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豪放的李白，最爱的就是漫游、喝酒、写诗、交友。有人统计，出现在李白诗里的朋友有400人之多，他那壮观的朋友圈，可谓一等一的“大咖集中地”。除了前述的孟浩然、贺知章、丹丘生，今天我们来检点一下他的几位至交——杜甫、高适、王昌龄。

在我看来，漫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之河，共有3次大师与大师的相逢值得永久追怀。一次是春秋时代，孔子与老子的相逢，两位大哲的思想交锋，如同两道光照千秋的火焰。一次是1167年，同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和张栻相聚于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书院，以理学为中心展开对话，上千名知识分子有幸共沾雨露。还有一次伟大的相逢发生于天宝三年夏天，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识。闻一多将之比喻为“太阳与月亮的会面”，是千载难逢的祥瑞。

大师与大师相逢并成为朋友，在文化史上是一起重大事件，但对斯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身历史价值的当事人李白来讲，从长安到洛阳，他忧郁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排解。而与杜甫的相逢和相知，以及后来共同漫游北方大地，他的苦闷才如冰山一样，在友谊与理解的阳光下化成渐次远去的春水。出走长安的落寞与伤感变成了相逢的酒杯和诗话。这一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

“太阳与月亮的会面”

即使满打满算，李白与杜甫在一起的日子其实也非常短暂。我们无法考证出他们在洛阳偶然相逢的具体细节，但可以大致推算出那个日子是在天宝三年初夏，而他们各分东西则是在次年深秋，时间只有一年多。这一年多也并非天天朝夕相处，而是像不同的星座有不同的运行轨道一样，他们只是偶尔相遇。

和李白张扬外露的性格迥然相异，比李白小11岁的杜甫是一个严谨内向的人。后世人为他们二人造的像，大概都是李白身材修长，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道骨仙风；杜甫面容清瘦、双眉紧锁、目光内敛、嘴角紧抿，像在努力克制内心的忧愤。

这是两个性格反差很大的人，看上去不太可能成为朋友。但他们仿佛为了给后人一个意外，虽然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坚韧的友谊却像一道照明长夜的烛光，一直贯穿了他们此后悲欣交集的人生。

有论者以为，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谊是一种不平等的友谊，理由是杜甫写过10首以上的诗寄赠或怀念李白，李白却很少回报杜甫的深情。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把友谊量化了，好像馈赠诗歌的多少直接和友谊的深厚成正比，从而忘记了李白有着不拘小节的性格。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有酒盈樽的日子，日后反复在李白心里游荡，如这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便是李白的深情流露：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三人行：高适的加入

随即加入李杜友谊圈的是另一位同样大名鼎鼎的诗人，即边塞诗领军人物高适。

高适字达夫，又字仲武，人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唐才子传》称他“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年轻时，他宁肯混迹于赌徒中也不愿参加科举考试，没想到这么一干，名气却更大了。高适后来做过名将哥舒翰的幕僚，因缘际会，出任蜀州、彭州等地刺史，官终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仕途甚为得意，以至《旧唐书·高适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历史留下的只言片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那就是与杜甫相比，高适的性格更接近李白，但真正被李白放到了心里的却是沉默少言、显得有些迂腐的杜甫。

粗略梳理一下杂乱无章的史料，大致可以为李白与杜甫的漫游画一个粗线条的纪要：

天宝三年初夏，李杜初逢于洛阳。几场剧饮后，二人分手。不久，两人再次相遇，尔后在商丘一带遇到高适，三人一起漫游梁宋。

天宝四年春天，三人同游齐州，也就是今天的济南，受到北海太守李邕的热情接待——他就是李白青年时干谒过的渝州刺史。说起往事，李邕一再致歉。

开封是一座活在往事里的城市，曾有过太多的繁华与艳丽，难以计数的古迹表明，它在历史上曾经“比你阔多了”。禹王台是开封城里众多古迹中的一个，它还有另一个略显古怪的名字：吹台。相传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像荷马一样盲了双眼的音乐家，名叫师旷。此人常常跑到禹王台一带吹奏，久而久之，人们把这里叫作“吹台”。

师旷太久远，吹台最真实的历史其实和李白有关——李白已成为吹台最值得骄傲的本钱。和李白一起给予了吹台乃至开封无上荣光的，还有李白的朋友杜甫和高适。

《唐才子传》高适条目下关于三位大师和吹台的故事，如是说：“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在当时世人眼里，李、杜、高三位诗人光临吹台，他们在风中悲歌长啸，让当地人感到十分不理解——对生活经验以外的陌生事物，常人往往条件反射地投以怀疑目光。

