調提上議程。

在后所鎮一個村子的衛生室裡，他和李繼華、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王蘭在桌子上攤開曲靖的地圖，地圖上有許多紅點，那是李繼華干了大半輩子收集的高發地區。

趙曉菁指著其中一個紅彤彤的點，說：“為什麼不在這個地方做更多事情呢？”他最初隻想幫助沒有經濟能力、沒有早篩意識的村民做篩查，推廣早篩早診理念，再以曲靖為模板，推廣到其他相對貧困的地區，但慢慢地，他也想試試看解答那個謎題。

於是，三個不同領域的人聚在衛生室裡開始討論：一個是在上海頗有名望的胸外科專家，一個是在曲靖靠著泥巴腿跑流調的疾控工作者，還有一個是長期關注著城市環境對呼吸健康的影響的學者，把健康城市當成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他們計劃，合理地規劃早篩項目的篩查區域，不再蜻蜓點水地跑許多村子動員，而是聚焦在一個高發村子，做所有人群的篩查。

他們又聊了兩天，在衛生室裡，在去往鄉村的車子裡，在醫院裡，尋找各自知識結構的交叉點。趙曉菁許多年沒有那麼興奮了，稱呼李繼華是“老法師”，不圖名利、務實、純粹。他決定在李繼華的研究基礎上接棒，也想找到那團毛線球的線頭。

李繼華說，“我希望多一點人能來研究肺癌，8年后、10年后或許能看到效果。”

趙曉菁分析，早篩早診項目已經落地4年了，包攬了篩查、治療、手術一條龍。相比起隻做免費篩查不做治療的其他肺癌基金，為患者提供免費治療的團隊更容易取得村民信任，降低流調難度。

王蘭離開曲靖后，利用專業知識，在原有的健康調查表上，新增了“居住環境”的一欄，調查村民住房的建造年代、建筑材料，具體到堂屋、臥室、廚房有幾扇窗戶，開窗后有沒有穿堂風。她還發現，在宣威和富源等地，除了住房通風問題，工礦用地和居住用地的幾何距離與風向和水文交互作用，也影響了肺癌發病率。

許多上海的患者，聽說了這個項目，自願加入其中。基金會慢慢籌集了四五百萬元，最少的一筆來自一個老太太，捐了100元。趙曉菁每年也往基金會裡捐10萬元。一個同行聽說趙曉菁在曲靖干的事，也想做個基金會，幫助更多人。

趙曉菁想能把早篩早診項目在當地推廣得更廣一些，讓更多人受益。曲靖的市領導曾經去上海見趙曉菁，要幫助這個項目在曲靖生根發芽。

劉斌說，這個項目能在曲靖開展4年，離不開相關政府部門的支持。每次去村裡篩查，曲靖市衛生健康委會提前召開協調會，其他部門也是“有人出人，有錢出錢，開了一路綠燈”。

一個多次參與協調會的曲靖市衛健委的工作人員說，他們大力支持這個民間項目，是因為它有一整條完整的鏈條——發現病人后，治好了再送回去，能在短期看到實實在在的效果，讓村民真正受益。

這場耗時近50年的抗癌馬拉鬆，在一代代人反復折騰下有些成果。李繼華調查發現，宣威肺癌死亡率正在逐漸變緩：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是快速期，標化死亡率上升了179.6%﹔1990年到2000年是慢速期，上升了35.3%﹔而2000年至今，得益於肺癌治療方法的更新，已經步入了平穩期。

原先的致病因素被消滅后，新的危險因素又冒出來：何興舟早年的研究認為，吸煙不是宣威肺癌的重要因素，但改爐改造后，生活燃料的影響降低，最近幾年，吸煙這個因素變得更加突出。

最近20年，李繼華成了一個穿針引線的人。他接待過全國環境學、地質學、化學等學科的專家，也見過從日本、美國專程到曲靖的學者，帶著這些人去村子裡，幫忙布點。

這些年，來曲靖調研的外地團隊那麼多，有一次，李繼華在實驗室拿起一根採樣塑料管，發現玻璃管子上印著的字，那是廣東捐贈過來的。

明年，李繼華就要退休了。他已經接受了一個殘酷的現實：要把這個謎題弄清楚是很難的，退休后他決定繼續做肺癌研究。

“你看美國人做研究，想的都是二三十年后的事。”早些年，美國人來曲靖調研時，他曾在旁觀察過美國人採集空氣、土壤，會用3根試管，每樣採3份。他好奇，詢問為什麼？

對方的回答是：一份回去做實驗，一份用來復核實驗結果，還有一份，留給未來的科學家用。

他把“未來”兩個字記得牢牢的。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魏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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