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九”后遗症 

　　长阳县教育局副书记田明岳提供的材料显示，在1997～1998年通过募集捐款的基础上，按照每所5万元的标准对村级教学点的危旧校舍进行了改造，共援建微型“希望小学”30所，另由群众自筹资金兴建或接受个人少量捐资兴建，并尊重投资人意愿自行冠名“希望小学”的村级小学(教学点)28所。 

　　此时，正是长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达标验收的“冲刺阶段”。希望小学就是在那时候爆发的，大鹏希望小学就属于这一类个人捐资兴建的“希望小学”。 

　　当时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把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权等下放到乡镇一级，而各级党政一把手都签订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责任合同书，作为“两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作为教育管理部门的教育局只有宏观指导的职能，乡镇政府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建校的决定权在乡镇”。 

　　长阳教育局称，分级办学体制导致宏观调控难，对几村合办小学难以形成共识，以致“极少数学校未建就形成浪费”。有媒体报道称，“湖北一堂皇气派的小学自建成之日，从未使用过一天，竟变成了养鸡场”。 

　　田明岳对本刊记者说，为了“普九”考核达标，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大量募资资金，互相攀比，甚至不惜举债建校，几乎每一个村都建起了漂亮的学校。 

　　此间，由工程队垫资、银行贷款建起来的学校，由于长期无法偿还欠款，一些乡镇学校开学时，被包工头封堵校门的事件时有发生。 

　　义务教育的重担由乡镇和县级政府承担后，弱小的基层财政无法承担庞大的教育支出，在中国乡村出现了“大量代课教师和拖欠教师工资现象”。据统计数据，2000年时全国拖欠教师工资曾达到180亿元。 

　　政府向农民征收教育费用也成为常态。自1995年起，基层教育“收费风”开始愈演愈烈。 

　　2001年，农村义务教育再次转向，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由“以民为主”到“以政府为主”的转变。 

　　此时，国家注意到基层的收费乱现象，为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推行农村税费改革。2002年，湖北省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各种收费被制止，农村义务教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普九”过后，债务遍地。来自长阳县政府的数据显示，该县为“普九”共欠债2285.26万元，至今还有1780万元没有偿还。 

　　“长阳现象”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华中师大博导范先佐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普九”留下沉重的债务，全国有近600亿元。 

　　乡村学校大撤并 

　　“‘普九’过后，人口高峰退去，乡村学校的生源急剧减少，是撤并学校的主要原因” 

　　除了沉重的债务，“普九”还为中国乡村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学校舍。 

　　税费改革后取消了教育集资和教育费附加，资金投入出现“空档”，导致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普遍减少，“政府希望通过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集中办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财政压力”。 

　　此外，2000年始，为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乡镇政府行政效率，精简机构和人员，中国乡村先后进行了乡镇合并、合村并组。“这又为乡镇政府借机撤并乡村学校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除了财政压力外，田明岳认为，“‘普九’过后，人口高峰退去，很多乡村学校的生源急剧减少，是撤并学校的主要原因”。 

　　田明岳提供的数据显示，长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由1998年的79141人下降至2008年的42799人，10年间锐减36342人。 

　　90年代后期，中国乡村人口大量自由迁徙，农民工子女进城就读等多种原因也导致农村生源严重不足，偏远学校规模锐减，质量和效益难以保证，适时撤并成为客观要求。田明岳说，10年间家长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政府要我读”转变为“我要读书”、“我要读好书”。 

　　刘泰山，一位有着25年校长经历、35年教龄的老教育工作者，现为鸭子口乡刘坪佳盈希望小学的党委书记。他经历了当地乡村小学的变迁。刘认为，乡村小学的撤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001年，长阳县调整规划中小学布局，提出“联村办小学、乡镇办初中、县级办高中”的办学思路。长阳县部分农村小学(包括希望小学)在布局调整中被有规划、有步骤地撤并，“以此优化整合教育资源”。 

　　长阳县乡镇由1999年的16个合并为现在的11个，村级组织由2000年的442个合并为现在的154个，中小学校也由2001年的513所撤并至2008年秋的94所。 

