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你看病的可能不隻醫生

人工智能(AI)正在成為醫生眼睛、雙手甚至思維的一部分——在我們還未察覺時參與救治生命,比如在患者胸腔找出一枚隱藏很深的惡性結節,在醫院門外拉住一個急需復診者,在村衛生室阻止村醫開出錯誤的藥方,或是在非洲偏遠地區篩查肺結核患者。
當許多人還認為“AI醫生”是遙遠的未來時,此刻醫療界正在發生的事是:我們服用的藥品,可能有AI參與研制﹔問診收到的處方和檢驗報告,很多都由AI輔助審核﹔一些醫生,正在逐漸習慣參考AI的建議﹔走進醫院,與人類醫生會面之前,不少患者會先與AI助理打交道。
過去幾年,我國智慧醫療相關的注冊企業數量快速增長,AI醫療的應用從三甲公立醫院拓展至村級衛生室,從診療的個別環節延伸至全流程。2024年年底,在國家衛生健康委等機構聯合發布的指引中,有關AI在醫療領域的應用場景已有84個。
摸到“棉花枕頭裡的海綿”
如果人們稍加留心,會發現近年來體檢的肺結節檢出率似乎變高了,不必過分焦慮,這種情況實際上與一套幾年前投入使用的AI影像診斷系統有關。
2019年,北京市海澱醫院胸外科主任黃宇清第一次使用AI進行肺結節篩查時,“一下子就喜歡得不得了”。肺癌是我國惡性腫瘤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的頭號“殺手”,肺結節篩查是發現早期肺癌的重要手段,在沒有CT檢查技術以前,幾乎85%的肺癌“發現就是晚期”。
然而,篩查有利於患者,對醫生來說卻“有點辛苦”——需要做胸部薄層CT,即以每層1毫米的精度對胸部進行橫斷掃描,通常一個人就要出350-400張圖像。醫生逐層審閱,在細密的血管中分辨直徑可能僅有幾毫米的結節,並在模糊的黑白影像中依據一些微小的指征判斷其風險度。
這對醫生的經驗要求很高,黃宇清說,臨床工作至少5年的“高年資主治醫師”,才有可能較為准確地判斷。但人眼對細小結節的辨認能力有限,有可能誤判或是漏判。黃宇清曾收治一位患者,此前經歷幾次CT檢查,“都說沒事”,但她看過之后發現是早期癌。
就算以每層兩三秒的速度審閱,一份CT報告也需要耗費十幾分鐘。門診一上午就有幾十位患者,黃宇清時常感覺“看CT看得眼花繚亂”,非常希望提高效率。
AI將她解救出來。肺結節AI影像診斷系統可以在幾十秒內快速標注CT報告中的所有結節信息,並初步判定其為低危還是高危,醫生僅需對結果進行審核。黃宇清說,目前AI對肺結節識別的靈敏度在90%以上,“尤其是5毫米以下的結節”,但判別結節性質的能力還有待提高,仍需醫生判斷。
黃宇清的一位患者,AI看片認為結節是“低危”,但黃宇清將患者過去幾年的CT影像逐層對比后,通過變化趨勢發現這是一個惡性結節。
這位醫生說,以前想要對比報告,需要手動在幾百張圖層中找到對應結節,然后用鼠標繪制測量結節的直徑,不僅耗時耗力,精度上也容易有誤差。如今AI可以直接精准比對幾份報告中所有結節的信息,並從三維層面測量出結節的體積變化,對結節的動態變化趨勢進行總結,有助於對患者的長期隨訪管理。
另一個對患者意義重大的功能是,AI還可以將二維的CT報告進行三維重建,模擬出患者的胸腔結構。黃宇清解釋,肺結節就像“棉花枕頭裡的海綿”,很難摸到,手術更加困難。“以前還出現過結節切一塊肺葉找不到,再切一塊還找不到,甚至整個拿下來都找不到的情況。”如今,通過三維重建,醫生可以更精准地找到結節的具體位置。
2021年,DataMesh公司曾試圖將三維重建與MR(混合現實)技術結合,方便醫患溝通。例如,當醫生跟患者談腦部腫瘤病症時,患者可以戴上VR眼鏡,看到自己腦部的3D場景,跟隨醫生的講述了解手術過程。黃宇清還了解到一項正在研發的項目,是AI為胸外科的手術醫生提供“導航”,就像汽車導航一樣,在手術中“提醒他將會遇到哪根血管”。
目前,肺結節AI影像診斷是應用范圍最廣、成熟度最高的AI醫療應用之一,經過幾年發展,已經可以同時識別冠脈、肺栓塞、肋骨骨折等多項信息,也曾在新冠疫情時輔助肺炎識別。以之為代表的影像類AI也是目前應用最多的AI醫療器械,上海長征醫院放射診斷科主任劉士遠團隊曾在2022年上半年對中國醫學影像AI臨床應用情況進行調研,發現73.9%的三級醫院都配備了影像類的AI輔診軟件。
