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暑期，成都博物館“漢字中國——方正之間的中華文明”特展熱度不減，透過眾多珍貴文物，徐徐展開漢字與中華文明相生相發、相互成就的歷史長卷。截至目前，觀展人數已逾60萬人次，省外及境外游客佔比約60%，青年觀眾佔比高達80%，尤以在校學生和年輕愛好者為主。

　　當觀眾走進位於成都博物館一樓的臨展廳，沿著“源”“遠”“流”“長”的線索追溯漢字與中華文明相伴相生、互相成就的關系時，一條隱藏在展品中巴蜀大地與漢字中國的關系線索也同步展開。秦並巴蜀、列備五都、揚一益二……那些熟悉的歷史掌故，透過巴蜀印章、天府漢碑、紙本真言、后蜀石經等“四川籍”文物，在古老漢字的發展脈絡中亦有各自的呈現。

　　列備五都

　　刻在天府漢碑上的成都往事

　　在戰國到西漢的巴蜀青銅器上，考古人員發現了許多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頭等刻畫符號。“目前，學者們認為這些符號是‘巴蜀符號’或‘巴蜀圖語’，但關於這些符號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涵，卻一直未能破譯。有關它們究竟是文字、族徽還是圖畫的爭議，學者們也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見解，至今沒有定論。”成都博物館策劃研究部主任、“漢字中國——方正之間的中華文明”執行策展人魏敏告訴記者。

　　此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孫華在“漢字中國”配套講座中，就曾闡述自己對巴蜀符號的看法。在秦並巴蜀以前，四川盆地內的巴人和蜀人已經在使用楚系文字，秦並巴蜀之后又轉而使用秦系文字，雖然字體有變化，但都是古漢字，“我推測當時的人們不會在已經掌握了一種成熟的文字之后不用，反而去另外創造一套新的根本不成熟的東西。我推測這些符號應該是當時巴蜀地區的統治集團內部使用的一種具有原始記事意義的符號，但它們具體是什麼含義還有待今后解讀。”

　　魏敏表示，之所以將巴蜀符號放入展覽的第一單元，一方面是想讓觀眾在時間的維度上，看了晉系文字、齊系文字、燕系文字、楚系文字之后，能夠看到同時期巴蜀地區獨特的符號表達，同時也希望經由這些巴蜀符號讓漢字傳奇的外延變得更加寬廣。

　　伴隨著郡縣制在巴蜀地區的推行，強力的整合使這片土地迅速與中原融為一體，並且在漢代迎來了一次高峰。當時的成都，與洛陽、邯鄲、臨淄、宛並稱“五都”，成為除長安外大漢帝國最繁榮的五座城市。

　　魏敏告訴記者，出土於天府廣場的天府漢碑上，就以漢隸刻錄著“列備五都，眾致珍怪”的字樣，“天府漢碑包括裴君碑和李君碑兩通，是迄今為止四川地區發現的體量最大、文字最多、保存較為完好的漢代石刻。透過這兩通石碑，我們看到兩漢時期成都的豐饒繁盛，其上的文字也為我們研究漢隸提供了寶貴的一手資料。”兩通漢碑因為搬運不便，目前在成都博物館二樓的常設展廳中展示，在“漢字中國”特展展廳裡則通過多媒體方式進行呈現，“我們在電子屏幕上，對碑上的重點段落進行了標黃，並且配上了簡體字加以對照，方便觀眾參觀。”

　　揚一益二

　　技術創新推動文化繁榮

　　今天的人們在談論唐代的大都會時，除了作為首都的長安與洛陽，最常被提起的可能當屬“揚一益二”了。成都所在的益州，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長期動蕩后，再度發展成為全國知名的大都會，在文化事業上也得到極大發展，成都產的益州麻紙被指定為朝廷公務專用紙就是其中一個例証。

　　魏敏表示，自東漢蔡倫改進造紙技術以來，紙逐漸代替竹簡、絹帛，成為最主要的書寫材料。而益州麻紙憑借其“滑如春冰密如繭”的品質譽滿天下，成為皇家貢品，唐代宮廷專門規定用益州麻紙來書寫各種公文，並用來抄寫東、西兩京宮廷收藏的典籍。在印刷術的發展中，成都同樣佔有重要地位，“唐宋時，成都平原是全國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官刻、坊刻、私刻都很發達，成都產的印刷品因而被譽為‘西川刻本’，大受歡迎。”

