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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喆軒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博副研究館員。201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2019年以來，主持四川舊石器考古工作，調查新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上百處，填補四川多個地區既往無舊石器時代遺存的空白。主持發掘稻城皮洛、資陽濛溪河、遂寧桃花河、眉山武陽等多處重要舊石器時代遺址。

鄭喆軒把自己走上考古之路叫做“誤入考古門”。他的求學經歷說起來有些“凡爾賽”：曾經夢想進入北大數學系，選讀了理科﹔后來因為喜歡歷史，毅然轉讀文科，高考填報志願，陰差陽錯選擇了考古專業。回想起為何選擇舊石器方向，鄭喆軒說，是因為被溫文爾雅、有著學者風范的王幼平老師所折服。

2014年，聽聞四川要在舊石器考古方向上發力，在導師王幼平的建議下，碩士畢業的鄭喆軒來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遇而安”之后，他主持發掘的稻城皮洛、資陽濛溪河遺址等考古取得“石破天驚”的成果。

1從稻城皮洛到資陽濛溪河 舊石器遺址陸續被發現

在鄭喆軒看來，四川處於高原與平原之間，華南與華北之間，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南亞之間，溫帶與亞熱帶之間，是十分重要的人群遷徙和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所以衡量再三，鄭喆軒帶著“如果能夠進行一些針對性的工作，可能會有填補空白的重要突破”的期待，才來到了四川。

“填補空白”，從期待照進現實。

剛到四川的時候，因為四川舊石器考古工作基礎較差、缺少可靠線索，讓鄭喆軒困在了“盲人摸象”的難題中。剛開始工作的那幾年，鄭喆軒基本做的都是配合基建而開展的搶救性發掘和保護工作。他曾經試著從緊張的工作中擠出一點時間來，做一些舊石器方向的探索，但是接二連三的任務，讓這個考古新人緩不過勁來。“那時候經驗、抗壓能力、信心等各方面都差點，經費、資源、時間都爭取不到。”鄭喆軒回憶，做基建考古的時候，除了舊石器時代遺跡碰不上，什麼年代的都能碰上。“大家開玩笑說，我可能是國內做舊石器的人裡，發掘明代墓葬最多、挖到金銀器最多的人。”鄭喆軒笑道。

不過，經過前幾年的工作，鄭喆軒對四川不同區域的地質地貌特點都有了充分的了解，對各類工作流程也熟悉起來。最重要的是，考古以外的工作調查，讓他鍛煉出了一顆“強心臟”，能夠面對困難和考古的“不確定性”。

從2017年開始，鄭喆軒有機會接觸一些舊石器考古的工作。真正的轉折點是在2019年的川藏鐵路文物調查。這一年，鄭喆軒在常規調查以外，擠出時間“搭便車”在周邊做考古調查，意外在康定發現了第一件手斧。在對康定、理塘、稻城、爐霍、道孚等地進行了系統調查后，2020年5月，皮洛舊石器時代遺址“石破天驚”被發現，引起外界關注。

從此時開始，四川的舊石器遺址陸續被發現。2021年發現資陽濛溪河遺址、2022年發現遂寧桃花河遺址，並在同年2月對眉山武陽舊石器遺址進行了發掘。鄭喆軒說，近幾年四川的舊石器考古工作正在慢慢鋪開，重要遺址的發掘工作也在持續開展，“比起很多前輩付出的艱辛和努力，我可能還是運氣好一些。”

2從“光杆司令”到考古領隊 見証四川舊石器考古發展

在鄭喆軒來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第六年，舊石器研究室成立了。說是研究室，其實那時隻有他一個人，“光杆司令一個”。

2023年，舊石器研究室正式更名為舊石器考古研究所，共有9名成員。2024年1月新增3人，目前共12名成員。鄭喆軒介紹，團隊的平均年齡隻有29歲，且大部分不是舊石器研究方向。但無論如何，近些年四川舊石器考古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

繼“石破驚天”的稻城皮洛遺址與廣漢三星堆遺址雙雙斬獲2021年度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和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后，濛溪河遺址再度入選2023年度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並入圍“十大考古”終評項目。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曾經說過，“近些年，四川發現的舊石器遺址，其重要性、分布密度、學科特點，都讓我們眼前一亮。”

作為年輕的考古隊長，鄭喆軒將每一個遺址比作一個寶藏、一個禮物。而面對年輕的隊員，他的期望就是大家能夠慎重地對待、享受每一個遺址的發掘和研究過程，“努力為未來四川的舊石器考古工作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

除了常規的發掘和研究工作，鄭喆軒也試圖帶領團隊探索、總結出一些規律。“比如在成都平原或是高原上，能夠在什麼地方找到什麼東西，我覺得這個規律已經慢慢形成了。”鄭喆軒說，這些規律不僅能夠幫助團隊提高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夠為整個四川，乃至全國的舊石器考古提供參考。

目前，皮洛遺址的第三次發掘、濛溪河遺址和桃花河遺址的第二次發掘都在推進中。“我們確實很幸運。祖先們創造出了燦爛的文明，這些文明很幸運地被留了下來，又幸運地被我們發現了。它們不只是對四川，可能在國內乃至國際上，改變很多我們關於人類起源、進化，在某些階段、地區或者文化上的認識。”鄭喆軒對此充滿了期待。

有限的人員，做不完的工作，年輕的考古隊長也在學習著優化隊伍配置，用最有限的資源將工作做到極致。鄭喆軒坦言，從去年開始自己就在反思，試圖降低團隊的工作時長，將效率提上去，“但是事兒畢竟這麼多，隻能說慢慢探索。我們團隊、我們的團隊成員也還需要很長的成長周期。”

3借公眾考古講好中國故事 他曾登上央視《開講了》

相比絢麗的青銅器，舊石器的手斧顯得略朴素了些。既有“成功的公眾考古范例”——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一輪發掘珠玉在前，讓鄭喆軒這位年輕的舊石器考古隊長也對公眾考古產生了些許想法。

“不管是從專業、遺址本身，還是從廣大群眾需要、國家文化戰略的角度，都需要我們付出努力，讓考古成果走出專業象牙塔，跟公眾來一個更快、更緊密的結合。”在鄭喆軒看來，遺址與大眾都是公眾考古的受益者，“關心和支持考古的受眾多了，能理解我們工作的人也就多了。所以我們這一年的工作，得到的支持也變多了。”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兒。考古學要求的嚴謹、需要的研究周期，本身就與傳播所要求的“爆點”與快速相悖。在鄭喆軒看來，其中如何去平衡，是諸多考古文博行業從業者要思考的問題。而這些工作更多靠的是一種責任，“對絕大多數想做好工作的考古人來說，平衡家庭和工作已經很難了，現在還要抽出精力來做公眾考古內容，的確不容易。”鄭喆軒說，“但要想擴大專業影響力，這些事情必須有人來做。”

近兩年，鄭喆軒也嘗試著借助媒體的影響力，推廣舊石器考古，包括與高星老師一起站上央視《開講了》的舞台，接受包括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在內的媒體的採訪。

做好公眾考古，講好中國故事，是時代發展對考古文博從業者提出的新挑戰。對鄭喆軒來說，如何回答公眾所關心的“我們從哪兒來，我們到哪兒去，我們是誰”的問題，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劉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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