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佛教藝術的長河中，成都出土的南朝造像，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這是因為相比龍門、雲岡石窟留下的北朝造像藝術精品，南朝目前主要的考古實物材料，主要來自成都及周邊地區。

　　成都為何會成為南朝時期的佛教文化中心？這裡的造像風格又源自哪裡？近日，四川省第十九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揭曉，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霍巍的論文《齊梁之變：成都南朝紀年造像風格與范式源流》獲得二等獎。在這篇論文中，霍巍不僅回答了為何成都會出現佛教盛況，還首次提出成都的南朝造像要分為幾個大的階段，在不同的年代存在來源和風格的不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透過這些佛教藝術的來源，霍巍再次揭示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特質，以及成都甚至四川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現存南朝造像成都最豐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作為中國第一個佛教文化的高峰——南北朝，唐朝詩人杜牧曾經如此描繪盛況。然而因為種種原因，南朝造像保存下來的除了江蘇南京棲霞山千佛崖和浙江新昌寶相寺龕像以外，幾乎便隻在成都發現。四川博物院鎮館之寶之一的齊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造像，便是中國現存南朝造像中最早者。

　　霍巍介紹，“這尊造像1921年發現於四川茂縣，出土后便被分割成數塊，險些被盜賣出國。不料消息走漏后輿論憤慨，隨即被截留，最終入藏四川博物院。”這尊造像，正面是一高浮雕坐佛像，衣飾是典型的“褒衣博帶”，袈裟下擺垂懸於台座之上，形成中國佛教造像史上有名的“裳懸座”。

　　這尊造像源自哪裡？此前早有研究人員發現，它出土的茂縣位於四川通往甘肅、青海等地的河南道之岷江支道，而且造像石刻有供養者之名“西涼（曹比丘釋玄嵩）”字樣，“所以可以說明造像與西域涼州（古地名，即現在的武威）一帶關系密切。”霍巍進一步發現，和這尊龕像鄰近小龕相似的考古遺存，在今武威、酒泉、敦煌一帶發現的北涼石塔上較為多見﹔另一件出土於成都西安路的齊永明八年（公元490年）造像，其交腳彌勒的造型同樣是涼州造像中流行的母題，“顯然，這一時期的成都南朝造像在風格題材上保持著與西域涼州的密切關系。”

　　然而，相比此前學術界把成都的南朝造像視作一個整體來理解，霍巍認為很有必要把成都的南梁造像分成幾個大的階段。“比如早期階段的成都造像受到了涼州的影響，但是到了梁的時候，便主要受到建康的影響。”

　　霍巍敏銳地發現，在齊永明八年（公元490年）造像中，右上角已經出現了一件凌空飄飛的天人像（飛天），日本學者認為這是典型的南朝天人像。成都下同仁路2014年出土的一件梁天監十五年（公元516年）造像，已經出現了很多飄揚飛動的紋飾，帶有濃厚的南朝裝飾韻味。至於造像的風格和題材，已經出現了高冠博帶、成隊排列的供養人像等場面，以及佛、菩薩、弟子、力士等組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阿育王像以及一批“曹衣出水”、形體高大的造像開始出現。

　　開放包容鑄就佛教造像的“成都范式”

　　成都地區的佛教造像，為何會受到遙遠的涼州樣式的影響？又為何會出現“齊梁之變”？霍巍認為，這不僅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縮影，更折射出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特質以及成都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在霍巍看來，成都雖然地處西南，遠離南朝政治中心，卻可以通過“甘青道”與河西、涼州以及吐谷渾地區進行聯系。特殊的區位關系決定成都可以同時接受東西方佛教文化的影響。這是因為當時北魏的興起，漢代以來的絲綢之路已不像過去那樣暢通。南朝要進入傳統的絲綢之路，必須取道成都再向其西北方向折行。這個重要的時代背景，讓成都的地理地位凸顯。與此同時，南朝宋、齊時期，涼州是中國當時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但由於十六國的兵荒馬亂，涼州的高僧便開始了幾次南遷，有的便進入了四川地區。此外，來自高昌、康居等西域僧人也多經青海道（河南道）入蜀。此時的成都，來自建康的影響還十分薄弱，因此佛教藝術的“涼州樣式”在成都開始傳播。到了梁武帝時期，他對成都地區的控制開始加強，因此建康的風格又開始在成都興起。

　　在成都多地出土的阿育王像，便被認為和梁武帝對阿育王的推崇及阿育王像所具有的“神力”有關。

　　霍巍說，梁武帝“以佛化治國”，自比阿育王的化身。他曾主持改造長干寺的阿育王寺塔，並親自參與對阿育王像的修飾改造等。正是在此背景下，成都南朝造像的風格和題材開始大量吸收南朝政治中心建康的文化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的南朝造像並非只是簡單的“拿來”，而是用成都自己的傳統將外來文化元素加以融化、吸收以及再創造，最終形成了“成都范式”。霍巍認為，成都的南朝造像有來自漢代畫像藝術的影響，“可以看到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上的重要技法被成都造像吸納﹔同時還可以看到它的衣飾和人物姿態、面相法式融合了南北方的特點。至於阿育王像，完全和當時褒衣博帶的造像風格不同，其衣飾特點為長袍貼身輕薄，與印度秣菟羅-笈多式樣風格十分近似，這些風格在成都被融為了一體。”

　　“成都南朝造像出現齊梁之變，體現出成都佛教造像藝術強大的包容性和輻射性。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這種變化，看到成都以及四川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看到中華文明的開放包容和對外來文化的包容吸納。”霍巍表示，正是這些研究角度，成為學術研究以小見大、透物見人的實踐，也令關於成都南朝造像的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文物點擊

　　這些南朝造像聞名全國

　　南齊永明元年造像碑

　　1921年出土於四川茂縣，國家一級文物，現藏於四川博物院。它是四川目前現存最早有著明確紀年的南朝造像(公元483年)，是我國佛教造像中無量壽佛著“褒衣博帶”式服飾的最早實例之一，也是四川現存最早有明確紀年的南朝造像。此外，造像碑的“褒衣博帶”的樣式，証明了佛教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漸漸開始了中國化的進程。

　　梁中大通元年釋迦牟尼像

　　1937年出土於成都萬佛寺遺址，是該遺址出土的石刻造像中體量最大的一尊，高達153.7厘米。這尊造像除頭部缺失外保存較好，可見釋迦牟尼赤足立於方座上，他身穿圓領通肩袈裟，衣紋在腹部和腿部形成稠密重疊，衣襟下墜而飄逸。衣衫輕薄體貼，襯托出頎長而勻稱的身軀，顯得高大而健美。最為珍貴的是，佛像背后下部刻有銘文：中大通元年太歲己酉籍……景煥世子侍從鄱陽世子西止於安浦寺敬造釋迦像一軀……中大通元年即公元529年，也正是南朝時期。這尊造像雕刻非常精練，衣紋細膩流暢，呈現為“秀骨清像”的特點。

　　南梁太清五年（公元551年）柱僧逸造阿育王像

　　1995年，在成都市西安路一處窖藏坑出土，是目前全國發現的唯一一尊南朝阿育王全身像。它頭部有高肉髻，面部有突出的顴骨和粗壯的八字胡﹔佛衣上有帶折角的“海軍領”，從左臂下方至兩腿中間有一組平行的裝飾紋樣，袈裟長度隻到小腿處。佛像雙腳背后的長方形石板上刻有發願文，制作年代、文物名稱等信息一目了然。（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吳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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