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協副主席袁亞湘針對就業市場中長期存在的“第一學歷”歧視現象發出呼吁。

　　3月9日，袁亞湘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表示，在人才就業選拔中過於強調“第一學歷”，甚至是“唯第一學歷”，嚴重扭曲了人才評價標准，破壞了人才成長規律，必須通過立法、監督和社會共治等手段，推動人才評價體系回歸“能力本位”。

　　“當一名普通高校畢業生即便擁有頂尖高校的碩士或博士學位，仍可能因‘第一學歷’被拒之門外時，我們的人才評價機制已經偏離了正軌。”袁亞湘說。

　　通過調研，袁亞湘發現“第一學歷”歧視現象分為3種：第一種是用人單位在其招聘條件中明確要求應聘者畢業院校為“985”“211”或“雙一流”高校﹔第二種是畢業於“985”“211”或“雙一流”高校的學生將被優先錄取﹔第三種是對非“985”“211”或“雙一流”高校的畢業生設置更加苛刻的招錄條件。

　　“近些年有關部門多次明文禁止在招聘信息中出現‘985’‘211’等限制性表述，第一種情況有所減少，但隱性歧視依然頑固。”袁亞湘發現，部分企業以“國內外名校”“國內知名高校”等模糊表述替代，或在簡歷篩選、面試環節設置隱形門檻。更有甚者，某知名連鎖企業曾被曝出為“985”“211”院校畢業生提供特殊福利，變相強化學歷歧視。

　　袁亞湘列舉了兩組數據：某人力資源機構2023年對1300名碩士及以上學歷求職者的調研顯示，70%的受訪者遭遇過企業對“第一學歷”的限制性要求，本科畢業於“985”“211”院校的求職者成功獲錄比例是“雙非”院校畢業生的1.8倍﹔一份針對武漢7所重點高校的調研發現：“第一學歷”為“211”大學本科的碩士畢業生起薪比非“211”大學本科的高11.8%﹔歧視性因素導致的起薪差異佔比達到了62.51%。

　　“‘第一學歷’本就是個歧視的概念。”袁亞湘說。

　　早在2021年，教育部針對網友提問“請問專升本畢業后的第一學歷是專科還是本科”進行答復時稱：“學歷是指人們在教育機構中接受科學文化教育和技能訓練的學習經歷，國家教育行政部門相關政策及文件中沒有使用‘第一學歷’這個概念。我們在管理過程中所說‘學歷’通常指的是個人獲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學歷。”

　　袁亞湘直言，“唯第一學歷”的本質是“唯出身論”，是“唯帽子”，而不是唯能力、唯本事，其危害已滲透至教育生態與社會發展的多個層面：

　　一是導致“雙非”高校畢業生群體被貼上負面標簽，減弱了普通本科院校學生通過考研、進修提升自我的動力，挫傷了其追求更高水平教育、更高學術成就、更強專業發展的積極性。

　　二是中國式現代化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質技能人才，“第一學歷”歧視加劇了“重學歷、輕技能”的社會偏見，不利於職業教育改革和技能型社會發展。

　　三是加大了教育優質資源爭奪與教育競爭壓力，將升學和就業壓力傳導至義務教育階段，把高考的重要性提到了不應有的高度，導致中小學生和家長陷入深深的焦慮﹔進一步加深了高校之間的等級分化，加劇了社會對研究生階段人才培養質量的信任危機。

　　根據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25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會議的最新數據，2025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222萬人。“其中，本科‘雙非’的普通院校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中佔絕大多數，他們的就業壓力很大。”袁亞湘就此提出3方面建議：

　　一是加速推進反就業歧視法等立法進程，從法律上切實保障所有大學生享有同等就業機會，杜絕用人單位以“第一學歷”歧視普通高校畢業生的現象。二是確保用人單位在招聘與晉升機制和政策中明確非歧視條款。針對濫用“第一學歷”等隱性歧視行為，實施懲處，建立舉報獎勵機制。三是明確“第一學歷”受歧視者公益訴訟程序，引導受歧視者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進一步加大法制宣傳力度，促進社會的公平性與包容性。

　　“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袁亞湘反復念叨《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的這句話。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了相同的內容。

　　袁亞湘認為，調整人才評價指揮棒的一個關鍵點，就是要消除“第一學歷”歧視，隻有這樣才能讓每個奮斗者的努力都被公平衡量，真正實現“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邱晨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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