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圖為會議期間，中外考古領域專家學者到中國考古博物館參觀調研。 　　新華社記者 李 賀攝

　　數千年前的壩上高原先民吃什麼？他們是狩獵者，還是已經開始耕種？科技考古用堅實的証據給出了答案。

　　被稱為“遺存打撈者”的浮選法讓肉眼看不見的植物遺存重見天日：在河北康保興隆遺址、內蒙古化德四麻溝遺址，發現了距今8600年前后的黍類遺存﹔在河北尚義四台遺址、內蒙古化德裕民遺址發現了距今7700年的黍、粟遺存。

　　“綜合考古証據，在冀西北壩上區域，黍的利用早於粟，是當地較早被栽培利用的核心作物，為后續北方旱作農業文明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關注北方旱作農業起源與機制研究的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研究館員趙戰護說。

　　另據趙戰護介紹，碳穩定同位素分析還揭示了北方史前先民食譜的演變軌跡——9000年前，壩上先民多依靠採集狩獵獲取食物，食譜中C₃類植物佔比較高﹔7500年前后，粟、黍等C₄作物開始大量出現在食譜中﹔之后，農業產品逐步佔據主導，粟、黍相繼成為區域內核心主食。從“採集”到“農耕”的轉變，被同位素清晰地記錄在每一塊人骨和獸骨之中。而古基因組研究進一步証實，這片土地上的史前人群遺傳譜系高度連續——表明冀西北的農業起源，很可能是本地先民自主完成的馴化過程。

　　這僅僅是科技考古的一個縮影。日前，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來自中國、美國、英國、意大利、羅馬尼亞、澳大利亞、加拿大、希臘等國家高校和研究機構的30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探討如何借助科技前沿技術，將古人生活的場景，一點點“拼”出來。

　　打開先民智慧之門

　　科技考古如同一把鑰匙，打開了先民智慧的大門——他們在與自然的長期對話中，形成了生存與發展之道。

　　水在人類文明的產生、發展、繁榮乃至衰敗等過程中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在史前社會，人們怎樣跟水進行互動？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研究員劉建國研究的內容。

　　劉建國表示，人類與水資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構成了自然界中的重要關系之一——水是人類生存、生產必須依賴的重要資源，但同時又以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的形式對人類社會造成威脅。

　　他和團隊成員通過衛星遙感、無人機航拍、遺址三維重建等前沿技術，從防洪、灌溉等角度提出江漢平原等史前聚落治水模式，揭示先民掌握氣候、水文特征，合理整治管理水資源以應對氣候變化。

　　“早在5000年前，我國先民便已逐步聯合起來，因地制宜修建規模復雜的水利工程，應對復雜的氣候變化。”劉建國說。

　　劉建國表示，史前先民順勢而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治水理念，特別值得借鑒，“他們主動適應並合理調控水利資源，既利用水利資源發展生產，又不破壞自然環境，這種智慧對我們現在處理人地關系、應對氣候變化、進行水利工程建設，都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不只是治水，先民的智慧還體現在對土壤的認知上。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考古學與人類學系副教授尚雪團隊，通過現代農田種植實驗，呈現了黃土高原的先民對粟黍作物進行的農田管理。

　　“黃土高原耕層淺薄、生產力低。但早在8000多年前，先民就開始農田耕作，是什麼樣的農田管理手段能維持它繼續耕作？”尚雪說，“通過考古工作，我們發現先民通過長期實踐，找到了維持地力的方法——施肥。我們的研究選擇黃土高原3個點開展多地點對比實驗，探討土地管理與粟黍農藝性狀、產量和同位素組成的關系，為探討農田管理尤其為實証豬糞肥田對粟作農業的影響提供了科學依據。”

