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工教授做客成都考古中心进行学术交流分享。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人面具。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11月18日，著名考古学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卜工教授做客成都考古中心，以“从古蜀看上古”为题，带来一场学术交流分享。围绕中国上古文明与古蜀文明，凭借渊博的学术积淀与别具一格的视角和维度，卜工教授为观众开辟了历史探秘的崭新视野。讲座后，卜工教授接受了记者采访，进一步对其观点进行阐释。他表示：“三星堆是中国考古第二个百年的关键词。”

　　考古学视角下

　　三星堆为何具有划时代意义？

　　从古蜀看上古，也是在上古的坐标里探寻古蜀所扮演的角色，首先便要理解上古时代的具体含义。就阶段性研究成果来看，卜工认为，距今2万年到西周初年就是中国的上古时代，其中又分为早、晚期：距今2万—1万年为早期，主题是陶器开启的上古文化之旅；距今1万-3000年是晚期，主题是制度开启的文明进程。仰韶、红山、良渚、龙山、三星堆等在内的众多史前文化，都属于上古时代晚期。

　　在众多上古时代的遗址当中，作为古蜀文明的代表，三星堆有着怎样的地位？“中国考古每百年必出新的关键词。”卜工谈道，2025年是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4周年。对于中国考古来说，第一个百年主题是考古学文化建设，关键词是仰韶村，而第二个百年的主题是深度研究，关键词就是三星堆。

　　三星堆为何意义深远？“三星堆发掘过程中呈现出涉及繁多学科的全新材料和诸多谜团，也带来了考古理念的创新——科技考古提前介入，多学科联合攻关，创造出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对中国考古影响深刻、深远。”卜工告诉记者。

　　中国方案的文明标准下

　　古蜀文明有着怎样的地位？

　　从文明的维度来看，三星堆在世界范围内又有怎样独特的价值？卜工将中国方案下的文明标准概括为十六个字：超级工程、顶级墓葬、中心聚落、特色礼器。“这是上古文明起源的标准，也是国家起源的标准。任何遗址中含有其中一项，便可推定其进入文明。”卜工表示。

　　他进一步解释道，超级工程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充分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治理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顶级墓葬彰显国家实力，既是基础设施的硬指标，又体现出制度理念的软实力；中心聚落表现国家职能，既体现出按地域划分国民，又展现出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特色礼器筑牢国家根基，在国家化进程中，特色礼器就是旗帜。

　　卜工称，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最典型的文明标志便是特色礼器。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巨型青铜人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发式各异的青铜头像以及覆盖其上的黄金面具、数株高大的青铜神树、黄金制作的“盟图”等，均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面貌。

　　八座“宝藏坑”各有主题

　　器物中暗藏三星堆文明制度的线索

　　从三星堆的大量礼器中，又能挖掘出怎样的文明信息？在卜工看来，这些呈现一定规律的器物，正蕴藏着古蜀文明制度根基的线索。

　　以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文物为例，67根象牙、44件铜人头像、20件铜人面具，以及青铜尊、青铜罍、青铜神树等器物，形成了“阅兵布阵”的形式。经过研究，卜工得出关键性推论：这里体现了“前歌后舞”的“古蜀方阵”——五个器物板块“祭祀对象、祭祀主体、仪仗干戈、铜头铜脑、象牙舞队”，展示的是古蜀“前歌后舞”阵容。在他看来，周武王牧野之战后创作“大武舞”的线索，已在二号坑中初露端倪，八佾舞的历史源头也跃然纸上。

　　除了二号坑，卜工还认为，三星堆遗址中每座宝藏坑中都有一件为该坑“定性”的独特器物：一号坑是“卷轴藏图”，见证了古蜀埋盟仪式；三号坑是骑兽顶尊，这是祼礼灌祭的物证；四号坑是辫发铜人，讲述着探路报功仪式；七号坑的龟背形网格器，或与三星堆人的占卜仪式有关；八号坑的青铜神坛，则诠释了当时顶级的祭天仪式。“不同的宝藏坑有着不同的主题，从器物中，我们也能看到三星堆文明丰富多彩的制度。”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多种礼仪制度汇演的大舞台。”卜工说道，“看到这些器物，我们仿佛能够想象，上古时代的帷幕即将落下，西周以后就是中古时代，就在此时，三星堆古城盛大的仪式点燃了上古时代长江文明最后的荣光。”三星堆人所留下的大量精美青铜器，为上古时代最后的精彩画上神来之笔，也是上古时代长江文明的“绝唱”。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摄影 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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