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驻足观展。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志强摄

冯玉祥的隶书字条“还我河山”。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简霞 摄

“四川人民一致抗日”瓷坛。

朱德及何文元家书。

以“死”字旗为背景创作的版画作品。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摄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川渝人民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8月22日，“伟大胜利 川渝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在四川博物院揭幕，来自全国49家文博档案机构的306件/套文物、档案史料和影像资料，生动呈现了川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的历史，以及川渝地区作为全民族抗战的大后方，为抗战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

　　壮士出川打日寇

　　雄心壮志展现在一件件文物中

　　侵华日军出征旗、刺刀、指挥刀、炮弹壳、军用饭盒、水壶、上衣……步入展厅，观众的心就会被展览第一篇章展出的日本侵华物证刺痛。

　　在展柜中，一件建川博物馆收藏的日军耐火砖看上去并无特别，“但是，它是修建日军细菌部队焚烧炉的建筑材料，是侵华日军占领东北后，对中国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的罪证之一。”展览策展人马莉介绍，展览还展出了日本侵华时发行的多件“贮蓄债券”“债券”“股票”，它们的背后，是日本侵略者图谋掌控中国沦陷区经济的狼子野心。

　　在此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举起抗日大旗。

　　在展览中，既可以看到东北抗日联军的简章、赵一曼穿过的靰鞡鞋，也有敌后军民使用过的大刀，以及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所著的单行本《论持久战》等珍贵文物。当年，正是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指明了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对在苦难中抗争的中国人民，起到了指点迷津、拨云见日的作用。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川军将士主动请缨、前仆后继开赴前线；广大知识青年积极从军，远征滇缅反法西斯战场。据统计，川渝地区是全民族抗战时期最大的兵源地。巴蜀儿女以血肉之躯，汇成抵御外侮、光复河山的钢铁洪流。

　　壮士出川抗击日寇的雄心壮志，展现在展出的一件件文物中。川军抗日烟杆，其上刻有“中华男儿上战场打日寇”“旌旗一片立功劳，万马军中赴战场，马上传下令，不出日寇不还乡”等字样；牛角火药筒上，刻上了“为民族生存而抗战到底”字样；就连老百姓的青花瓷罐，都写上了“抗日”。

　　川军“死”字旗，是感动无数国人的一件抗战文物，此次展览也以复制品的形式参展，吸引观众久久驻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20多岁的安县青年王建堂决心从军报国。队伍即将出征之际，一面绣着大大的“死”字的旗帜被送到现场。送这面旗帜的，是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国难当头时，送儿出征的父亲希望儿子用旗帜“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死”字旗原件早已遗失，但复制的旗帜依然能给予人们力量，见证着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

　　自古忠孝难两全

　　家国情怀体现在一封封家书里

　　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朱德等多人的家书。历经80余载，纸页早已泛黄，但川渝儿女的拳拳爱国之心，天地可鉴。

　　朱德的一封家书写于1937年9月。在率部前往抗日前线的途中，朱德给远在四川南溪的妻子寄去一封家书。这是他10年来第一次写家信。在此前的10年里，他是国民党悬赏缉捕的“要犯”，迫使他与亲友隔绝了书信联系。直到国共合作以后，才重新恢复书信往来。

　　在信中，朱德感叹：“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等程度。”他甚至不知道“两母亲是否在人间”。南征北战的朱老总，甚至“我从没有过一文钱，（侄儿）来时需带一些钱来我用”。当然，对日战争，朱德表示：“我们有信心有把握打胜日本。”

　　与朱德家书摆放在一起的，是阆中老红军何文元的家书。

　　何文元是阆中市罗家塘人，1933年参加红军。自离开家乡后，4年来，他一直未能给家里写信。在甘肃的时候，他听说四川连续两年遭受严重旱灾，为此十分牵挂。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何文元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奉命北上抗日。8月24日，在当时的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待命出征前，他给父母写了这封家书。

　　一边是对父母的牵挂，一边出征在即，自古忠孝难两全。

　　何文元在信中写道：“儿子身体强健。”希望父母“在家度过荒年灾难，好好为（维）持家中生活，不要牵挂你的儿子”。他向父母坚定地表示：“我的目的是为中华民族革命斗争而到底，是不顾虑家庭父母，不顾虑一切牺牲流血，为要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收复东北失地而奋斗！”

　　在展柜前，成都市民张宇带着儿子逐字念信，“我想告诉孩子，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因为有人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未来，我们当更加自立自强，报效国家。”

　　红军龙光贞的家书，更是承载了一个家庭数十载的念想。

　　龙光贞是四川宣汉人。1933年，新婚不久的他，与弟弟一起参加红军。这封家书写于1938年，此时，他离家已经5年。在信中，他问候了父亲、大哥、妹妹、二叔婶娘，还有妻子朱氏。

　　龙光贞告诉家人，他现在身在八路军129师385旅770团3营9连，身体健康，随时准备上前线，和日军拼命。信的末尾，龙光贞表示：“拼死命才能保护家乡和领土，等把日寇赶出中国，我才能回家伺候大人。”然而，家乡的亲人最终没能等到他的归来，而是等来1952年送来的一块烈士牌。

　　“此次展览集中展示的家书，很能体现川渝百姓的家国情怀。”马莉表示，在这些家书里，除了对家人、家乡的挂念，更多的是抗击日寇的决心。“伟大胜利、川渝贡献，就是人民的力量和贡献。这些家书，就是当事人把他们的理想和信念讲给我们听。”

　　倾其所有援抗战

　　川渝奉献呈现在一个个数字内

　　在抗日战争期间，川渝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成为支撑持久抗战重要的人力、财力、物力供给大后方。川渝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赴国难，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军参战、出钱出物、出工出力，倾其所有支援抗战，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

　　在此次展览中，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的《感谢四川人民》社论，被放大喷绘至展厅墙面。

　　社论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正面战线内移的军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斯、吃苦于斯……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

　　马莉表示，这篇社论的原报件较小，字迹也十分模糊。为让更多观众了解到四川为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展览专门把喷绘版社论当成展线上的重点之一。“正如社论所言，四川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贡献。这是四川近现代历史上光辉而重要的一页，将永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值得全川人民骄傲和自豪。”

　　在展览中，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记录了川渝人民为抗战所作的牺牲与奉献。“冯玉祥给爱国朋友的第八封信——超越人前的合江县”，赞扬踊跃参加献金运动、筹措抗战资金的合江民众。他的隶书字条“还我河山”也参加了展出。

　　此外，抗战胜利的多件文物也在展览中亮相，其中包括日本《每日新闻》刊登的日本投降消息（仿制件），以及1945年刊有日本投降消息的《大公报》等。

　　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多数文物为避日寇劫掠，历经数年辗转被运到川渝地区，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此次展览，故宫博物院专门调拨康熙款画珐琅莲花纹盖碗等文物，展示当年文物南迁的巨大成果。（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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