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區域航拍圖

此次聯合考古項目所發掘的遺址位於羅馬尼亞雅西市以南約三十公裡的多布若瓦茨村。圖為發掘現場。

紅燒土房屋是庫庫特尼文化中最常見的一類遺存，也是此次中羅聯合考古發掘揭露的主要對象。圖為遺址七號房屋出土的紅燒土塊。

遺址出土的穿孔石斧。

遺址6號房屋倒塌堆積及陶器碎片。

中國—羅馬尼亞聯合考古項目從2019年起，到目前已開展數年。圖為雙方考古工作人員在交流。 　　本文配圖均由作者提供

　　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取得突破性考古發現后，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就發現的彩陶與歐洲考古學家進行交流，認識到其與中亞的安諾文化、東南歐的特裡波利耶文化彩陶紋飾具有相似性，並就此得出仰韶文化西來的初步假設。巧的是，當初安特生向德國考古學家胡伯特·施密特求教時，施密特曾毫不留情地批判安氏僅依據紋飾相似性便將它們歸為同源的做法有失嚴謹。而施密特正是安諾遺址與羅馬尼亞境內特裡波利耶文化典型遺址—庫庫特尼遺址的主要發掘者。

　　雖然“彩陶西來說”隨著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已被完全摒棄，然而仰韶文化與庫庫特尼—特裡波利耶文化在文化進程和總體特征上的相似性依然引人遐思。

　　庫庫特尼—特裡波利耶文化是東南歐地區一支重要的史前考古學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東南歐地區的相關遺址進行考古發掘與研究，不僅可以發揮考古學跨區域長時段對比的學科優勢，而且還可以為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史前文化的獨特性提供不可多得的域外視角。

　　

　　中國考古人首次在歐洲發掘

　　2019年7月至9月，借助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東風，中國考古工作者首次踏上歐洲的土地，在歐洲史前文化的發祥地東南歐開展了中國—羅馬尼亞聯合考古項目的首次發掘。

　　該項目研究團隊由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羅馬尼亞科學院雅西考古研究所、雅西摩爾多瓦國立博物館等多家單位的10余位科研人員組成。所發掘的遺址位於羅馬尼亞雅西市以南約30公裡的多布若瓦茨村。

　　這是一處庫庫特尼文化早期（絕對年代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4200年）的聚落。它坐落在村庄以南約3公裡的丘陵頂部，東鄰布達森林，西部為開闊的農田。前期初步的地磁勘探結果顯示，該遺址的文化堆積層次較單一，在靠近森林邊緣的耕土層下分布有9座紅燒土房屋倒塌堆積，保存狀況較好。遺址文化堆積分布范圍南北長約260米、東西寬約220米，面積近6萬平方米。其中近2/3被布達森林所覆蓋，隻能進行小規模試掘或勘探﹔另外1/3處於農耕區，適宜進行大面積開放式發掘。

　　2019年、2023年和2024年，聯合考古隊對2至9號8座房屋的倒塌堆積進行了重點揭露和清理，發現了保存較完整的紅燒土房屋、用於丟棄生活垃圾的灰坑等遺跡，還有數量眾多的陶片、石器和骨器等遺物。其中，不少陶片是繪有精美紋飾的彩陶片，紋飾主題主要是庫庫特尼文化早期常見的紅白彩音符狀S形及螺旋形紋。

　　紅燒土蘊含豐富歷史信息

　　紅燒土房屋是庫庫特尼文化中最常見的一類遺存，也是我們考古發掘揭露的主要對象。我們通過與羅方同行合作發掘，認識到了紅燒土房屋倒塌堆積本身的復雜性，看似普通的紅燒土塊其實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歷史信息，比如當時的建筑材料、建造技術、廢棄和倒塌堆積形成原因等。

　　這些紅燒土塊原本都是木骨泥牆式房屋的組成部分，大多數紅燒土塊的表面可以清晰看到半圓形或方形的木骨印痕。紅燒土塊堅硬的質地表明，房屋在廢棄的過程中曾經過劇烈的火燒。嵌於草拌泥中的木骨作為承重框架在被燒蝕后，整座房屋便轟然倒塌，從而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紅燒土房屋倒塌堆積。

　　為了最大程度地記錄紅燒土塊上的木骨印痕，復原房屋木質框架的搭建方式，我們在提取紅燒土塊后，都會按網格對其中的紅燒土塊進行現場翻轉拼合，然后用相機對其進行三維攝影，便於后期進行室內三維模型的重建。有些保存較好的大塊紅燒土經過拼合后，其背面往往會發現一條直徑15至20厘米的半柱形印痕。根據相鄰網格拼合復原起來的印痕的走向，我們就大致可以推測出哪幾組印痕屬於同一面牆體，進而推斷牆體倒塌的方向以及相鄰牆體的疊壓關系。