此外,在精准醫療層面,廣東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中山一院”)藥學部副主任陳攀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臨床實踐中,一個常見現象是:兩位有相同疾病的患者,以同一劑量服用同一藥物,卻可能一人有效,一人無效,甚至引發嚴重不良反應。器官移植手術后的免疫抑制劑使用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在過去,醫生隻能依據藥品說明書憑經驗估算大致劑量,現在則可以讓AI根據患者的年齡、體重、基因型等各種信息,預測更精准的藥物劑量,將醫生的給藥達標率從30%提升到60%以上。
在肝癌治療方面,中山一院超聲醫學科主任謝曉燕說,肝癌浸潤癌的浸潤范圍術前沒辦法預測,很可能會切多或是切少,隻能在手術后看病理報告驗証,“那時候已經晚了”。肝癌手術切除后5年復發率高,和精准治療難有關。
謝曉燕參與研發的一套AI系統,可以對照學習大量患者的檢驗報告和病理報告,逐漸判斷出不同類型的檢驗結果會對應怎樣的腫瘤浸潤范圍。謝曉燕說,目前AI給出的預測與病理結果比較,准確率在90%左右,這將會在多大程度上降低肝癌復發率,正在研究當中。
2024年11月,國家衛生健康委等機構聯合發布《衛生健康行業人工智能應用場景參考指引》,為AI在醫療領域的應用細分了84個場景,包含輔助診療、藥物研發、醫院管理等。
找出那個必須來復診的患者
2024年3月,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以下簡稱“浙大二院”)將“IT中心”更名為“人工智能與信息化部”。該部門主任相鵬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過去AI在醫療領域的應用,大多聚焦於某一科室的某一環節,“能解決單一問題,但解決不了通用性問題”。他認為,未來AI或許可以成為醫院內的“智慧大腦”,連通各種應用場景,“不再單獨服務於某一個獨立任務”,而是可以為所有醫生配備一個能夠滿足各種需求的AI助手,“就像宇宙飛船駕駛員的副手”。
比如,它能輔助醫生梳理病歷。梁永慧是浙大二院綜合ICU(重症監護病房)的醫生,她每天有接近四分之一的工作時間是在寫病歷。在接診之后,住院醫生需要詳細了解患者基本信息、現有病情、既往病史等情況,細化到有沒有輸過血、接種過特殊疫苗,或是“接觸過腹瀉的小狗”等。
盡可能完備的信息,能提升診療的准確性,如果患者本人不清楚,梁永慧還要反復追問家屬,前后會花費幾小時。患者正式住院后,醫生還要每天跟隨病程記錄,並進行階段小結——其中有許多是重復性、可替代的工作。
浙大二院用AI幫醫生減輕負擔,幫助他們梳理病情小結。在過去,如果遇到病情反復波折的患者,梁永慧可能需用三四個小時寫小結。但有了AI后,它可以快速提取出每日病程中被標注的重點信息並梳理匯總,梁永慧隻需在此基礎上改動,“基本可在1個小時左右搞定,這樣就有更多時間在病人身邊”。
在藥房,AI也幫藥師減輕工作負擔。中山一院藥學部副主任陳攀說,每位執業藥師平均每天可能會收到1000多份處方,由於現代醫學發展速度極快,藥物的使用指南一直更新,藥師的審方工作壓力很大。如今,許多醫院已經在系統內嵌置了“處方智能審核系統”,會在醫生開具處方時,自動對處方的准確性進行審核,“能過濾掉90%以上不合理的開藥行為”,讓藥師能夠更專注在用藥知識更新和藥學服務工作上。
2024年,國家衛生健康委開始推進在醫院實行“駐科藥師”模式,即在每個科室安排藥師與醫生聯合制定藥物治療方案,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藥學服務。實踐中,醫院很難有這樣的人力資源配備。為此,中山一院開發了“AI移動查房系統”,可以依據患者病歷信息篩選出需要被重點關注者,也減輕藥師壓力。
超聲科的報告錄入員也可被AI替代。長期以來,超聲檢查的報告書寫都是由醫生將檢查結果口述給助理,再由助理打字輸進報告界面。一旦助理出現注意力下降、未理解口述內容等情況,有可能導致信息記錄錯誤。
如今在中山一院,醫生可以一邊進行超聲檢查,一邊使用智能語音完成超聲報告書寫,科室不需要設置報告錄入員這一崗位。“系統還可以智能過濾詢問患者‘是否吃過早餐’一類的語音,隻有講到‘關鍵’詞匯,才會被系統採納,准確率非常高。”謝曉燕說。