吹台却是幸运的，它幸运地聆听了三位大师酒后的高歌，见证了他们如何在蝉声如雨的夕阳下栏杆拍遍，直到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吹台另一侧的平原上慢腾腾地挪到天庭。

李白、杜甫、高适的友谊令不少后人感动。三贤祠便是感动的产物——明朝河南道监察御史毛伯温有感于李、杜、高同游吹台的事迹，修建了一座名为三贤祠的祠堂。这座建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的小院，位于禹王台大殿东侧。在纪念治水英雄大禹的庙宇里，诗人们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谁付出的深情更多

高适告辞后，李白和杜甫继续漫游，两人一同拜访了一位姓范的隐士，兴致勃勃地写了同一题材的作品。此后，两人分手。

过了不久，两人在饭颗山头偶遇，为此李白作《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杜甫亦以《赠李白》作答：“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石门山位于曲阜东北，公路延伸到山麓时，路旁立着一块巨石，上面是红色的舒体大字：石门山。作为一个地方性旅游景区，石门山并不算知名——当然，如果你知道据说孔子就在这里撰写《易经·系辞》的话，或许会对这座主峰不到400米的小山肃然起敬。

那一年，漫游和狂饮是李白和杜甫的常态。这种基于诗酒的友谊即将画上句号。天宝四年深秋，分手的时候到了。此前一年多，他们都住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好比同城的朋友，每次聚会后要分手，可是没人把它当作分别。当朋友迁往异地他乡，才猛然悟到相聚的日子要戛然而止了。

两人在石门山斗酒别离。杜甫后来的诗说他们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意指他将前往西北定居，如同春天的古树；李白将漫游东南，好似日暮的浮云。

石门一别，两位大师都写下了关于友谊和怀念的略带伤感的诗篇，这些诗篇见证了他们诗酒欢娱的日子，也预示着此后将隔着茫茫世事和迢迢烟水空寄思念，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在石门山，李、杜以一场酒告别——尽管他们认为，以后还会有机会再将杯子碰到一起。但事实上，从那以后，他们天各一方，只能在梦里相见。

石门一别，李白和杜甫再也没有见过面。在交通极为艰难的古代，回忆和祝福就是我们的祖先思念亲朋时可以依凭的办法。作为小兄弟的杜甫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次次地回想李白，回想起自己在中原大地上与李白书剑飘零的流金岁月。杜甫一生写过不少赠送或怀念朋友的诗，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首推写给李白。多年以后，杜甫历经“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人世辛酸，头发花白，额上刻下了时光的痕迹，他再一次想到了分别多年的李白。杜甫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怀念李白的诗，诗题就叫《不见》，题下则注“近无李白消息”：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愁心一片寄予王昌龄

石门别后，李白大病一场。有人认为是服食仙丹和饮酒所致。他剧烈咳嗽，精神委顿。兖州城外，夕阳西垂，秋风劲吹，古木摇落，北方的深秋令李白愁绪满怀。几十天前出则连舆、止则同席的杜二应该到长安了，大家天各一方，“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这一年，李白46岁了，即便是人均寿命远超唐朝的今天，这个年龄也标志着进入了人生下半场。李白的一生，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既有幸生盛世，也不幸遭遇后来的离乱。

病中，李白梦见了远在浙东的天姥山——很有可能，浙江绍兴人贺知章曾向他说起过这座缥缈的仙山。大病初愈，李白上路了。他又作了一次江南之游。

贺秘监祠坐落于绍兴市区的一条小街上，本是祭祀贺知章的祠堂，后来成了绍兴贺家的宗祠。于绍兴贺家而言，贺知章是一个足以令他们永远自豪的祖先——青年即有文名，应试就金榜题名，尔后仕途顺畅，一直做到部长级；致仕时，皇帝赠诗，太子宴别，朝廷还赐“镜湖剡溪一曲，以给渔樵”；且得享天年，活到了86岁。可以说，贺知章这种顺风顺水的人生，历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对贺知章这位忘年交，李白既敬重又感激。他来到绍兴，当然要到贺知章故居去拜祭。贺知章与李白既是诗友也是酒友，同入“饮中八仙”，所以，李白忆贺知章，乃是“对酒忆贺监”。

从绍兴来到金陵，一个朋友的不幸消息传来：王昌龄被贬往边远的龙标作县尉。王昌龄长李白三岁，当时就有诗家夫子、七绝圣手之誉，李白向以兄事之。李白为王昌龄的命运担忧：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此时李白为王昌龄贬夜郎而伤感，不想十余年后，他自己也在垂暮之年流放夜郎。（注：虽同名，王昌龄所贬的“夜郎”在当时湖南新晃县附近，李白所贬的“夜郎”则在今贵州境内）

