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拔4600米的西藏那曲尼阿底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青藏高原目前已知的最早细石叶技术遗址。这一发现，证实了人类在距今约4万至3万年前，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

●证据表明，青藏高原从汉晋以来一直到隋唐时期，曾经有过若干条重要的交往线路，可称为“高原丝绸之路”

●三星堆可以与世界对话，进行文明互鉴。过去，具象艺术在中国青铜时代很少有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器有神树、眼形器、太阳轮形器等很多具象表达，恰恰与西方用具象艺术表达崇拜一致。

大家能看得懂三星堆，自然就有利于和世界文明进行对话

人物简介

霍巍

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国家重要人才计划入选者，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方向为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等，曾在西藏考古调查取得重大成果。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专著30多部，曾荣膺2022年度“最美退役军人”。

人类是何时登上青藏高原的？农业是何时诞生的？文明又是何时才有的？最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不断在西藏展开考古调查和发掘，叩问高原历史。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霍巍就是较早挺进西藏展开考古调查发掘的学者之一。

在西藏工作期间，霍巍和同事李永宪在西藏考古中发现了细石器、西藏最大的佛教石窟皮央和东嘎石窟遗址，还发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唐碑，证明唐代使节王玄策前往古印度的路线是从唐蕃古道经过高原的。

2025年9月中旬，霍巍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的专访，展开了中国考古尤其是西藏考古的神秘画卷。

从部队走进高校 主动申请参加西藏文物普查工作

2022年，霍巍荣获“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大家才发现这位总是身姿挺拔、精力无限的考古学者，还有一段从军经历。

霍巍的父母都是军人。在军队大院里生活过的经历，让他选择了参军入伍。“在昆明集结时，才知道要去的是边防部队。坐了5天大卡车，才到了中缅边境。”一年后，霍巍当上了班长。部队的锤炼，为他后来从事需要团队作业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8年，霍巍等来参加高考的机会。他的主要复习时间是大家晚上休息以后。所谓复习也没有任何资料，能接触到的书籍很少，不过有两本地图集。好在霍巍一直保持很好的阅读习惯，成功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穿着军装、背着铺盖卷走进四川大学的情景，在40多年后仍历历在目。“那时大约凌晨6点，天还没有亮，但校园里已是一片读书声。”置身其中，霍巍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已悄然来临。

在大学期间，霍巍和同学们一样，有一种争分夺秒的拼劲。“我们出去考古实习的时候，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在车站里，只要有点时间，就把背包当板凳开始看书。”

研究生毕业后，霍巍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他曾作为四川大学1984级实习团队的指导老师，在1986年参与三星堆遗址的田野发掘，获取大量标本。但最重要的经历，还是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在西藏的一系列工作。

当第二次文物普查开启时，严重缺乏考古力量的西藏向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寻求帮助。消息传来，霍巍和李永宪主动报名。此前，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已在20世纪70年代带队参与西藏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发现在世界上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昌都卡若遗址，“这让我对西藏非常向往。所以我一直在想，找机会踏上高原。”

出征前一天，在成都新南门的一家小馆子里，霍巍和李永宪每人点了一份粉蒸肉大快朵颐。

在西藏边境地区 找到大唐使节王玄策的刻石勒铭

20世纪90年代的西藏，条件相当艰苦。霍巍和同事先是被派去日喀则最远、最偏僻的4个县，此后相继转战山南和阿里地区，用脚丈量了西藏的一大片土地。

他们在穿越千里无人区时，因汽车颠簸，机油渗进米袋，为维持生计，吃了好长一段时间带机油味的米饭；没有蔬菜，脱水的干菜味同嚼木，难以吞咽。高原很多地方没有路，他们碰到过泥石流、塌方，汽车还曾陷进河中险些翻车。“那时候，大家很自觉地首先抢救相机和胶卷，再爬出车窗逃到岸上。”到现在，他们的很多调查记录本都能看到河水浸泡的痕迹。

壮阔神秘的西藏，很快回报给霍巍和李永宪重大的考古新发现。1991年，他们在西藏日喀则靠近边境的吉隆县，发现迄今为止中印交通线上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使之铭》。

入藏前，霍巍一行对西藏地区既往的发现史、研究史有过专门了解，大致明白了可以突破的重大问题的方向。“例如，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以往大多通过地质学家地表采集石器作为标本。我们进入高原后，就有意识通过实地调查去发现这些人类早期遗存。没想到，1990年，就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地带，一举发现了30多处石器地点。”到了吉隆县，霍巍根据史料记载，推测有“大唐第一猛人”“一人灭一国”之誉的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古印度的交通路线，极可能经过此地。因此，他们格外用心地四处寻访相关痕迹，线索很快主动上门。