“醫生過去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事務性的。”黃宇清說,她希望AI能夠將醫生從一些基礎工作中解放出來,有更多時間花在關注病人或是科研方面。
不僅是醫生,醫院的AI系統同樣會服務患者。門診工作中的一個長期痛點是患者在門診初診后,並非所有人都會拿著檢查結果找醫生復診,也有患者會對結果感到迷茫,不知如何找到合適的醫生,導致每天都有許多應該復診的患者不知如何精准就醫,有些人可能錯過最佳治療時機。此時,醫生隻能坐在門診裡被動等待,患者和醫生之間存有“信息鴻溝”。
為此,浙大二院研發了AI疑難患者警示追蹤系統,每一天,AI都會對全院的檢查報告進行分析,從中篩選出疑難患者,分派給相應科室的醫生,與需要盡快復診的患者聯絡。
從去年12月至今,浙大二院已經通過這個系統精准定位了1萬多名患者。胃腸外科的醫生張朝陽說,他曾聯絡過一位七八十歲的老人,她病情很嚴重,但一直待在家裡沒來復查﹔還有一名務工者,檢驗報告顯示他患有十二指腸腫瘤,但他甚至沒有看過報告,“可能是看不懂或是沒有關注”,這兩位患者都通過AI系統追蹤找到,最終得到治療。
目前,許多醫院或是AI醫療企業,都在思索如何能讓AI醫療“從點到面”,以一種更簡單、更一體化的方式融入醫生的工作流程,在輔助醫生的同時,實現對整個醫院診療效率與質量的提升。
AI系統提示,“患者年齡與用藥要求不符”
AI對醫療行業更廣泛的意義是,它被期待能填補基層醫療資源的不足,實現普惠醫療。今年全國兩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雷海潮表示,在健全基層服務體系方面,今年將進一步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信息化能力,大量應用人工智能輔助技術來提升基層服務能力和水平。
曾經,線上挂號、在線問診是行業熱點。后來,部分從業者發現,互聯網能夠打通醫患交流的渠道,卻難以解決醫患供需不平衡的問題,它能幫患者找到醫生,卻沒法提升優質醫療資源的供給和均衡分布。
張霞是山西省陽曲縣人民醫院院長,她向中青報·中青網介紹,陽曲縣有116個村衛生室,基本隻能保証每個村有一名村醫,其中執業(助理)醫師的比例為55.47%,全國平均比例是45%。陽曲縣錄古咀村的村醫王馨說,有部分村醫還是各個村子留下的老醫師,直到2017年醫改以前,許多人都還是兼職干村醫,其他時間“各有各的活路”,醫療水平比較有限。
從2020年開始,陽曲縣啟動智慧醫療改革,上線“智醫助理”系統,希望能用智能技術輔助基層醫生提高診療能力。張霞說,最開始的“智醫助理”沒有那麼智能,更像是個“字典”,過去很多村醫不會規范化問診,“很可能大概知道你發燒就給你開藥了”,“字典”至少能幫他們進行標准化的問診和分診。
后來,“智醫助理”的能力不斷提升,如今已經可以在收到患者病歷信息后,自動在系統內給出診療建議。最開始,張霞對這一功能很抗拒,“感覺太不靠譜了”,作為一名從業多年的醫生,她認為很多時候醫生看病人是有“臨床感覺”的,“有的人我一眼看去就覺得他像患有惡性疾病,這種感覺沒辦法具體描述”。張霞不認為AI能夠做到這一點。
當時,AI給的診療建議的確有偏差,張霞發現,隨著數據量增加,機器不斷學習進步,能夠綜合的患者信息越來越多,它的判斷越來越准確。張霞印象很深,她曾接診一位轉院過來的患者,單看檢驗報告很像“韋格納氏肉芽腫”,一種慢性系統性血管炎,但AI查到患者有結腸癌手術史后,提示他可能是“肺轉移癌”。檢查結果顯示,患者的確是結腸癌術后復發的肺轉移癌。
“如果沒有這個系統,我也可能會得出相同的結論,但耗時較長,需要向病人追問很多細節。在AI的提醒下,我很快往這個方向想。”張霞說,如今她已經習慣在診斷時順帶參考AI的建議。
作為陽曲縣錄古咀村比較年輕的村醫,王馨觀察過身邊一些年齡較大的老村醫看病,患者咳嗽吐痰隻會開消炎藥,“不會考慮北方春天花粉濃度高,可能是過敏引起的變異性咳嗽”,如今,AI會在系統內發出相關提示。她還見過一些村醫會給未成年人開禁用藥物,“他們覺得十五六歲就可以吃了”,但AI會在注意到患者身份証號后提醒:“患者年齡與用藥要求不符。”
“在很多地方,AI也許就是當地最好的醫生。”推想醫療創始人陳寬說。這家企業從2016年開始專注於AI醫療研發,曾與聯合國相關組織合作,用AI技術幫助一些非洲國家解決公共衛生問題。他們曾在津巴布韋落地過一個項目,將肺結核AI影像診斷系統與便攜式電池供電的X光機結合,讓醫護人員可以將設備帶到偏遠地區,進行肺結核篩查。