　　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了新一轮乡村教育布局大调整。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564万人，而1998年全国小学在校生是13953.8万人，9年间减少了3300多万人。伴之而来的是乡村小学数量的锐减，20余年间，中国乡村小学锐减了3/5，从1985年的83万元所，至2007年已撤并至34万所。 

　　田明岳说，过去政府在学校布点上，是“撒胡椒面”式的做法，确实缺乏长远规划，人口高峰很容易预测，但政府建校的热情，当时的教育系统无法左右。 

　　一些被撤并的学校，至今跟周边农舍比起来，仍是当地最好最漂亮的房子。如今这些校产属于村委会，或被变卖，或被租赁，或被改造成农民培训学校、村委会、卫生室。 

　　按长阳县教育局的说法，被撤学校的资产、动产充实到合并学校，不动产由当时的办学主体村委会变卖后偿还“普九”债务，或由村级调整、改造综合利用，但仍有大量校舍处于闲置状态。 

　　2008年11月29日，刘子兴对本刊记者说，东流溪小学以1.8万元卖给了一位商人，以偿还村里的历史欠账以及村干部的工资。 

　　长阳方面称，这些被撤并的学校，有效地解决了长阳农村高峰期特别是偏远地区适龄儿童“入学难”问题，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做出了历史贡献。 

　　在刘泰山的记忆里，在学校撤并前，农村教育资源分散，一村一所小学，一个乡镇一所初中。在他当学区校长的时候，高山上的一些小学校，往往只有1～2名老师，5～6名学生，没有配音乐、美术、英语等课程的老师。 

　　山上的老师来乡镇中心小学开一次会，要走几个小时山路不说，还会耽误学生一天课。一块田，一块黑板，老师“兼农兼教”，遇到快下雨的时候，直接跑回家收东西去，农忙的时候，去学校找人也找不到，原来老师提早放学，回家干农活去了。 

　　刘泰山的经验告诉他，学校撤并，集中教学，是从原来“放羊式教学”到现在合理分工、专业化教学的转变，是一种进步。 

　　这所能容纳800人就读的学校，如今却只有68名学生。在乡村学校大撤并时期，民族小学是仅存的几所没有被合并掉的小学。 

　　2008年11月30日，校长杨志喜在招呼两三个工人，挖渠铺设场所的下水管道，学校需要改善卫生条件和修建食堂。 

　　整个学校很安静，能听得到附近山上的鸟鸣。长阳山大人稀，去一次学校不容易，中小学普遍实行“大假”制，上10天学放4天假。这天是“大假”的最后一天。 

　　教学楼和宿舍楼是曾经的民族中学留下来的，有5栋楼，但学校现在只有68名学生和6名老师。 

　　杨志喜有些担心，有一天，这所学校也会像10多公里外的猫儿冲希望小学一样被撤掉。 

　　这所乡村小学的变迁，折射出乡村学校撤与不撤的两难境地。 

　　流失的生源 

　　民族小学在大山深处，开往长阳县城龙舟坪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 

　　过资丘渡口，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蜿蜒而行，新修的盘山公路，在陡峭的山峰间逶迤，翻过数不清的山梁，才能到民族小学。这里海拔在2000米左右。 

　　黄柏山是革命老区，有着辉煌的过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元帅曾经3次上山，屯兵此地，并先后建立了曲溪、花屋场、黄柏山3个苏维埃政府。 

　　至今那里仍传唱着“十月里来小阳春，贺龙下来会六军，一路专打坐山虎，一心要救我穷人”的民调。 

　　1960年出生的杨志喜，几乎没离开过这里，18岁开始教书，一直教了30年。他在乡里的曲溪小学执教19年，当过民族中学11年校长。他经历了原黄柏山乡乡村学校的变迁。 

　　2001年，长阳乡镇合并中，黄柏山乡被并到了清江另一端的资丘镇。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合并前的黄柏山乡是长阳最偏远、最贫穷的乡。原来一直是山路，去年才修好。 