　　尚雪表示，事實上，中國古代先民對土壤長期有著深刻的認知，認識到了土地在地勢高下、肥瘠、干濕等方面的差異，懂得根據不同性狀的土壤搭配特定的肥料進行改良，踐行著因地制宜的施肥原則。“近年來，我們團隊持續通過穩定同位素分析、大植物遺存研究、土壤微形態以及雜草生態等科技考古手段，不斷實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以來我國黃河流域先民早已有意識地開展了施肥等土地管理實踐。”尚雪說。

　　還原古人的食物故事

　　古人吃什麼、怎麼吃？食物從哪裡來？古人以何為生……反映的正是先民多樣化的生業圖景。

　　農業起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裡程碑，在人類漫長的演化發展過程中，早期人類從數萬種植物中選擇、栽培馴化數千種植物，最后培育出幾十種關鍵農作物。“其中，水稻對中華文明、世界文明有深遠影響。但水稻起源的時間、地點與過程是學術界長期爭議的話題。”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呂厚遠說。

　　呂厚遠研究團隊在浙江省上山文化遺址做了一項持續10多年的工作。他們選擇了一種特殊的“時間膠囊”——植硅體，這是充填在高等植物細胞組織中的二氧化硅顆粒，產量高、抗風化。

　　通過植硅體分析，研究團隊建立了基於水稻機動細胞植硅體魚鱗紋數量的野生與馴化的判別標准，結合光釋光測年技術，在上山文化遺址發現了距今約10萬年以來的水稻植硅體連續記錄，証實長江流域在末次冰期仍有野生稻生長﹔發現約2.4萬年前，人類已開始採集野生稻﹔1.3萬年前，進入馴化前栽培階段﹔至1.1萬年前，水稻完全馴化及稻作農業起源，這一馴化過程歷經超過3000年。

　　“上山文化遺址的研究，首次完整揭示了水稻從野生採集、馴化前栽培，到完全馴化的10萬年連續演化鏈條，証明長江中下游是水稻的重要起源地。”呂厚遠說。

　　食物的故事不只是水稻。在新疆小河墓地，發現了人為刻意收集的畫眉草屬植物的細小種子。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考古學與人類學系教授蔣洪恩的研究發現，出土標本經形態觀測與古DNA鑒定確認為新疆本土原生種畫眉草，說明該植物為本地利用資源。“這批遺存是目前歐亞大陸已知最早的畫眉草利用實証。畫眉草種子與谷物同出且見於牛糞中，証明其在小河先民生活中兼具糧食與飼草雙重用途。”蔣洪恩說。

　　目光轉向更廣闊的世界。畫眉草的近緣植物“苔麩”，今天仍然是埃塞俄比亞人的主食之一，被做成帶有酸味的英吉拉薄餅，這也和以往畫眉草屬植物種子遺存主要發現於非洲埃塞俄比亞一帶形成呼應。

　　關於農業起源及過程，2001年，考古學家提出“低水平食物生產”這一概念，指出人類社會在從採集狩獵向農業過渡的過程中，存在一個漫長、普遍的“中間地帶”。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呂鵬認為，生活於陰山東段北麓及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帶、距今8700年至7000年的裕民文化先民的生業方式正是“低水平食物生產”階段的典型代表。

　　在對內蒙古化德裕民遺址出土動物遺存進行鑒定和研究的基礎上，呂鵬結合河北康保興隆遺址和河北尚義四台遺址的環境考古、動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成果，探討裕民文化史前環境和生業及其相互關系。值得關注的是，在這裡，動物考古揭示了另一番景象，遺址中出土了大量野牛、野馬、野驢等大型動物。“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降低了發展農業的緊迫性。”呂鵬表示，裕民文化先民充分利用周邊的自然環境和野生動植物資源，採用了多元化生業方式以獲取各種資源，在森林草原過渡帶中找到了生存之道。

　　這些被時光掩埋的故事，正借助科技考古，被一點點拼合起來——拼起來的不只是古人的生活場景，更是人類與自然相處、相知、相生的漫長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