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師從中國著名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是當代少見的博學鴻儒。作為國學家、教育家，姚奠中一生堅守中國學術的傳統路徑，為當代學術界構建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脈的學術話語體系，作出了難得的貢獻。姚奠中的治學精神和堅持的治學傳統是什麼？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山西大學文學院兼國學研究院原院長劉毓慶予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姚奠中先生的國學教育、治學之道、書法造詣一直堅守中國學術的傳統路徑。請問什麼是中國學術的傳統路徑？姚奠中的治學精神和堅持的治學傳統又是什麼？

劉毓慶：姚奠中先生始終堅守中國學術傳統的方向，篤志進德修業，由此而成就了他的風范人格、博學宏才與百歲之軀。吳相洲曾評價說：“姚奠中先生是中國學術正脈的守護者。”我認為這個評價十分精准。所謂中國學術正脈，就是未被西方觀念和概念所“規范”的中國傳統學術。在對中國學術的堅守中，姚先生成就了百年輝映人生。

姚奠中先生堅持“以小學為基礎，文史哲不分”的治學傳統。他認為，當下分科的學術格局，雖然有利於具體問題的深入，但並不利於問題的根本性解決。面對具體問題時，“具體分析”固然重要，但更應注意“整體把握”。要整體把握，就必須有廣闊的學術視野，拆除學科之間的藩籬。

姚先生指導學生時，強調從小學入手，由小學入經學，通文史，而后歸於諸子。他認為，隻要把基礎打扎實，就可以要文得文，要史得史。但這需要有大量的知識儲備。姚先生也深明打好“國學”根基之艱難，因此根據不同情況，對學生因材施教。

中新社記者：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一些人一味以西方人的概念“規范”中國人的行為。姚奠中先生對此持何態度？在此背景下，如何開展學術研究？

劉毓慶：百年來，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中國學術由以札記、評點、注釋、考辨為主要形式的研究格局，變為縱橫馳騁的論說、演繹。由對精神內核的把握與探求，變為對問題的學科歸類與系統研究。雖說成果累累，前所未有，然而某些學術也由此改變了原初的方向，走向了以著述為能事的技術性競爭﹔一味用西方概念“規范”中國學術成為普遍法則，中國文化的精魂面臨流失的危險。

姚奠中先生堅持秉本執要，反對一味以西方概念“規范”中國學術。一些人囫圇吞棗把西方的概念拿來，以西方哲學的概念和理論模式，生搬硬套中國哲學。對此，姚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所撰寫的《論治諸子》中就開始了批評。他說，像他們這樣做學問，把中國的學術按西方概念來劃分，把要害的東西都丟掉了。

姚先生始終堅持用傳統方法研究傳統學術，對西方的研究方式與概念、理論模式隻用作參考，而不為其左右。對問題不是從理論或概念出發，而是始終面對事物本真。不做長篇大論，而是短小精悍，直奔主題，一針見血。不求建構什麼大的理論和體系，而是重在解決閱讀中存在的問題，辨明是非，求文本之意義，以獲得問題的澄明。如他的《論治諸子》《〈庄子〉內篇間繹》《〈禮運〉大同辨》《書注與論書法》諸文及讀書札記，無一空論，無一不是為解決讀者困惑而發，實踐的意義非常突出。

中國傳統學術是在不斷汲取新的文化營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中華民族積累了五千年的智慧之果。這種文化有一種博大的胸懷和氣概，追求的是萬世太平，而不是眼下利益。這種文化蘊含的智慧和價值，如果一味用西方觀念和概念來分析它，歸納它，它的精髓便會喪失。

中新社記者：姚奠中先生的治學之道，為當代學術界，構建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脈的學術話語體系，作出了哪些貢獻？

劉毓慶：“堅守傳統學術路徑”是治學的方法，而“回真向俗”則是治學的方向、路線選擇。姚先生曾書錄章太炎先生《菿漢微言》中“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一節，懸於書屋，這反映了他對太炎先生的懷念，同時也表達著他的學術思想與志趣。對太炎先生提出的“回真向俗”，學人有不同理解。而姚先生的“回真向俗”，則切實地表現在他“以博學為知，以用世為歸”的追求中。“真”是對知識的追求，對學術問題的研究，“博學”即體現著對“真”的把握。“俗”則是對現實的關注，對當下問題的思考，“用世”即要將知識、學問變成一種眼光和智慧，來分析處理現實中遇到的難題。這就是“回真向俗”。

“回真向俗”的學術路線選擇，是一個學者社會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體現。姚先生以解決眼下所需要的問題為要。他覺得自己是教書的，首先需要研究和解決的應該是教學問題。因而為了教學之需，他編寫了《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史略》《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等講義，還多次應中學教師之需作中學語文教學的約題講座。

姚先生的學術思想與實踐表明，堅守中國傳統學術正脈，有利於把握和領悟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並在這種精神的驅動下，確立人文學者的社會角色，投身於現實“化民易俗”的實踐中。姚先生堅守中華學術正脈的治學實踐，深具現實與時代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劉毓慶，教授，山西大學文學院兼國學研究院原院長，中國詩經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史研究，著有《從經學到文學》《從文學到經學》《圖騰神話與中國傳統人生》等三十余種，在《文藝研究》《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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