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再醒惊天下，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青铜神树、玉琮……这些造型别致、做工精良的文物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此外，附着在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黑色“灰烬”更是激动人心的发现，尽管它们已经和泥土、灰尘融为一体，甚至已经矿化成土块状，但经过检测分析，其中含有大量丝素蛋白，可确定为早期丝织品。

　　考古工作者如何从泥土中发现丝织品？这些丝绸在三星堆出现有何意义？4月10日，成都博物馆“云想衣裳——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展”热展期间，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带来一场题为《解密三星堆丝绸：发现及意义》的讲座，解锁深埋千年的三星堆丝绸密码。

　　抗原检测，在三星堆发现丝绸

　　现存的丝绸文物主要有两个来源，要么是传世，要么是出土。丝是桑蚕所吐的柔软光亮的长纤维，属于蛋白质，在埋藏过程中极易被降解——此前陕西汉阳陵出土的部分“裸体俑”就属这种情况。经过研究表明，“裸体俑”实则是“着衣俑”，埋藏时穿着麻布和桑蚕丝。

　　考古圈有个行话，对于丝绸的发掘同样适用：“湿千年，干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古蜀国时期气候湿润，在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重启之前，尚未发现丝绸的痕迹。同时，三星堆是浅层埋藏，出土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不利于丝绸的保存。好在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了大量的青铜器，它们会向周围的环境释放铜离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微生物生长，为有机残留物研究者暗藏“福利”。

　　如何从泥土或者青铜器表面检测出丝绸的痕迹？周旸介绍，在过去十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学通力合作，研发了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这种技术在考古现场发挥出敏感、特异、便捷的优势。“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将化学与考古学交叉结合，解决了三星堆丝绸考古35年来的空白。”她自信地透露。

　　如今，工作人员在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中发现大量丝绸残留物，这些样本来自青铜器表面及坑内的灰烬。同时，他们走进三星堆文物库房，对1、2号坑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排查，在青铜眼泡等13类器型、40多件器物上发现大量丝绸残留。这一结果令人振奋不已，考古实证与神话传说、史料记载相互映证，表明3000多年前的古蜀地区已经有丝绸存在。

　　沟通天地，在祭祀中使用丝绸

　　无论是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铜壶上的采桑图，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蜀锦织机模型，还是“锦官城”“锦江”“锦里”等延续至今的称谓，都说明蜀地织锦业历史悠久，名噪一时。而三星堆作为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祭祀坑里发现大量丝绸显得十分合理。

　　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出土大量的青铜器、象牙、玉器、金器，它们原本是存在于宗庙、神庙中的祭祀用器，由于某种原因被埋藏。埋藏过程中，丝绸或被焚烧，或包覆在青铜器表面，或被掩埋，究竟意味着什么？

　　周旸介绍，早期的丝绸来之不易，它的三大用途分别是祭服、尸服和常服。《礼记》中一些关于养蚕献茧、祭祀仪式的记载表明，不仅神明的祭服必须用丝绸，而且必须用“亲蚕亲缫”所得之丝制成祭服，方能体现虔诚恭敬。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身上的纹饰，或许是最早的龙袍。服饰上的四条龙，龙首上昂，龙爪紧握，这种造型的龙称为衮。《说文》记载，“衮，天子享先王”，这与青铜大立人主持祭祀的场景不谋而合。

　　多元一体，丝绸是个趋同要素

　　1986年，三星堆一醒惊天下，两个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青铜器，但是受当时的考古技术限制，并没有发现丝绸的痕迹。时隔35年，三星堆此次新发现了6个祭祀坑，出土大量文物的同时，丝绸是最令人惊喜的发现，与史料、传说十分吻合。此外，考古人员还对周围进行了详细勘探，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尽管四川是丝绸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为何此前的考古发掘都没有发现丝绸的痕迹，未来能否出土比三星堆时期更早的丝绸？在周旸看来，如果未来扩大寻找的范围，像这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一样，跟随考古人一起深入现场，“只要从技术、理念、信心上做好准备，四川找到比三星堆时期更早的丝绸应该指日可待”。

　　她希望将来若以三星堆考古为基础，复原当时“神庙”或者“祭祀区”的神祇体系、贵族构成、供奉陈设、礼仪空间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丝绸的存在。丝绸的发现，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更有利于人们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的。

　　周旸最后总结：“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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