1991年6月，吉隆县委副书记带来一个线索，在宗嘎镇阿瓦嘎英山脚下，有一块石头上刻了汉字。“老百姓对这通刻字石头相当尊重，挂了哈达、涂了酥油。但当时这块石头所在的位置要修水渠，因此县里希望我们能去看一看。如果不重要，修渠时就会把石头炸掉。”霍巍和李永宪次日赶到现场。他烧了一桶开水，洗去上面的酥油。这一洗不要紧，石碑上率先露出篆书阴刻的“大唐”二字。霍巍心里一喜——这是唐代的碑！他的大脑里顿时浮现出“王玄策”3个字。

王玄策，唐朝官员、外交家，数次出使古印度。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是，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以正使身份前往古印度。此时，阿罗那顺成为中天竺的新国王，派军队劫掠使团。王玄策调吐蕃兵、泥婆罗兵击败阿罗那顺，民间称其“一人灭一国”。

霍巍不断冲洗着碑刻上的酥油，“天竺”“大唐显庆三年”等更多文字重见天日，果然是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古印度时所刻的石碑。

碑文显示，王玄策当时的官职是左骁卫长史，路经此地时恰遇洪水，道路不通，不得不抢修栈道。回想奉命远道出使，于是在此刻石勒铭以显大唐圣威。碑文还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线索，如王玄策的使团组成明确为函谷关内的良家子弟，他的儿子和一个侄儿也在队伍中。“史料记载王玄策为虔诚佛教徒。此次西行，既要完成大唐使命，也要带着家人实现向西天求法的美好愿望。”这通碑刻，虽然因多年风化侵蚀严重，且下半截因长期埋于土中已经蚀毁，但仍存的200多字，足够揭示王玄策出使天竺的历史事实，且此碑比大昭寺前所立的《唐蕃会盟碑》早了100多年。这通在中印交通线上迄今唯一考古发现的唐碑，对进一步研究古代唐蕃、中外关系等问题意义重大。2001年，该碑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补缺佛教传播链 发现西藏迄今最大佛教石窟遗址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92年，霍巍又有了新想法：能不能找到佛教传播路上的石窟寺？在他看来，西藏周边都是佛教流行的地区，不管是新疆还是中亚抑或中国西南地区，均有大量的石窟寺遗存。尤其在南边，印度还是佛教艺术的发祥地。但在1992年以前，西藏没有发现一处与敦煌莫高窟相似的佛教遗存。“这种现象极不科学。”疑惑在他心里一直不散。

1992年夏天，霍巍一行在阿里展开文物调查。每到一处，他都习惯性地和当地人聊天征集文物线索。

皮央和东嘎是两个自然小村落，相距约两公里。一天，在从皮央向东嘎行进途中，路上一位牧羊的小姑娘挥手示意搭车。待女孩上车，霍巍照例问她有没有见过一种画了画的洞子，没想到她说：“看到过，因为下雨的时候我喜欢把羊赶到洞里避雨。”

霍巍内心一阵狂喜，立刻请求小姑娘带队前往。从紧邻皮央村西侧山崖一路向上攀爬，在接近山顶时，小姑娘指着一处洞窟说：“到了。”

此时，日近黄昏，霍巍顺着方向一望，恰好一抹斜阳打在石窟上，满目丹青！那一刻，霍巍恍如置身敦煌大洞窟。视觉上的极度震撼与发现石窟的喜悦交织在一起，让他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此后的日子里，皮央和东嘎石窟遗址一共发现3座绘有精美壁画以及存有彩塑的石窟。长期以来西藏没有发现石窟壁画的历史，就此被改写。

这处遗址，是西藏考古迄今已发现的最大一处佛教石窟遗址，为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艺术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发现，与新疆、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石窟一起，形成环状分布，填补了佛教传播链条上的缺环。1994年，西藏文物局与四川大学联合调查队再度前往阿里，维修并再次调查了皮央和东嘎石窟遗址。2013年，皮央和东嘎石窟遗址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回首过往，霍巍认为这些重大发现偶然中存在必然。“如果我没有准备，在西藏没有认真寻访，可能机会就擦肩而过。当有了准备，或许重大的发现就会突然而至。”

霍巍如今依然奋战在教学一线，在高原丝绸之路研究以及用考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和源方面不断探索，成果丰硕。

对话

三星堆毫无疑问是世界级的考古发现

四万年前的人类已征服青藏高原核心地带

记者：西藏考古为何越来越受到重视？

霍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藏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主要是外国探险家、传教士以及部分学者在从事，资料非常零散。人类何时征服青藏高原、何时在此定居、何时有文明史等，有很多谜团待解，这也是全世界都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

