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人们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参观“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特展媒体预展。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9月26日，人们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参观“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特展媒体预展。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晓铃摄

　　编者按

　　三星堆，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相继发现8座祭祀坑以来，一醒惊天下、再醒惊天下。这里出土的精美文物不仅震撼了海内外普通公众，也让学术界为之着迷，持续进行着各种学术问题的钻研。在日前举办的“三星堆与青铜时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针对三星堆文明为何兴起、三星堆青铜器的技术来源、三星堆人的信仰与族群关系等进行了研讨，为揭开三星堆的诸多秘密提供了宝贵线索。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

　　三星堆青铜技术本源在中原

　　2021年3月起，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成果以大量新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精美文物，让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三星堆先民为何铸造了大量造型独特、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青铜器？他们的青铜铸造技术处于什么水平？技术又来自何方？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近年持续关注三星堆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他表示，三星堆青铜器的风格虽然具有独特魅力，但“青铜技术的本源最终在于中原”。

　　使用了中原全部铸造技术手段

　　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大立人高大肃穆，神树华美浪漫，各种青铜尊、罍以及青铜人头像等，既展示了三星堆先民独特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也体现出和中原文明与长江中下游文明的密切交流。许杰表示，三星堆青铜造像的铸造和中国古代其他地区一样，大多是通过两块或更多的陶制块范铸造而成，这其实是运用了中原的全部铸造技术手段，也就是浑铸法和分铸法。

　　他指出，三星堆青铜造像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这两种技术的痕迹，“比如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第115号平顶戴金面罩人头像，就属于一次浇铸的结果；而8号坑出土的立人神兽，可以明显看到神兽和头上的小立人属于分别铸造。”这种分铸的偏好，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和青铜神树上表现最为明显。“三星堆的铸工将至少8个单独的部件连接在一起，最终成功地制作了一尊将近3米高的大型铜立人像；而立人像的每一单元都相对简单地浑铸制成。将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则由更多部件组合在一起。在目前只有部分复原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看出它至少由一百个单独部件组成，各部件之间连接绝大多数为铸焊。”

　　三星堆的这种铸造风格，许杰总结为“简单铸型、分铸偏好”，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把铸造难度化解掉，与中原青铜器铸造的“浑铸偏好”形成强烈反差。据他介绍，以浑铸手段铸造复杂容器的技术习惯和理念，是中原铸工们自二里岗时期（约公元前1600～前1300年）以来，在铸造日益复杂器物的过程中摸索而成，这种技术满足了器表纹饰日益丰富、复杂的要求。而分铸虽然可以有效降低技术难度，但不得不产生铜液叠压的缺陷，从而影响纹饰的美观。所以，铸工们努力以浑铸或者减少分铸次数来制作器物，以把铜液叠压的数量降到最低。

　　铸焊缺陷不掩视觉冲击力

　　在许杰看来，三星堆青铜器的简单铸型，并不影响三星堆青铜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这背后体现了三星堆铸工敏锐的视觉心理掌控能力。“三星堆造像要么体量高大、威严，因此能够远距离打动观者；要么造型极其复杂，令人目不暇接。这样就让公众对铸焊造成的表面缺陷视而不见，相反，中原青铜容器上细致的表面装饰需要近距离观察，因此更需精雕细琢，以免分铸造成的铜液叠压影响纹饰美观。”他在研究三星堆青铜神树时，发现树座和树干之间的铸焊连接其实并不整齐，类似的不整齐连接也出现在其他器物上。不过，他表示，三星堆这种用简单铸型制造出部件以后将它们连接起来的手法，比设计复杂的铸型要求更低，也省时省力，自有其使用的道理。

　　三星堆为何会放弃中原地区的浑铸偏好，选择简单铸型再分铸的技术手法？许杰认为，这可能和三星堆相对有限的金属供应有关。

　　据统计，三星堆1、2号坑里成百上千件的青铜器总重量在一吨左右，分铸和连接的方法可以较为容易地铸造薄壁的器物以节约铜料。

　　许杰还注意到，三星堆1、2号坑虽然都埋藏了青铜人头像，但从1号坑到2号坑呈现出一个趋势，那就是更加侧重于简单铸型、侧重于铸造同一种类的器物——1号坑的人头像仅13个，但头部特征就分了4种类型；而2号坑青铜人头像多达44个，却仅能粗略分为两大类。“这种趋于标准化的设计，有助于用同量的金属制作出数量更多的器物。”此外，他还注意到，2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重量没有一件超过1号坑中最重的人头像。“1号坑中最重的头像重达7.66公斤，是大部分2号坑出土头像重量的两倍以上。由此可见，在铸造2号坑青铜人头像时，三星堆铸铜作坊已较为熟练地掌控了青铜造像铸造的技术，设计更统一、更轻薄，因此也更经济，同量的金属原料可以制作出数量更多的造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

