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量

　　目前三星堆8个祭祀坑共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数量远超国内同期或相近时期的遗址，显示出显著的集中性特征

　　关于形象

　　鸟、龙、神兽等核心形象可能在祭祀系统中承担着沟通天地的媒介功能，神兽的复合形态则暗示了三星堆人对自然力量的整合与想象

　　关于数字

　　古蜀人可能崇尚数字“三”，这不仅基于三星堆出土的组合铜器多以三个一组或三的倍数出现，还因为许多类似现象在后世亦有迹可循

　　关于延续

　　三星堆青铜器物铸造技术源于中原，通过组合式创新适应了本地宗教需求。三星堆晚期与金沙早期年代重叠，二者存在文化共存期

　　青铜器作为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器物，大量面具、人头像等人面形象，神坛、顶尊人像等场景化器物在中国青铜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这些青铜器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有哪些工艺特征？在青铜时代的中国，三星堆青铜器处于怎样的位置？

　　4月28日，由省委宣传部推出的天府文化访谈第二期开讲。围绕“三星堆-金沙的青铜器文化”这一主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抽丝剥茧，一起探讨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青铜器文化。

　　古蜀人可能崇尚“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孙华认为，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大致出现在与中原二里岗文化时期相当的时间段。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创造了哪些纪录？冉宏林说，目前三星堆8个祭祀坑共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数量远超国内同期或相近时期的遗址，显示出显著的集中性特征。此外，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以人物、动物、植物形象为主体，如人像、神兽、神树等，突破了中原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的传统模式，其装饰风格和地域特色尤为突出。同时，这些青铜器体型高大，如通高3.96米的青铜神树、通高2.53米的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等，在国内同期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三星堆青铜器以其数量之巨、造型之奇、体量之大，刷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边界，成为研究长江上游古蜀文明独特性的核心实证。”

　　三星堆出土的铜器中，为什么会有数量巨大的动物形铜像？黎海超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写实类和想象类两类动物形铜像中，鸟、龙、神兽等核心形象可能在祭祀系统中承担着沟通天地的媒介功能，而神兽的复合形态则暗示了三星堆人对自然力量的整合与想象，但目前对上述器物在祭祀中的具体用途尚未完全明确。

　　在冉宏林看来，三星堆青铜蛇多带有羽翅和羽毛纹饰，这表明它们是能够飞行的神蛇，可能与龙的形象相关，用于祭祀活动。这些青铜蛇以三为倍数成批出现，可能反映了当时的祭祀制度和规仪。

　　孙华特别指出一个细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蛇旁边常伴有圆环，这些圆环可能用于悬挂在更大的器物上，如神树或神兽。他认为三星堆青铜蛇的设计或许受到了中原龙蛇文化的影响，体现出“人神互通”的信仰。古蜀人崇尚“三”还是“五”？孙华表示，他更倾向于“三”的可能性。这一观点不仅基于三星堆出土的组合铜器多以三个一组或三的倍数出现，还因为许多类似现象在后世亦有迹可循。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还有一些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的器物，如龟背形网格状器。由此可见，三星堆考古发掘有相当的挑战性（解释体系滞后于材料发现）。

　　三星堆-金沙青铜制作技艺各有特色

　　从青铜器制作技艺的角度来看，三星堆与哪些文明存在联系？黎海超指出，三星堆青铜器的主要铸造技术以陶范铸造为核心，这继承了中原青铜文明体系的特点，即采用分范铸接技术，如用于大型复杂礼器（神树、神坛）和组合式结构器物。三星堆青铜器制作中所展现的独特锻打技术同样值得关注，这些技术主要用于生产薄片状青铜饰件（如悬挂饰物），其规模与水平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黎海超认为，这与三星堆人受社会文化与宗教需求的驱动密不可分。“如在祭祀系统中对悬挂饰物的强烈需求（如模拟神树摇曳的效果）。”

　　黎海超表示，尽管三星堆青铜器物的铸造技术源于中原，并通过组合式创新适应了本地的宗教需求，但对于三星堆锻打技术的源头，他目前仍持存疑态度。

　　三星堆与金沙为前后相继的两大古蜀文明中心，而关于公众关心的三星堆与金沙在青铜器上是否存在相似性与延续性这一问题，黎海超认为，两者存在关联延续的关系毋庸置疑，但具体怎么延续还需细致分析。他表示，三星堆晚期与金沙早期存在年代重叠，部分青铜器为同期铸造。同时，金沙遗址已发现与三星堆晚期风格完全一致的青铜容器碎片（如纹饰、铸造工艺），证明二者存在文化共存期。他指出，如三星堆小型金面具与金沙方形金面具虽形态微调，但象征意义一脉相承，虽然金沙遗址的黄金面具从三星堆遗址的椭圆形转向方形，部分器物纹饰简化，但核心符号元素仍旧保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沙青铜器体量减小但技术未衰退，反而出现彩绘等精细化创新。”

　　关于三星堆青铜器矿料来源问题，孙华介绍，早期人们推测范围基于古人交通能力限制，认为矿料可能取自三星堆周边山区。但三星堆附近铜矿开采记录最早仅追溯至宋代，早期开采无明确证据。

　　此后，又有人提出来源于滇东北、秦岭山区，甚至山东地区的假说。但是主流观点认为，三星堆矿源来自长江中游矿带。学者通过对青铜器铅同位素分析发现，部分矿料可能来自同一远距离矿源，暗示存在跨区域开采或贸易行为。此外，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铜矿带，都是中国早期铜矿开发核心区。这些矿带资源丰富、矿冶遗址密集地带，技术传播路径更符合区域互动的逻辑。

　　去年，三星堆发现玉石加工作坊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关于公众关心的三星堆铸铜作坊，考古工作者是否也在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冉宏林介绍，目前考古工作者对前期几次发掘的成果进行梳理，仅发现了孔雀石（铜矿原料）、铜砂和炼渣等遗存，而与冶炼相关的考古发现尚不丰富。系统性的成果仍有待后续深入研究。（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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