　　此次“漢字中國”特展中，展出了一件成都群眾路唐墓出土的紙本真言，就是這一時期成都造紙與印刷技術成熟的例証。“紙本真言所用紙張包含大麻纖維、苧麻纖維以及竹纖維3種造紙纖維，採用施膠工藝制成。其中，竹纖維的加入使紙張在質量上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但由於竹纖維相對較硬，運用到造紙中的難度更高，紙本真言的紙張中檢出竹纖維，說明當時成都地區的造紙水平已經十分高超。”魏敏告訴記者。

　　紙本真言在內容上採用了手抄與印刷相結合的工藝進行制作，其中經文部分仍以手抄為主，但圖案部分已經採用雕版印刷，“雕版印刷術在其產生之初，主要運用於佛經、日歷等需求量大的領域。等到印刷的范圍逐漸拓展到書籍之后，其對於文化普及的意義就充分顯示出來了。”

　　魏敏認為，四川盆地獨特的地形，也對成都在唐代以后文化的持續繁榮提供了保証，“文化的繁榮有賴於文人的聚集，中國北方自安史之亂以后陷入了長期動蕩，但是從中晚唐一直到五代、兩宋，四川盆地內的社會環境相對穩定，這自然吸引了很多文人入蜀，他們的到來為四川地區積聚了深厚的文化土壤，為后世蜀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魏敏表示。

　　五代入宋

　　安定環境提供“蜀學”土壤

　　在后蜀廣政元年（公元938年）至北宋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的近200年時間裡，成都持續進行著“史上最強教材”的石經刊刻工作。這組被后世稱為后蜀石經或廣政石經的石刻教材，是我國歷史上對儒家十三經的首次全部集刻，內容包括唐玄宗注《孝經》、何晏集解《論語》、郭璞注《爾雅》、王強等注《周易》、孔安國傳《尚書》、鄭玄注《周禮》《禮記》《儀禮》、鄭玄箋《毛詩》、杜預集解《左傳》。后宋人田況補刻《公羊傳》《穀梁傳》和《左傳》，席貢補刻《孟子》，晁公武補刻《古文尚書》《石經考異》。

　　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古人就習慣把經典著作刻在石頭上以便永久保留，有“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的說法。目前可考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石刻經本，是東漢靈帝時期的熹平石經，共刊刻儒家經典7部。“隋唐以后，伴隨著科舉的興起，為規范科舉的公正性，保証經典的准確性和嚴肅性，石經刊刻受到統治者重視。石經刊刻內容既是當時學子的必讀之書，也為他們抄錄校對經典提供標准。”

　　“后蜀石經將經文和注文同刻，這在石經刊刻歷史上也是一種創舉。”魏敏表示，在五代十國那樣的亂世之中，后蜀能夠啟動這項規模龐大的石經刊刻工程，穩定的環境是必要的前提，“同時，蜀地長期的文化氛圍熏陶下，后蜀的第二位皇帝孟昶對教育的看重也是后蜀石經得以刊刻的重要原因。石經刊刻完成后，立於成都學宮（今文翁石室），對於后世蜀地的人才培養具有重要意義。”

　　此次展覽展出了一塊后蜀殘石經。魏敏認為，后蜀石經歷經后蜀、北宋兩個朝代才最終完成的經歷，尤其值得參觀者注意，“盡管經歷了改朝換代，但是后蜀石經讓我們看到，共通的文字、共同尊奉的經典依然弦歌不輟，中華文化、文脈的傳承一直在延續。”

　　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加上良好的學術風氣，使得巴蜀地區在唐宋時期文人薈萃、人才輩出，蘇東坡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7月中旬，“漢字中國”特展上新了一件蘇東坡的《新歲展慶帖》拓片，讓觀眾得以近距離感受蘇東坡步入中年的書風轉變。據介紹，《新歲展慶帖》原帖為蘇軾在44歲那年寫給好友陳慥（季常）的書札，作於北宋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春季，原帖在清代被收入《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不世出的大文豪，他不僅文章水平位列“唐宋八大家”，其書法造詣同樣極高，與蔡襄、黃庭堅、米芾並稱“宋四家”，代表了宋代“尚意”書風的最高成就。“透過《新歲展慶帖》，我們看到，在蘇東坡筆下，即便是書札，其書寫同樣精致，入筆、收筆、牽連均交代分明。我們欣賞書法時常說‘字如其人’，這在蘇東坡身上就有很好的體現。”（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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