过去，藏文的历史文献中关于这些话题倒是有不少神话传说，但并不能作为证据。考古发掘，可以把这些涉及人类文化和文明产生的重大历史讲清楚。从这个角度而言，在青藏高原上展开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青藏高原何时有了人类？通过一代又一代考古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知道，至少在4万年前，人类就已征服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

在海拔4600米的西藏那曲尼阿底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青藏高原目前已知的最早细石叶技术遗址。这一发现，证实了人类在距今约4万至3万年前，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

这处遗址是人类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也创造了人类挑战与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新纪录，对探索早期现代人群挑战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迁徙、适应过程，研究西藏地区人群的来源与族群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义。

何时有了农业？通过四川大学参与发掘过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等，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距今5000年前，青藏高原已经诞生了农业。卡若遗址是一处距今5300年至43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重要聚落遗址，发现了半地穴式房屋、地面石砌建筑遗迹以及陶器、石器及粟、猪骨和投掷石球等，说明当时已拥有农业和畜牧业共同发展的生产经济方式。

青藏高原腹心地带一直被认为是生命禁区，人们很难想象这里会产生高度发展的文明。但通过距今约3500年的西藏曲贡文化遗址，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高原人群在当时已经开始制作金属器。这里出土的铜镞，经鉴定为铜锡合金，证明当时此地青铜冶铸已有相当的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当时这里已进入青铜时代。

曲贡文化遗址春秋时期的石室墓中，还出土了带柄铜镜，其上阴刻了牦牛形象。证明当时青藏高原腹心地带的人群，或许已经驯化了牦牛。

根据现有的种种考古成果，青藏高原地区的文化史，并不比我们想象的要晚许多。这些发现，对认识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青藏高原的人群究竟来自哪里？

霍巍：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有可能是人类从周边低地逐渐向高原扩散，路线也不一定只有一条，可能包括川西北高原、青海、甘肃等通道。海拔3750米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可能就是行进线路上的遗存之一。而它的年代，距今至少在13万年以前。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3200多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发现的人骨化石，证明了古人类种群丹尼索瓦人在距今约19万年至3万年里，曾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

高原丝绸之路让西藏与各地紧密相连

记者：您提出的“高原丝绸之路”概念备受学术界关注。有哪些证据证明高原上存在这样一条线路？

霍巍：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此后衍生出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各种提法，但这些线路都没有提到青藏高原。到西藏开展相关考古工作后，我发现西藏不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孤岛，反而与外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考古学上也有很多证据。

例如《大唐天竺使之铭》，用实物材料证明从中原通过唐蕃古道，经过拉萨，可以抵达今天的中尼边境，再进入印度境内。

我的学生们后来在阿里地区发现的汉晋时期故如甲木墓地，其中不仅出土带有汉字“王侯”字样的丝绸，还发现了茶叶状残渣。史料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首次给西藏地区带去了茶叶。但这里发现的茶叶，比文成公主时期早了几百年。这些丝绸和茶叶的发现，显然说明高原上存在一条“丝绸之路”，并且至迟在汉晋时就已开通了。

这些年，考古人员在青海、西藏等地考古出土了很多丝绸，有的带有连珠纹、对马对兽纹等当时在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都很流行的一些纹样，有的丝绸还不排除是在成都生产的。同时出土了不少金银器，造型、器类和装饰纹样、镶嵌宝石的风格，都与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中西亚地区的发现可以联系起来。西藏腹心地带羊卓雍湖旁，还发现了波斯萨珊王朝的钱币。

这些证据表明，青藏高原从汉晋以来一直到隋唐时期，曾经有过若干条重要的交往线，可称为“高原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穿越青藏高原，连通了中原地区、西域、中亚和南亚，功能和意义都非常重大。

记者：具体而言有哪些意义？

霍巍：高原丝绸之路架起了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交流、交融的桥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上意义重大。事实上，青藏高原近年来的诸多考古发现，都能证明这一区域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和东边进行交流。

例如卡若遗址，出土的小米应该传自甘肃马家窑文化，礼仪性质的不少玉器来自东边，半地穴式建筑与中原地区的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居住方式一样，陶器与黄河上游地区甚至川西北高原出土的十分接近。再如曲贡文化遗址，青铜和铁的金属器很可能受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区域的影响。这些区域可能为他们输送了工匠，也可能是输送原材料的重要基地。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学者认为西藏和中原并无联系。对这样的论断，如果仅依靠晚到7世纪左右的藏文文献，显然不能解决西藏早期的问题。

我们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藏族先民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西藏的历史和文化，从考古发现的当地先民的生产工具、生活方式、食物体系等，完全可以证明，西藏与东边的这种交流、交融，从史前就已开始并长达数千年。

