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彌漫著瓜果甜香和戈壁熱浪的絲路之風，終於吹進了成都平原。

　　5月28日，新疆絲路文化特展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開展。100多件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的精美文物，與觀眾正式見面。

　　展覽中，最富代表性的部分文物，出土於著名的“吐魯番地下博物館”——阿斯塔那古墓群。

　　這片古墓群是公元3-8世紀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雖然這片墓地以及高昌故城遺址曾於20世紀初遭到外國探險者們的瘋狂盜掘與掠奪，但后來仍出土了上萬件珍貴的文書、墓志和絲織品，為學者們研究新疆地區的歷史文化提供了無比珍貴的史料。

　　沉睡於這片干燥土地下的人中，既有高昌國名將張雄、唐北庭副都護高耀這樣的權貴，也有寫著錯別字打油詩的學童。高僧玄奘不僅曾到訪過這座千年古城，更一度被國王極力挽留，以至不得不絕食明志，才被放繼續西行。原來，《西游記》裡那個舍不得唐僧離去的女兒國國王，原型竟是他嗎？

　　壹

　　高昌故城位於吐魯番盆地北緣的木頭溝河綠洲上，在維吾爾語中稱為“亦都護城”，也就是“王城”之意。《北史·高昌傳》中稱它因“地勢高敞，人庶昌盛”，故而得名高昌。

　　這座與交河齊名的絲路名城，始建於公元前1世紀，由西漢大將李廣利率領部隊在此屯田所建，最早名為“高昌壁”，寓意其作為漢朝廷經營西域的一處壁壘，此后數百年間，這裡雖然沒有建立正式的政權，但逐步發展為吐魯番盆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北方十六國時期，公元327年，前涼張駿“置高昌郡，立田地縣”，之后這裡又為河西走廊的前秦、后涼、西涼、北涼所先后管轄。公元5世紀中葉至7世紀中葉，吐魯番盆地曾先后出現四個獨立王國，分別是闞氏高昌、張氏高昌、馬氏高昌及麴氏高昌，都是漢人建立的政權。

　　其中，前三個政權存續時間都很短暫，最后一個麴氏高昌的統治時間最長（公元499-640年）。由於國力弱小，為了生存下去，麴氏高昌先后臣服於柔然、高車與北魏。

　　北魏滅亡后，麴氏高昌又一度臣服於突厥，隋朝建立后，麴氏高昌臣服於隋朝，還曾出兵協助隋朝攻打高句麗。待到中原再次改朝換代后，高昌王麴文泰也繼續表示了對唐帝國的臣服。有關玄奘取經的一段著名歷史往事，便是這位麴文泰留下的。

　　位於絲綢之路要道交匯處的高昌，很早就開始受到佛教的影響。隋唐時期的高昌，正處於佛教文化最興盛的時期，僅在高昌城附近佛寺的數量就達到了三百多座。

　　待到玄奘九死一生穿過八百裡大漠，抵達了伊吾（今哈密）之后，得知了唐朝高僧到來消息的麹文泰，立刻派出了一個使團，連夜將玄奘迎入宮中。“王與侍人前后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后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

　　麹文泰對玄奘的學識品格無比欽佩，不僅將他奉為上賓，安置在“重閣寶帳”中，而且幾乎每天都會聽玄奘講經說法，甚至手持香爐親自迎候，並跪下為階，讓玄奘踩在他的身上就座，以表達自己對他的敬仰崇敬。

　　他由衷希望玄奘不要再西行，而是留在高昌當國師，接受高昌全國的供養。雖然感激麹文泰的接待，玄奘顯然不可能放棄西行的目標。麹文泰將他軟禁在宮中，玄奘便絕食以明志。

　　深感震撼的麹文泰隻得讓步，向法師請罪，並與他結為生死弟兄。此后，麹文泰舉全國之財力，為玄奘准備了大量的物資與隨從——“法師既許為兄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

　　他為玄奘招收了四名弟子，准備了足夠的衣物和馬匹，以及“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匹”，將玄奘未來20年的往返路費都算進去了。他還寫了24封給西域各國的書信，請他們對過路的法師一行多加照拂。

　　另外，麹文泰還特意以“綾絹五百匹、果味兩車”專門送給西突厥的葉護可汗，在信中懇切表示：這是我的弟弟，請您善待他，就像善待我一樣。“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送出境。”舍不得唐僧西去的那個人，原來不是女兒國國王，是這位高昌王啊。