　　目前揭露的這幾座紅燒土房屋中還未發現明確屬於房頂的部分，所以暫時推測這些房屋的頂部是用沒有敷涂草拌泥的有機物質搭建而成，它們在房屋著火的時候很快被燒蝕了，因而沒有留下任何遺跡。地板的龍骨是用一條條圓木並排鋪成的，其上再涂抹薄薄一層草拌泥作為地坪面。房屋的門道很多情況下無法確認，僅能根據紅燒土堆積的厚度和密度的相對差異予以推測。

　　庫庫特尼文化的房屋平面一般呈長方形，長寬在6至8米不等。大多是單層建筑，少數也有雙層閣樓設施。從目前勘探的結果來看，多布若瓦茨遺址整個聚落的房屋呈排狀分布，相鄰房屋之間有8至10米不等的空白區域，這些地方往往分布有少量的灰坑。房屋內部發現的可復原的生活所用陶器不多，這表明房屋在廢棄前人們曾有意地將房屋進行騰空。一些被紅燒土塊疊壓的陶片邊緣可見明顯的蜂窩狀熔融物，一些石器或石塊也呈現出明顯的熱裂痕跡，足見當時房屋內火勢之劇烈。

　　不過讓人困惑的是，目前揭露的紅燒土房屋堆積下竟然沒有發現任何大塊的木炭，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仍待探索。

　　開展科學研究與學術合作

　　庫庫特尼文化時期的房屋在廢棄倒塌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這處遺址都未有大規模人類活動的跡象。直到約公元前兩千紀中后期，一群早期鐵器時代的先民才又在此處定居生活。他們遺留的主要活動跡象就是一座座平面呈圓形的灰坑，這些灰坑直接打破在庫庫特尼時期紅燒土的倒塌堆積中。

　　通過對這些灰坑採集土樣進行浮選，我們發現了數量較多的炭化黍粒。這是中國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歐洲地區發現早期黍類農作物遺存。

　　作為中國本土起源和馴化的主要農作物之一，黍具有生長周期短、耐寒、抗旱的生物學優勢特性，深受許多處於生態邊緣地帶、具有高度流動性人群的青睞。

　　公元前兩千紀中后期，隨著歐亞大陸北部氣候轉向干旱，早前的農業人群逐漸開啟了游牧化進程。不同人群在東西向上的季節性遷徙與相互接觸和交流形成了比歷史時期“絲綢之路”早1000余年的“史前絲綢之路”。就是順著這條歐亞大陸的“史前絲綢之路”，中國北方起源的黍被人們有意選擇進行栽種和傳播，穿越中亞和近東，最終到達歐洲。這一粒粒毫不起眼的黍，是當之無愧的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盛況的見証者。

　　庫庫特尼文化在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若干文化特征都與大致同時期的仰韶文化高度相似，印証了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一般性規律。比如兩者皆處於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的銅石並用時代，皆以農耕為主要生業經濟形態，制陶工藝發達，社會分層和分化不明顯，空間拓展皆以農業人群的擴散為原動力，都流行使用彩陶器、建造木結構房屋並且大范圍產生紅燒土房屋倒塌堆積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庫庫特尼文化晚期（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800年），一些典型的彩陶在器型和紋飾上與我國西北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彩陶表現出耐人尋味的趨同性。馬家窯文化作為仰韶文化晚期在中國西北地區的繼續發展，創造出了第二個史前彩陶藝術的高峰。其西漸的發展態勢為中華文明極大拓展了發展空間，並在公元前兩千紀初與其西部的相鄰地區發生最早在考古証據上可見的跨區域文化交流現象。而遠在歐亞大陸另一側的庫庫特尼文化在其發展末期，隨著眾多超大型向心聚落的崩潰與解體，迫使大量人群向東擴散進入中亞地區，青銅時代由此開啟。

　　一鯨落而萬物生。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空前繁盛的彩陶文化雖未曾發生過直接文化交流，但是它們的文化余波卻如漣漪般擴散開來，並在千年后發生碰撞，這到底是巧合還是歷史必然呢？

　　100年前，囿於世界范圍內零星的史前考古發現，安特生不可避免地將中華文化的源頭指向西部的中亞乃至東南歐地區。100年后，中國考古學發展已臻成熟，史前文化的格局“滿天星斗”。中國考古工作者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下，走出國門，前往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與當地同行開展科學研究與學術合作。隻有我們放眼世界文明的“滿天星斗”，才能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華文明的獨特之處。

　　（溫成浩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楊猛、劉啟系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館員、助理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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