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座既有深厚歷史文明，又有創新發展活力的城市。許多人不遠萬裡來到成都，希望能在博物館中領略蜀文化的厚重與奇特﹔也有一些人，翻山越海而來，希望體驗古街巷中品蓋碗茶的閑適。如果這些文化遺跡都消失了，相信成都這座城市會遜色不少。幸而，有潘紹池這樣的青年考古工作者，一起推進著考古前置工作的“成都模式”，為我們尋找消失在地表的文物古跡。

　　所謂考古前置工作的“成都模式”，指的是“先考古，后出讓”的考古前置工作模式。也就是在土地儲備供應前和已供應土地規劃建設前，先由考古工作者開展地下文物調查勘探工作，以判斷是否有地下文物分布。成都市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工作始於20世紀50年代末，至今已有60余年。截至目前，成都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考古前置工作模式。老官山漢墓、東華門遺址等，都是考古前置工作中的重要考古發現。

　　就職於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紹池，自2016年從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畢業后，就開始參與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工作。在他看來，考古前置的工作模式相當於是在“大大地緩解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之間的矛盾”。

　　每天行走2萬步

　　不遺漏任何遺跡現象

　　被譽為“未來之城”的成都東部新區，每天都有新項目熱火朝天地建設。天府國際機場、龍泉山城市森林公園、天府奧體公園、國際會議中心……這些大體量、重量級、高科技的工程和建設鱗次櫛比，向世人展示著成都這座千年古城的新面貌。

　　城市的建設固然重要，但不可再生的地下文物同樣重要。考古前置的模式在成都得以順利地推進，既能保障地下文物的安全，又能夠保証城市建設、重大項目的順利開展。潘紹池和他的團隊，就是參與其中的一隊年輕力量。

　　“在東部新區的項目有兩個特征，一是單個項目體量大，二是項目數量多。”潘紹池介紹，2022年一整年，他所在的團隊在東部新區、簡陽市對百余個項目開展了調查勘探工作，調查勘探面積達到了一萬多畝。而整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負責的1600多個項目中，沒有一例重要遺跡現象遺漏的情況。

　　所謂調查勘探，包含了實地踏查和鑽探。一萬多畝的土地，需要考古工作者用腳步去丈量，再進行鑽探。

　　在一年中，潘紹池有260天以上的時間都在外工作。黝黑的皮膚，是他接受了過多紫外線照射的証據。隻要出工，潘紹池每天的步數都在2萬步以上。“比如一塊地有100畝，每個角落我們都要走到，就怕有遺漏。要把整塊土地走遍了心裡才有底，才知道要在哪些地方開展重點鑽探工作。”

　　調查勘探只是第一步，如果發現地下文物分布，接下來是更嚴峻的考驗。整個遺址該怎麼挖？今天怎麼挖？明天怎麼挖？后天又怎麼挖？如何根據揭露出的遺跡現象適時調整工作計劃？從事考古這一行，潘紹池已經養成了主動思考發問的習慣。對於自己現場負責的東部新區和簡陽市，他用踏查、鑽探和思考，對文物分布的重點區域以及各個地方需要鑽探的深度，大致有了基本的了解。2020年，他開始獨自負責文物調查勘探工作。兩年后，他已是能夠帶領十幾個人的團隊推進工作的考古項目負責人。

　　考古是浪漫的

　　去問很多為什麼

　　“考古是浪漫的，能夠發現在四川乃至全國都沒有見過的遺跡現象。想到這裡，喜悅之情是油然而生的。”潘紹池對考古的認識，讓人意想不到。

　　他們在東部新區、簡陽市，發現了在全國范圍內都罕見、甚至未出現過的遺跡現象，比如說從未在四川地區出現過的宋代墓葬葬俗，或者隻在北宋皇陵才能見到的墓葬葬俗。壓抑興奮、查找資料、最大限度地發掘好遺跡現象、整理考古發掘出土資料、研究並公開發表報告，潘紹池稱這些工作為“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正是這些工作，讓他喜歡留在這一行中，因為能夠“沉下心來，不那麼浮躁”。

　　潘紹池下定決心干考古，是大三的那次實習中確認下來的。2011年，潘紹池在宜賓向家壩水庫建設區域內實習，天天都在探方裡用小鏟子“刮土”，尋找遺跡現象。風吹日晒，工作枯燥。那時的考古還沒有如今的關注度，作出留在這個專業的決定並不容易。潘紹池回憶道，有兩個原因讓自己留了下來。“一是它能夠讓我靜下心來，二是我對土地之下的未知永遠有期待。”兩年的通識課，讓潘紹池對考古有了“紙上的了解”，而這次印象深刻的實習，讓他深入體會到了什麼是真正的考古，“我們干考古的，一定要走到田野一線去。”

　　“我們的工作是配合基建開展考古工作，不保護，文物就沒了，這是不可再生的。”潘紹池說，“長期做這份工作，更多靠的還是責任感，還有找到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去問很多為什麼。”

　　關注“一般”的發現

　　用考古研究來補齊認識

　　在潘紹池的辦公室中，挂著一幅中國地形圖和四川地形圖，他時不時地就要去看一下、摸一下。因為他感興趣的研究方向是，在大的歷史背景下去探討各時期移民的問題。

　　“有學者把我們的文化分為上層文化和一般文化。上層文化雖然由少數人書寫，但會有大量的史料記載。而屬於普通百姓的一般文化，基本還是要靠考古研究來補齊認識。”潘紹池關注的，就是這種一般文化。而這種“一般文化”，就要靠他口中的“一般的考古發現”進行研究。

　　“以自發性的人口遷移為例。很多自發性的人口遷移，在史書中隻有一兩句話記載。但是這些人怎麼遷移的，又是如何跟當地的文化融合的，都非常有趣。”與其說他關注的是“一般文化”，倒不如說他關注的是“人的文化”。這些文化對社會歷史文化方面，有很大的補充作用。

　　“我們配合基建做考古工作，發現所謂‘重大考古’的機會相對是比較小的。但是對於一般的文物，我們不去保護，它們可能就會遭到破壞。”潘紹池說，“一個人一輩子能遇到幾個重大的考古發現呢？可能有人做了一輩子，也沒遇到一個。他們研究的，就是這些‘一般的考古發現’。也就是從我們普通人的視角，去呈現出過去的故事。”這些人是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和史書上記載的少數群體一樣，是中華歷史的書寫者。而關注著他們的潘紹池，又何嘗不是默默參與書寫當代考古的青年人呢？（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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