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拍摄的龟背形网格状器（5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摄

　　“月光宝盒”、铜猪鼻龙形器、顶尊蛇身铜人像、金面罩铜头像……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去年9月以来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数件造型奇特的“上新”文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种类和文化内涵，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见证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早期交流互融，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

　　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在三星堆祭祀区开展发掘，在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的3号至8号六个“祭祀坑”。截至目前，六个“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前所未见“神器”

　　走进三星堆考古大棚，记者看到3、4号“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5、6号“祭祀坑”已进入实验室考古阶段、正在开展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重要文物主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

　　站在7号“祭祀坑”旁，眼前是一片青绿色，可谓是“琳琅满目”。负责7号“祭祀坑”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介绍，7号“祭祀坑”的特点是玉器多、小型的青铜器多。玉器包括成捆的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瑗等。铜顶璋龙形饰、青铜立人、铜铃等青铜器虽然小件，但却精巧。其中一件不到10厘米长的青铜凤鸟，尾羽根根分明，是体现古人高超铸造技艺的杰作。

　　在这么多小件文物之间，一件椭圆形网格状文物尤其显眼，这是7号“祭祀坑”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器，黎海超把它称作“月光宝盒”。

　　“非常震撼，过去的认知里没有这样的器物，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黎海超告诉记者，这件文物上有丝绸痕迹，外层是上下对称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一侧类似合页，还附带了四个青铜龙头把手和两三根青铜飘带，最让人称奇的是，青铜器里还装了一块大小形状相合的青绿色玉器，相当于一个裹着丝绸的精巧铜盒里装了一块美玉。

　　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那么夸张的人像造型，那么奇特的文物，之前3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文物直接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奇奇怪怪”。这让许多人感到费解，三星堆到底从何而来？

　　考古学家经过对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的仔细研究判定，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切文化联系，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成员。

　　以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一件顶尊蛇身铜人像为例，整件文物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的铜人像，它的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告诉记者：“铜人像具有古蜀文明的特征，方座铜器是先周文化的代表，尊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这三种文化因素集合到同一件器物上，生动地体现出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星堆造型奇特的文物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的完美结合。但其想象体现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与中华其他区域文明对世界的想象高度一致。”冉宏林说。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因素。不管是关于丝绸的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表明巴蜀和中原都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说。

　　待解之谜

　　经过碳14测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被确认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通过植物考古，科研人员在4号“祭祀坑”里发现了竹子、芦苇、甘蓝、大豆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动物考古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8个“祭祀坑”周边，考古学家还发现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冉宏林告诉记者，以上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对三星堆祭祀区的研究已经有了阶段性成果。通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努力，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延续年代等问题也已基本清晰。然而三星堆还有很多待解之谜，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是从事祭祀活动的高等级人群的情况，对于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想要更多地了解三星堆人生在哪儿，死在哪儿，祭祀活动当中使用的这些器物是在哪儿造出来。所以接下来要进一步明确三星堆遗址的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这样才能够还原三星堆古国都城的整体样貌。”冉宏林说。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 肖林 童芳（据新华社成都6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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