目前,13台這樣的機器每天在津巴布韋完成2600例肺結核病例的篩查,甚至不需要醫生在場。津巴布韋衛生和兒童福利部肺結核防治項目副主任馮蓋·卡凡卡曾在採訪時說,項目可能幫助他們實現在未來3年,肺結核發病率比2015年基線降低80%。
在中國基層,管理慢病患者一直是一個難題。數據顯示,四大慢性病(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癌症)導致的死亡人數佔比超過80%,這些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長期隨訪關注,進行疾病管理。
一些地區嘗試引入AI提升慢病管理的效率。2020年,在天津市政府的指導下,微醫控股打造了人工智能總醫院,用AI技術賦能天津市266家基層醫療機構和2000余個基層醫療服務站、衛生室,從糖尿病單病種入手試點更高效的慢病管理方法,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效。
過去慢病管理基本由離患者最近的社區衛生中心、鄉鎮衛生院等基層衛生室承擔,但每個患者的個體情況不同,基層醫生很難在診療工作外精准關注如此多慢性病的情況,很多患者對醫囑的依從性也很差。
針對這一問題,微醫向基層醫療機構派駐了專職健康管理師,幫助醫生分擔壓力,並通過AI提升管理效率。比如,依據患者個體情況實施分層管理,提示健康管理師哪一天哪一位患者該復診、該體檢或者需要調整方案。目前,微醫的每位健康管理師同時應對2000名患者,能實現工作精細和高效﹔同時,慢病患者無需反復、無序就醫,還能減少醫保開支,提升醫保使用效率。
當下,我國多地都在探索AI賦能基層醫療的方式。例如,2023年,浙江衛生健康委聯手支付寶推出全國首個數字健康人“安診兒”,居民可以向這位AI醫生詢問醫療相關的各種問題。北京市海澱區衛生健康委信息化辦公室主任吳濤則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海澱區各社區醫院即將落地“AI全科醫生”。
“裝著保險箱的自助挂號機”
陳寬記得,2016年,他剛剛開始進入AI醫療領域創業時,跟一些醫院講人工智能,大家像是“聽天書”,還有人罵得很難聽,以為他們是來騙錢、騙數據的。那時候的AI醫療還空有概念、沒有產品,他走訪了幾十家,才遇到願意做小范圍嘗試的醫院。
到了2018年,AI醫療已經是資本和創業者青睞的行業,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也開始進行相關調研,2020年為AI醫療產品發放第一張《醫療器械經營許可証》。目前,中國已有近百個AI醫療產品通過國家藥監局認証。
天眼查專業版數據顯示,近5年間,國內智慧醫療相關企業的注冊數量一直逐年增長,目前已超76.4萬家,截至目前,今年新增的智慧醫療相關企業超過3萬家。而在公立醫療層面,DeepSeek爆火后一個月內,全國有20多個省份超百家三級醫院官宣完成DeepSeek的本地化部署。
AI醫療短短幾年內的高速發展,也讓一些人感到隱憂。“醫療應該是一個比較保守的行業,因為它要為生命健康負責。”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鄧利強說。
AI的確在醫療領域有諸多推進,但能力仍然比較初級。多位使用過AI輔助診斷的醫生都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AI大體上有“主治醫師”的水平,但也有可能會給出錯誤判斷。從業兩年的醫生梁永慧說,她覺得AI在實際使用中有點像“比她強一點的同學”,“可以參考它的建議,也要篩選它的建議”。更多的時候,她會將自己的判斷與AI進行“雙向驗証”,實在拿不准的還是會請教上級醫生。
按照我國相關規定,AI不得替代醫師本人提供診療服務,隻能作輔助診斷。但也有一些人憂慮,當AI越來越強大,醫生從習慣到依賴它以后,很難判斷它給出的信息。
相鵬說,他遇到過一些年長的醫生,十分反對AI,擔心它會讓學生失去判斷能力,阻礙思維發展。一些醫學從業者內部對此也有爭論:“我們技術發展到這裡,究竟要不要用?怎麼用?它對我們是幫助還是阻礙?”
