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媒体上曾经刊登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一天，写信人上初二的女儿流着泪给他讲了一件事情，班上跟她最要好的一位小姐姐走了，原因是没有户口在北京，上不了高中，只得回陕西老家。这个小姐姐善于帮助同学，在班上很有人缘。离开前一天，班上开了个欢送会，当场哭声一片。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他们可以与城里的孩子一样在公立学校读书。但是随着这些孩子年龄的增长，因为学籍与户籍的分离，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面前：他们应该在哪里参加高考？

　　3月3日，本报与中青在线、新浪网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安东方计算机学校校长王元成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王振宇律师，共同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参加高考

　　王元成代表曾经是一名进城务工青年。他身边有很多朋友在城市务工多年，孩子长大后跟着父母在城里生活，尽管孩子的户口在农村，可是他们在城里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到了高考的时候，因为户籍与学籍分离，不得不回到原籍参加高考。

　　这些孩子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个城市参加高考？我们与城里的孩子有什么差别吗？”面对着这个问题，王元成代表只有苦笑。他不知道如何回答。

　　王振宇律师也面临过同样问题。去年，一位高三学生的家长代表几十位家长找到了他。他们拥有相似的经历：当年，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吸引优秀人才来京的政策。这条政策很有吸引力的一点，是可以获得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俗称绿卡）。这位家长到了北京，他们的子女在北京从小学读到高中。

　　该高考报名了。学校找到家长说，你的孩子按照现在的政策，没法报名了，你怎么办？这位家长不相信：我的孩子怎么可能没法高考报名呢？

　　当这位家长仔细研究高考报名政策后，他才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行高考报名政策，实行的是户籍学籍双认定，必须在同一个地方拥有户籍和学籍。问题是自己的孩子在北京从小学读到高中，拥有学籍。但是因为家长的户口还保留在原籍，孩子的户口也随之留在原籍。孩子没办法在北京报名参加高考。但是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孩子在原籍没有学籍，也不能可能回原籍报名参加高考。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个真空地带。”王振宇律师说。

　　实际上，很多城市的高中因为不能解决没有本地户籍的学生的高考报名问题，不得不拒绝接收他们。结果就出现这样两种状况：为了高考，孤身一人返回陌生的家乡；或者留在城市，放弃学习，开始城市边缘人的生活。

　　这一群体人数不少。仅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教委统计，2007年年底，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京读书的已占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1／3。

　　户籍不是问题根源所在

　　“我认为就是户籍制度造成了这种情况的存在。”王元成代表说。他的声音反映了很多参会代表委员的态度。很多人都认为，正是户籍制度成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高考的拦路虎。

　　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户籍制度，附加各种各样福利功能，如医疗，社保，教育等等。在那个人口不能随便流动的年代，户籍意味着城市、农村的身份，意味着衣食住行的不同待遇。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很多东西都弱化甚至消失了，但是户籍制度并没有跟上社会的变化。其附加的功能，尤其是教育功能，在全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今天，矛盾显得尤其突出。

　　“这个问题不是把责任完全归根于户籍那么简单。”王振宇律师认为。在他看来，如果从深层次说，户籍跟很多公共政策结合起来，会产生很扭曲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户籍不跟这些东西结合起来，那可能问题就小了。“从表面上看，户籍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高考报名的拦路虎。实际上，更多的是资源分配造成的问题。”

　　周洪宇代表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户籍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个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流入地的教育资源和经济实力制约了能够放开的量。流入地也要算账，要平衡，特别是要平衡原有居民子女的教育和新来人口子女的教育。换句话说，流入地也担心自己的财力支撑不了这么多外来人口的冲击，同时还担心过多地接收外来人口会在某些方面冲击原有居民子女的教育，特别是高考。还有一个问题也不容忽视，就是教育资源的分配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一些大城市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尤其是高校多，名校多。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是一个地方能够说了算的。

　　“所以，不是说解决了户籍问题，就意味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周洪宇代表说。

　　保障他们的权益，是教育公平的方向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一定要得到保障，这就是我们教育公平的目标和方向。”周洪宇代表认为，“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又确确实实是一个过程，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就不做，我们就等着，就观望。因此，也需要代表委员、社会各界来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王振宇律师表示：“高考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从长远来说，还是要把教育资源分配和户籍分开，这是将来的一个趋势。”

　　“资源分配有历史的原因，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大原则，这需要慢慢改，慢慢进步，但是一些小技术问题我倒觉得可以解决，它不伤害大原则。”他以北京为例，马上要参加高考的绿卡子女并不是非常多，能不能特例就让他们去考呢？去年，他曾经为此与几十名律师联合上书教育部，希望能解决这部分人的高考报名问题。

　　周洪宇代表提了一个过渡性的措施：如果符合4个条件，应该允许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报名：家长拥有暂住证和就业证，学生又征得原来学籍所在地的同意，参加流入地的中考，并达到高中录取的分数线，同时原籍也同意其在流入地读高中。

　　要求一个省市、一个部门单独解决历史遗留的这个大问题，并不现实。王元成代表认为，这个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所以就需要国家来统筹，需要国家来统一出台政策调节这种不公平，调节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的矛盾。

　　“第一，从国家层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教育行政部门、公安部门都要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第二，地方省市也要协调这个问题。这两个协调一个都不能少。它不是简单的教育部、公安部出一个政策，说你们都这样执行就行了。如果都是发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了，那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而且各地情况也不一样，有的地方可以这样做，有的地方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要研究一个逐步解决的办法，而且要一步一步走。”周洪宇代表说。

　　王振宇讲了一个道理：从律师来说，有两种救济方式，一种是事前救济，一种是事后救济。事后救济就是打官司了，你权利受侵害就打官司。“但我们不赞成这样，因为你一受侵害，你的孩子就意味着已经没法高考了。”他说，“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方案不是诉讼，还是政府部门来做一个回顾，然后拿出一个好的方案来。”

　　周洪宇代表的这段话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声：“如果这些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没有解决好，今后很可能成为城市的一个定时炸弹。少数人成为‘问题学生’的可能也许不能排除。与其未来投资监狱，不如今天投资教育。” （记者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