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最首要的问题是要正本清源。今天我们深入挖掘、整理和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可以清晰地看到西藏各民族有史以来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任何力量也从未让他们分开过。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故事，这些考古成果就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星堆考古发现目前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

记者：您曾带领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参与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考古发掘。在您看来，三星堆的价值有哪些？

霍巍：三星堆毫无疑问是世界级的考古发现。首先，它是古蜀文明的辉煌创造。甲骨文中的蜀以及早期文献《尚书》提到的蜀究竟在哪里？几千年来没人说得清楚。三星堆经过两次发掘发现了8座祭祀坑，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向世人展现了极具特点的青铜文化。

其次，三星堆不是孤立发展的青铜文化，跟中原的夏、商、周都保持了密切联系。三星堆的镶绿松石青铜牌饰和河南二里遗址出土的几乎一样，大量玉牙璋、陶盉的样式跟二里头的相似，而二里头时期就是夏王朝时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出现了非常明确的商代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尊和罍，说明三星堆借鉴了中原这些器物进行祭祀，与中原青铜礼制息息相通。这些尊和罍不仅造型、纹样与中原地区及长江中游的相似，而且成体系，不排除技术、工匠都受到中原影响。

但三星堆之所以神秘，在于古蜀先民有自己的一套青铜礼器。包括神树、可能是祖先神或别的神的面具，还有代表了当时西南地区众多人群的形象，可以看出三星堆已经具有广阔疆域，发展到了王国阶段，它们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这套用动物、神山、神树辅助祭祀的传统，《山海经》《楚辞》等文献曾记载中原地区也曾有过，但迄今没有实物出土。三星堆保存了这套非常完整的祭祀系统，弥补了中原地区与古史记载相互呼应的缺失。

再次，三星堆可以与世界对话，进行文明互鉴。过去，具象艺术在中国青铜时代很少有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器有神树、眼形器、太阳轮形器等很多具象表达，恰恰与西方用具象艺术表达崇拜一致。大家能看得懂三星堆，自然就有利于和世界文明进行对话。

记者：能否推荐您眼里的三星堆新发现中最值得关注的文物？

霍巍：我认为有两大类别：一是祭坛，另一个就是神灵动物。大家在三星堆博物馆可以看到研究性还原的青铜神坛，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三星堆的祭祀场景。尤其是祭祀的平台在一只神兽上，这体现了古蜀高台祭祀的传统。考古工作者此前在成都羊子山发现过一个土台遗迹，由此可以推测，古蜀人祭祀非常崇尚高台。可能他们觉得高台离天很近，在高台祭祀更有利于人神、天地之间的沟通。

三星堆还有一批神灵动物，如有翅膀的龙，有的龙是羊头或虎头等。这些动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是古蜀人为了让它们能辅助参与祭祀、沟通神灵而创造出来的。动物长上翅膀，寓意可以把人带到天上，向祭祀对象表达敬意。

当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要特别推荐。它应该是古蜀人在祭祀中用来通灵的重要器物。只是，怎么使用、为何中间还夹有玉石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记者：三星堆未来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开展工作？

霍巍：考古、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可以做的有很多。例如考古，三星堆的王陵、青铜冶铸的作坊、宫殿区、祭祀的第一现场等都还没发现，期待未来展开工作。此外，三星堆象牙、海贝从哪里来，三星堆人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为何会形成现在的祭祀坑等谜团，也期待多学科综合攻关，甚至可以引入人类学、神话学等学科参与，去理解当时三星堆人的信仰和审美。

目前，三星堆考古发现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更多的新发现。

记 者 手 记

用考古展示文科的力量

霍巍的工作重点并非职业考古，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才是主业。约请采访他时，他的工作安排相当紧张，最终同意挤出一个半小时给我。时间一到，立刻结束，如同老师下课。在我们收拾拍摄器材时，他已经把在外等候的学生们喊进来开始上课了。

这样一位既要传道授业，还要在考古研究领域耕耘的学者，几十年来视考古事业如生命。除了多次前往西藏，在稻城皮洛遗址、三星堆遗址、盐源老龙头遗址等考古发掘现场，他都以专家名义前往考察。

尤其在三星堆，他不仅大力推动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参与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在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等不同的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推介古蜀文明。对三星堆的价值意义，他站在世界文明比较研究的高度进行审视，对公众理解三星堆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发掘，更是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提炼其意义。

这正是考古的价值所在，也是文科存在的重要意义。以霍巍为代表的一批考古人，以考古材料和严谨的研究，为国家的文化传承与文明溯源，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国家和民族“辩经”，考古人以实际成果体现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担当。

相信以霍巍为代表的考古人，未来将以更多的成果，印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增强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展示文科的力量。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韦 维）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