　　貳

　　知名隋唐歷史學者孟憲實，曾結合吐魯番出土的麴氏高昌時期的文書，對麹文泰贈予玄奘的這筆物資進行過換算。

　　高昌並非財力雄厚的大國，黃金100兩，可能已超過了高昌國一年的黃金交易量﹔3萬銀錢，則可能是高昌50年交易稅的總額﹔500匹絹和綾，若以高昌曾存在的評估價格推算，以每匹40文計，又是2萬文。

　　此外，麴文泰給沿途24國國王都寫了國書，每書附大綾1匹為信。大綾比綾貴重，24匹至少得1萬銀錢。再加上給西突厥葉護可汗的“綾綃五百匹、果味兩車”——麴文泰共為玄奘准備的20年往返費用，總計不下8萬銀錢，在當時至少可買馬逾千匹。

　　以現在一匹馬最少幾千元的價格來算，這筆錢折合人民幣數百萬元，且還不算他給玄奘另外准備的30匹馬，4個侍奉玄奘生活起居的剃度小沙彌，以及25名管理馬匹和干體力活的隨從。全部加起來，或許不下千萬元了。

　　有了這筆巨資傍身，玄奘在此后的西行之路上順利了許多。“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綾、絹、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申誠而去。”據孟憲實分析，玄奘能在印度從容鑽研佛學，不為經費問題所困，且有經濟實力保持與佛學界的禮尚往來，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這位高昌王的傾力相助。

　　說到這裡，有一點值得專門一提：你在網上搜到的所謂玄奘畫像，可能並非玄奘真實的形象。在廣為流傳的“玄奘畫像”中，一個身背經篋的行腳僧，右手持拂塵，左手持經卷，經篋上垂吊下一盞小燈，讓人們不禁想到玄奘漫漫西行路上影伴孤身的行腳路程。

　　但復旦大學教授侯楊方在其新書《這才是絲綢之路》中明確提出：畫像上的僧人，脖項上戴的是骷髏頭串飾，明顯屬於佛教密宗，而玄奘不是密宗，不可能作此裝束。其實這幅畫的原作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是鐮倉時期根據日本僧人從中國帶回的玄奘畫像繪制的。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李翎在《“玄奘畫像”解讀》一文中，也曾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李翎認為，玄奘的這一形象最初源於公元10世紀流行的行腳僧像，傳到日本后，又被推崇密宗的日本僧人加入了深沙大神的元素——《西游記》裡的沙和尚就是深沙神的惡魔相——最明顯就是那串骷髏頭項鏈。

　　由於可信的玄奘肖像此后在中國失傳，於是，上世紀初自日本“回流”的這一玄奘形象，也就漸漸被我們所接受，成了一個新的代表圖示。

　　說回到高昌國。奇怪的是，雖然全身心敬仰唐朝來的法師，麴文泰對大唐朝廷的態度卻日益疏離，不臣之心越來越明顯，不僅逐步倒向了西突厥這邊，偷偷出兵攻打伊吾和焉耆，還扣留各國到長安去的使者，斷絕西域商道。

　　公元640年，唐太宗派遣侯君集、薛萬均等大將征討高昌，大軍一路勢如破竹，直抵高昌城下。麴文泰沒能盼來西突厥的救援，驚恐萬分之下，急火攻心，猝亡於城頭……統一高昌后，唐朝在此設立西州，轄高昌、交河、柳州、天山、蒲昌五縣，均為安西都護府統轄。

　　公元645年，玄奘自印度取經歸來，他牢記著當初和麴文泰的約定：在高昌停留3年。然而待他重返高昌，才得知一切已物是人非。在《大唐西域記》中，玄奘沒有提到與麴文泰的這段情誼。孟憲實認為，這應該是為了避免引起唐太宗的不滿。但他與弟子私下談起西域之行時，對麴文泰的感激仍溢於言表——這也是后人能在玄奘弟子撰寫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看到這段歷史的原因。

　　三

　　高昌國覆滅大半個世紀后，唐景龍四年（公元710年），高昌縣寧昌鄉12歲的少年卜天壽趴在桌前抄寫《論語·鄭玄注》。抄得實在有些累了，他隨手在卷子上寫了幾句自己的心聲：“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雖然有幾個錯別字，但絲毫不影響這首打油詩的天真可愛。

　　鄭玄是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他對儒家經典的注釋，長期作為官方教材流傳。自宋代之后，該版本失傳。因此這件出土自阿斯塔那墓葬群的《論語·鄭玄注》手抄本，也是一件極為難得的文物珍品。但當今天的我們看到這件珍貴的“卜天壽《論語·鄭玄注》手抄本”時，所有人印象最深的都是——從古至今，孩子們渴望放假的心，從未變過啊。（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