王昌龄曾中进士，正途出身，但仅做到了校书郎，“不护细行”，就是小事不检点，得罪权贵，贬往龙标。安史之乱起，他逃回老家，途经濠州，为刺史闾丘晓忌而杀之。后来，中书侍郎兼河南节度使张镐率军平叛，闾丘晓畏敌不前，导致宋州失守，张镐下令将其杖杀。刑前，闾丘晓求饶说家里有老人要赡养。张镐回道，那当年王昌龄的老人，你又交给谁在赡养？

张镐不仅为王昌龄报了仇，还先后搭救过杜甫和李白。杜甫曾为房琯说话，得罪唐肃宗，肃宗要治他的罪，张镐站出来劝谏，说如果治了杜甫的罪，今后再也没人敢讲话了。李白因入永王幕下狱，经张镐斡旋，重罪轻治，流放夜郎。途中，张镐还给他送去两套衣服。李白有诗记下此事：“惭君锦绣段，赠我慰相思。”

五十知天命

最后一次长安行

李白50岁了，到了知天命之年。少年时起就埋藏于胸的政治理想依然没有着落。这一年，他娶了第二任夫人宗氏。

与宗氏的婚姻表明：一方面李白在诗里倾诉隐居林泉、山水自娱的生活旨趣；另一方面，他对远大政治理想的渴望并没有随着年岁渐长而熄灭，也许只是更隐蔽了。如同第一任妻子许氏的祖父曾是宰相级高官一样，宗氏的祖父宗楚客三度拜相，地位更显赫。不过，由于依附唐中宗李显皇后韦氏，后来李隆基发动政变，宗楚客被处死，所以宗家声名不太好，只是唐人宽厚，未牵涉家人。李白似乎并不在意宗家的声誉，甚至作诗以宗氏的口吻不无炫耀：“妾家三作相，失势去西秦。犹有旧歌管，凄清闻四邻。”与宗氏的婚姻，同样是李白入赘。

与宗氏结婚不久，李白又一次远行——哪怕年过五旬，他仍然好动如青年。他总是离开，总是告别。尽管他也曾写过一些怀念妻儿、思念家乡的诗，但在他眼中，诗和远方才是人生第一要义。

这一次远行，李白抵达了平生去过的最北之地：幽州（今北京）。

去幽州，与一个叫何昌浩的人有关。何昌浩曾是一个不第秀才，李白给予过他不少照顾。这一年，何昌浩从幽州捎来一封信，说自己已出任范阳节度使判官，李白如果愿到边塞，肯定大有用武之地，即便无意入幕，也可边塞一游。

何昌浩的信让李白怦然心动，他不顾宗氏的反对，去了幽州。根据李白的诗文，可以猜测，去幽州的目的之一，或许真的能建功边塞，曲线达成政治理想，“……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目的之二，幽州等地节度使为安禄山，当时不少人都意识到这个胡人很可能叛乱，李白想深入他的老巢一探究竟，“……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

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当时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封东平郡王，手握重兵，但唐玄宗对他绝对信任，曾有不少人提醒唐玄宗安禄山要谋反，唐玄宗要么斥之，要么将其发与安禄山处分。

初到范阳节度使治所幽州，李白受到了何昌浩的热情款待，安排他要么寻幽，要么打猎。军营的行伍生活让李白变得更加浪漫，他想象的核心和后世词人辛弃疾差不多：“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不过辛弃疾是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李白却只是诗人悠远而又漫无边际的想象罢了。

并且，这种浪漫想象很快遭到了现实的迎头一棒。

这天，一个年轻人前来拜访李白。年轻人姓崔名度，乃故人之子——其父崔国辅曾任礼部员外郎，与李白和杜甫都有交情。崔度屡试不第，几年前从军，在安禄山手下做一名中下级军官。从李白写给崔度的诗及其他几首诗可以揣测，崔度告诉李白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安禄山即将谋反，李白应尽早离开是非之地。崔度很快就以探亲为名离去，李白也正好接到宗氏家书，便以妻子生病为由离开幽州。在这一时期写就的《北风行》《公无渡河》等诗里，李白感叹大乱将作、兵戈将起，朝廷却无人可以依托：“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离开幽州后，李白去了长安，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长安，想向朝廷报告安禄山行将谋反的事。李白很快得知，之前曾有正义之士揭发安禄山，几乎无一例外被唐玄宗下令押回幽州，交给了安禄山，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被处死！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白只有离开。

三次离开长安，失望、怅然。长安城外，李白登高远眺，但见苍榛蔽丘、绿草掩谷，他写下了此时的心情：

倚剑登高台，悠悠送春目。

苍榛蔽层丘，琼草隐深谷。

凤鸟鸣西海，欲集无珍木。

鸒斯得所居，蒿下盈万族。

晋风日已颓，穷途方恸哭。

（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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