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了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金杖、金面罩以及玉器的三星堆器物坑，到底是何功用？成都平原出现的类似青铜器物又可以窥见怎样的文明格局？

10月26日下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以《从金沙、三星堆看青铜时代早期的成都平原》为题，围绕金沙、三星堆遗址及其祭祀，金沙发现对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明的理解等方面，为听众答疑解惑。

三星堆器物坑为祭祀坑

古蜀文明是以成都平原的岷江、沱江流域为中心活跃的地域性文明，诞生在公元前25世纪左右。岷江、沱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该区域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

自2019年三星堆3—8号祭祀坑发掘以来，关于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祭祀传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器物坑为三星堆人的祭祀坑。

在张昌平看来，三星堆和金沙两座遗址共同见证了长江上游地区青铜时代的城市文明及其发展历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处遗址中的祭祀区域。“它们反映了古蜀文明对祭祀活动的极度崇尚，以及在多元文化的共同影响下，演变形成的独特精神信仰和祭仪传统。”

要揭示古蜀文明的信仰世界，张昌平认为，要从祭品选择、祭祀方式和埋藏行为进行细致分析。

三星堆体现多元文化融合特征

张昌平通过图片展示，介绍了三星堆1、2号坑出土器物的丰富类别，囊括青铜、黄金、陶器、玉石（玉器、石器、绿松石器）、骨牙、海贝等。

通过归纳，张昌平将这些器物类别归纳为6种，即具有人格性器物（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具、青铜兽面具、兽面、眼形器、太阳形器等），人物、动物组合成复合型器物（青铜神树、祭坛、神兽及附属的人物、龙、鸟、铃等），青铜容器（尊、罍、瓿、盘等），青铜或玉石质地的仪式性器物（牙璋、戈、璧形器、凿等），可能为外来背景的器物（金器、海贝、象牙等），陶容器（尖底盏、器座等）。“三星堆这些人格性器物尤其值得关注。”

通过对比分析东汉乐舞陶俑、毕加索《公牛图》、古埃及壁画等实例，张昌平认为，三星堆人格性器物具有人物五官的写实性表达；三星堆面具中的梭形、圆角四边形、方向盘形等形象，则象征着人的形象、地下神明形象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神明形象。特别是面具中眼睛的形状，具有角色指向性。

对比同时期两河流域壁画形象及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人物形象，张昌平认为：“这些人格性器物的体量大小，可能与身份等级有关联。”

基于上述观点，张昌平系统化建构起“受祭者—祭祀者—祭器—祭品”的三星堆祭祀场景。在这样的祭祀中，受祭者构成复杂，说明三星堆人已将天地人神纳入到同一个合祭系统中，也展现了三星堆社会的精神和价值观念。

同时，祭祀者参与者甚多，代表了神职人员及社会不同阶层和族群人士。在这种仪式感极强的场合，不同人物及其他物品形象，是经过有意识设定的，以体现不同的身份或行使不同的职责。

张昌平提出，虽然三星堆文化有其独特性，但并非孤立的，而是反映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

张昌平特别提到三星堆器物埋藏堆积与祭祀功能的关联。在他看来，三星堆的祭祀坑并非灭国坑，而是经过精心布置的祭祀场所，所有器物都用于祭祀活动。“这些器物的摆放和组合，显示了一个完整的祭祀场景，体现了三星堆人祭祀活动的复杂性和仪式性。”

金沙与三星堆一脉相承

三星堆遗址为何要把所有顶级祭祀用品集中埋葬于几个坑中，甚至存在大量砸碎和焚烧现象？这与金沙遗址有何不同？

面对公众疑惑，张昌平通过对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祭祀场景复原及对比介绍，这可能与三星堆人的祭祀习俗有关。“这些祭祀用品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会周期性隆重埋葬。”

关于金沙出土的祭祀物品没有看到上述精心布置的情景，张昌平推测，可能是目前金沙遗址坑没有发掘到古蜀人周期性集中埋葬的祭祀品，展现的只是祭祀场景中的一个环节。“金沙器物碎片和三星堆出土文物纹饰相同。可以推测，金沙很有可能还有类似三星堆的大坑没有出土。”

张昌平对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化进行了细致对比考证。他指出，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遗址、竹瓦街窖藏、三星堆遗址等地的出土器物，具有相似的文化因素。“体现出文化的一脉相承。”

张昌平主张，要将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化放在长江流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他将三星堆出土的铜尊同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河南殷墟妇好墓等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进行对比，发现器物类型同中有异、异中见同，体现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多元一体性。

□符昕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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