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塞詩人從西域入蜀為何文風大變?聽阿來細講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南宋詞人辛棄疾在《青玉案·元夕》中描述的元宵之夜場景令人沉醉,也讓一代又一代讀者領略古典詩詞藝術的魅力。“辛棄疾在元宵觀燈的時候,尋找的是去年觀燈的美人。今天我們讀岑參,尋找的是岑參詩裡唐代成都的情形。”阿來說。
2月24日正好是龍年正月十五元宵節,當天下午,阿來“唐宋詩中的巴蜀與成都”系列講座之“岑參蜀中詩”,在阿來書房迎來第四講,阿來繼續講解岑參的成都紀行詩,分別是《嚴君平卜肆》《張儀樓》《升仙橋》《萬裡橋》《石犀》等。阿來在講解詩作本身藝術特色的同時,重點講述了這些詩中涉及的成都城市文史掌故和人文地理概念,比如君平街、支機石、支磯石街、天涯石、張儀樓、升仙橋、萬裡橋、石犀等等。
岑參成都訪古都去了哪兒?
唐人岑參在成都到處參觀名勝古跡,其中一處是傳說西漢文人、學者嚴君平曾賣卜的地方。如今在成都有一條君平街,就是以嚴君平之名命名。嚴君平曾是少年揚雄的老師。看到當年嚴君平給別人佔卜的地方荒廢已久,岑參想到一個典故:曾有一個人尋找大河的源頭,見婦人浣紗,就問她這是哪裡,對方說,此天河也。此人攜一石歸。嚴君平看著這個石頭說,此織女支機石也,也就是說,這是天上織女織布用來墊機子的石頭。岑參把這次訪古寫成《嚴君平卜肆》:“君平曾賣卜,卜肆荒已久。至今杖頭錢,時時地上有。不知支機石,還在人間否。”
成都西門城牆有一個樓,叫張儀樓。這座樓建了近千年之后,岑參來到成都參觀之,寫下《張儀樓》:“傳是秦時樓,巍巍至今在。樓南兩江水,千古長不改。曾聞昔時人,歲月不相待。”
張儀是戰國時期魏國人,曾以連橫之術游說諸國,入秦后因功為相。張儀曾代表秦朝,領著秦朝的大軍來征服古蜀國。所以在成都有張儀樓。
在講述這首詩的時候,阿來談到成都這座城被命名的典故。據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中記載,張儀剛剛筑成都城的時候,土牆筑好又倒了,忽有大龜周行旋走,爬出一個輪廓。當時的人迷信,就照著烏龜爬出來的印子來修城,所以成都的城牆不是規整的四方形,而是像一個烏龜。因此,成都曾被稱做龜城。到唐代,下雨太多的時候,成都的城牆容易垮,當時就想了一個辦法,在城牆上栽芙蓉花。芙蓉花的根系很發達,可以堅固城牆。成都才有了更好聽的名稱“蓉城”。漢唐絲織業發達,成都又有錦城之稱,“成都的名字越來越好聽,跟生產力的發達,人們知識、審美的發展有關系。張儀將城牆修起來了,城西南百有余尺,大概就是今天的長順街、通惠門那一帶,叫張儀樓,臨山瞰江,蜀中近望之佳處也。至少唐代還有張儀樓,以后慢慢沒有了。”阿來說。
岑參在參觀“升仙橋”時,寫下“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卻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阿來說,這首詩裡的“駟馬車”跟今天成都的地名駟馬橋有關聯,也跟司馬相如開通西南夷后乘坐駟馬車的典故有關。司馬相如駕著駟馬車一直往南邊走,大大擴展了漢代的疆域版圖。
岑參還去了“萬裡橋”,寫下“成都與維揚,相去萬裡地。滄江東流疾,帆去如鳥翅。楚客過此橋,東看盡垂淚”。阿來說,“萬裡橋今天還在。這裡有一個典故,三國時,蜀漢丞相諸葛亮曾在此設宴送費祎出使東吳,費祎嘆曰:萬裡之行始於此橋,從此這個橋就叫萬裡橋。那時有碼頭,可以坐船順水而下,到遙遠的揚州去。”
在成都的文史上,跟李冰治水相關的石犀經常被提及,杜甫就曾寫過《石犀行》。阿來說,古人迷信認為石頭可以壓住水怪,但其實李冰治水成功更重要的是講科學。今天我們來看,把這個石頭放在水裡,其實相當於一個水文標志,有助於知道淹沒到哪種程度需要加高堤壩。岑參對李冰的評價很高,在《石犀》中寫道:“江水初蕩潏,蜀人幾為魚。向無爾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講到此詩時阿來提到,如今有一頭石犀存於成都博物館中,是秦漢時期才會朴拙雕成的樣子,秦漢風格非常朴拙。
岑參寫詩風格轉變的背后
如今,人們提到岑參,總愛用“邊塞詩人”來概括描述,但其實邊塞詩並不是岑參的全部,他一直探索新的表達方法,而且詩歌的樣式、風格跟時代精神密切相關,這條規律在岑參身上有鮮明的體現。
阿來認為,岑參這個人很有意思。“他最漂亮的詩是歌行體,不是在四川寫的,而是在西域寫的,比如我們講過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如此豪邁。一到四川,他的詩風發生很大變化,他開始有意追求簡朴、古朴、質朴的風格,跟此前在西域寫的歌行體詩形成鮮明的對照。”阿來分析道,“善於寫非常復雜、豪邁的岑參為什麼一來到四川,變成了用簡古的方式寫詩?我想就是因為對象之別。詩人在不同的地方,根據所表現的不同的題材,要追求表現出不同的風格。他不是那種‘寫歌行體出彩我就天天寫歌行體’,而是願意嘗試不同的風格。在寫成都這一系列訪古題材詩時,岑參是在寫古代的東西,所以他選擇相應的簡古的寫作方法。他是真正的詩人,會根據自己的心境,國家的形勢,更重要的是他所要描寫的題材,找到一種最切合的方式。岑參這個淡泊的寫法一路發展下去,中唐以后很多人發揚這種風格,似乎比他寫得更好,比如孟郊、賈島。”
阿來從詩歌創作的社會背景、時代精神開始分析,“一個詩人是多面的,心境也是多面的。岑參寫這些詩的時候,他的心境跟他所處的時代很吻合。安史之亂以前,他在西域縱橫馳騁,意氣風發。安史之亂爆發后,國家力量在衰落,他的心境發生變化,從豪邁變得悲涼。時代雄強時,傾訴欲望強烈,濃墨重彩,西域詩就是這樣的。但當大唐夕陽殘照,盛唐過去之后,縱馬天山南北的情形不可能再有,生命也隨著時間衰落。早年他的邊塞詩,尤其他的歌行體的張揚、豪強、奇絕、浪漫、英雄,轉變成了簡古和欲言又止。”
此前在講杜甫成都詩的時候,阿來說,盛唐詩歌大幕是在成都拉上的。“岑參也是在盛唐。詩人還在,但是那種英雄氣已經蕩然無存了。這種轉變也被蘇軾捕捉到,他曾評韋應物發纖秾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本身可以寫得很復雜很細致,但是他不願意,他選擇欲說還休,選擇了淡泊。”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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