　　由于村落分散，最多的时候，全乡有70多所学校(教学点)。1994年，长阳第一所希望小学就选择建在乡里的猫儿冲村。 

　　原来的民族小学在中学左侧的半山腰，乡镇合并的2003年，中学也撤走，搬到了资丘镇。 

　　民族小学搬下山来，进入原来中学教学。“下山的时候，还有168名学生”。杨志喜回忆。 

　　学生数量的逐年减少，让杨担忧。到2004年的时候，随着生源的减少，老师也走了一部分，学校无奈办起了复式班。 

　　上课的时候，一年级的9名学生和五年级的14名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三年级6名学生和四年级9名学生分在一个班，二年级10名学生和六年级20名学生在一个班。 

　　学校只剩下68名学生和6名老师。 

　　32岁的田建国是这里最年轻的老师。他教所有年级的数学，上课的时候，一个年级先讲课，另一年级的学生做作业。 

　　在村小撤并的时候，有5所村小的学生合并来到了民族小学。 

　　民族小学服务的村庄有4100多人口，杨志喜曾经统计出生率一年12个孩子。除了适龄儿童的自然减少，还有101名本来是民族小学辖区内的学生流失。 

　　“这里是复式班，资丘是单式班教学”。尽管路途遥远，家长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资丘镇上的实验小学读书。 

　　陪读母亲 

　　6岁的张梦娇，是民族小学一年级学生。家在离学校10多公里的山上。 

　　为了女儿读书，母亲张丽华索性把“家”搬到了学校，陪女儿读书。 

　　像张丽华这样的“陪读母亲”，在民族小学有8个。这8个陪读家长照管了20多名学生，其中一位家长一人照顾着5位孩子。 

　　“其他4个孩子的父母，委托她照顾的”，杨志喜说，“一些母亲长年住在这里，还有一些因为父母打工在外，爷爷奶奶轮流住在这里照顾孩子”。 

　　为了留住学生，让学生安心上学，学校把原来中学的教师宿舍改建成陪读家长宿舍，免费提供给学生居住。 

　　由于学校没有厨房，家长们就把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隔断，后面睡觉，前面搭起简易的灶台，来解决吃饭问题。 

　　低年级的学生由家长“陪读”，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则独自住在学校，饭菜则需要学生自己烧，每次放假的时候从家里带一些米和冷菜过来。 

　　张丽华还有个儿子张亚东，也在民族小学读6年级。为了照顾一双儿女的学业，她把家里种植高山蔬菜的17亩山地，租给了别人种，一亩地租金每年400块钱。丈夫葛家红则在资丘镇桃山打零工，每天收入50元。 

　　学校为家长提供免费居住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杨志喜说，“学生家基本都在山上，孩子小，路程又比较远，再不住宿就要失学了”。 

　　寄居的学生 

　　民族小学条件艰苦，没有一名教育部门认可的骨干教师。“骨干教师也不愿意来这里”，师资力量的薄弱和复式班教学，成为杨志喜心头的痛楚。 

　　相比之下，资丘镇实验小学的师资力量强得多。“现在学生家长都重视孩子教育，都愿意往好的学校转，我们也没有办法”。 

　　由于各乡村的学生都往资丘镇实验小学挤，教室显得拥挤，“学生多的班级，有60多人”。 

　　资丘镇实验小学没有保育寄宿，原黄柏山乡一些学生过去后，家长自费在镇上租房“陪读”，或是把孩子“寄存”在镇上私人开设的保育居里，或者孩子直接寄居在农户家里。但花费不少，每月得交280～350元的保育寄宿费。“洗一件衣服就要1.5元”。 

　　但还是有很多家长想尽办法把孩子转到镇上读书。 

　　“这里剩下的学生大多数家境贫困，转不起学，或是不能负担寄居镇上的高额费用。”杨志喜说。 

　　按照政策，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有补助。但长阳山村学校家长普遍贫困，每个学校基本上按照1/3的贫困生名额计算。 

　　家长填写申请表后，班主任分班走访，再由学校、村委会确认选出贫困生，再上报姿丘镇政府批准。 

　　“贫困生太多，只能按最贫困往上的1/3学生能得到补助，残疾家庭优先。”杨志喜告诉本刊记者。 

　　2008年，民族小学68名学生中有29名得到了补助，每学期250元。 

　　由于生源减少，学校面临被撤销的“危险”。民族小学的老师想了很多办法，试图留住剩下的学生。学校除了免费提供住宿外，用水不收钱，只需交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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