鄧利強說,目前我國雖然有地方提出類似“不得由AI自動生成處方”之類的規定,但仍然比較零散,如何監管AI醫療服務、醫生如何與AI協作依然缺乏足夠的規范。這些討論一直在各個領域進行,例如,在2025年中關村論壇上,北京衛生法學會和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共同制定了《醫療機構部署DeepSeek專家共識》,希望能夠推進AI在醫療場景的標准化、規范化部署。
在產業層面,AI醫療也面臨一些需要突破的難點。
首先是如何商業化的問題。AI醫療的各類器械目前尚未納入醫保,醫院購入設備需要付出額外成本,雖然也有很多醫院願意為了提升診療水平而投入,但陳寬也接觸過更多無力購買的醫院。在醫療領域,公立醫院是主要的應用場景,如果醫院不買,企業也很難盈利,從而缺乏投入研發的資金。過去幾年,許多AI醫療的企業都處於虧損狀態。
為了支持企業研發,也為了提升區域醫療水平,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扶持措施。吳濤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包括即將在社區醫院推出的“AI全科醫生”在內,海澱區許多醫院的AI醫療器械,都是政府向企業購買后推入醫院使用。
吳濤切實感受過AI為基層醫療水平帶來的提升。過去海澱區各社區醫院缺少能看懂CT檢查報告的醫生,AI影像診斷系統很好地填補了這一空缺。另一套AI輔助診斷儀器投入使用半年左右,幫助海澱區社區醫院篩查8萬多人,找到6000多位高危眼底疾病患者,並為患者開設了綠色通道,可以很快加號轉診。
另一個難點是,訓練AI需要大量的數據,在醫學領域,這些數據還要加上“高質量、標准化”的條件。“目前我們的醫療數據其實是缺乏的,高質量的數據是更不夠。”黃宇清說。
受技術、安全、隱私等問題所限,各個醫院之間的數據往往是封閉的,醫院數據收集的能力也不強。“甚至以前一個醫院裡門診、病房、影像、化驗的系統都不互通。”黃宇清說,前段時間她研究某種疾病,找到醫院信息科問能不能把該疾病患者多年的CT影像調出來,或者找到復查、隨訪信息,結果都沒有,她隻能挨個打電話詢問,一個個抄寫。
每家醫院因診療能力不同,數據水平也參差不齊。中山一院藥學部副主任陳攀說,同一份血樣拿到不同的醫院檢測,各項指標會有差異。這也導致在某家醫院用得很好的AI系統,在另一家醫院落地可能結果完全不同。
2024年年底,國家衛生健康委連同7部門公布《關於進一步推進醫療機構檢查檢驗結果互認的指導意見》,推進醫療機構之間數據的互通共享,以及檢查檢驗同質化水平的提高。
“以前我們也會匯總數據,但更多是面向患者端查詢檢驗報告,居民用的也不多,所以發現的問題也比較少。”吳濤說,在和提供AI技術服務的相關企業合作后,應用過程中發現了許多數據問題,也讓主管單位對數據質量有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AI在醫療領域的應用和發展還必須解決醫院的算力問題、交叉學科人才培養問題等。
相鵬用醫院自助機的例子來比喻AI醫療的發展情況。自助機的技術很早就有,但一直沒有落地,“因為當時大家還在用現金,最初的自助機裡還裝有保險箱,需要一系列配套安全機制,對醫院而言不如窗口人員收費劃算”。直到移動支付推廣,自助機的成本大幅降低,各大醫院很快普及。
如今的AI醫療就像是“還裝著保險箱的自助機”,剛剛起步,等待著更普遍、實際的落地機遇。相鵬說,能做到的要發揮優勢,做不到的也別隨便去做,“實際點,別夸大,這就對了”。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裴思童)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