　　三星堆可能是青铜时代的一个知识中心或神性中心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众多国宝重器来自哪里？它们被埋入坑里之前象征着什么？为何能创造灿烂青铜文明的三星堆迄今没有发现兵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针对三星堆遗留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大胆构想。根据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埋藏物的年代、种类等线索，施劲松推测，三星堆可能是青铜时代的一个知识中心或神性中心。

　　8座祭祀坑文物可分为三大类别

　　在三星堆相继发现8座祭祀坑以来，学术界针对祭祀区已有了大量研究，持续关注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施劲松也不例外。他表示，从8座祭祀坑的位置、方向、规模以及埋藏物的相似程度等来看，可以发现祭祀区可能有统一规划，8个坑的位置或有意为之；各坑的遗物风格大同小异，并且1号与4号、2号与3号、5号与6号、7号与8号似两两成组。此外，至少2、3、7、8号坑的器物可以拼合，迄今已有青铜神坛、屈体鸟身人像、顶尊人像、大型神树等实现了跨坑拼合。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近200个样品的年代都集中在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1000年；4号坑的测年数据有68.3%的概率落在距今3072年至距今3003年，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年至距今2966年。也就是说，三星堆祭祀坑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青铜器年代明确者则大约为公元前13世纪。

　　施劲松认为，这些精美的文物主要有三大类别，“第一类是表现崇拜或祭祀对象的器物，比如金杖、鸟形饰、青铜神树、太阳形器等；第二类则是表现祭祀场景的各类神坛、人像；第三类是祭祀用器，主要包括青铜容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三类器物共同表达了两个主题，也就是太阳崇拜和王权。”

　　三星堆汇集了多种文化因素

　　8座祭祀坑的文物中，金器、青铜器、玉石器、绿松石、玛瑙、漆器、丝织品、象牙、海贝等几乎包括了青铜时代所有贵重物的种类，并且数量极其丰富，它们还被赋予了祭祀的特定功能。尤其让人浮想联翩的是，这些重要的器物以及青铜器制作技术都是突然出现，在三星堆文化之后又全部消失……这些遗址和遗物的特点，在施劲松看来，是不同的人群和文化因素从各地汇聚到了三星堆。

　　“三星堆的很多物品来自相邻地区，比如青铜容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施劲松说，“三星堆的部分铜容器可能来自长江中游，部分玉石器可能来自长江下游、西北和中原，象牙或来自南方……”与此同时，他认为一些关键技术、资源、观念，以及掌握着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也从不同方向进入了三星堆。

　　施劲松介绍，三星堆的青铜制作技术应该不源于当地。“它的来源可能有两个：一是中国西北，甘肃张掖的西城驿遗址可能就是一个距今4100年前后的冶金中心；另一个可能则是东边，因为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或已生产铜器。”至于黄金的来源，他透露中国西北地区在三星堆以前已有用黄金饰品随葬的习俗，“甘肃玉门火烧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等出土过金制品。在青铜时代，黄金制品在我国主要分布于西北和中原地区。”而三星堆的太阳崇拜，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也有悠久传统，“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城背溪文化、高庙文化，都有丰富的表现太阳的图案。”

　　文化的交融交汇催生新的区域文明

　　为何众多的文化和技术、人员汇聚到了三星堆？三星堆为何会成为一个区域文明的中心？

　　在抽丝剥茧的研究过程中，施劲松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迹象：“这种汇聚规模大、具有突然性，所以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结果。此外，成都平原出土的同时期考古材料中没有兵器、战争和暴力的迹象，也没有输出资源或产品，所以三星堆汇聚的各种因素并不来自战争、对外掠夺或者长途贸易。”因此，施劲松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也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成都平原处于南北向和东西向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通道的十字路口，各地人群进入成都平原，不同的文化在此交汇、交融，催生了新的区域文明”。

　　大量出土文物显示出了文化交流的结果。施劲松表示，什邡桂圆桥遗址出土的黍、粟、陶瓶，表明这时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能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盐源盆地出土的马车、杖首和铜树，可能也来自我国西北地区。此外，宝墩文化的城与稻作农业，都受长江中游的影响；茂县牟托石棺墓中的大批铜容器、乐器，则应来自长江中下游。

　　不过，三星堆各种新因素突然大规模出现，施劲松认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太阳崇拜。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成都平原形成了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体系化的信仰，统治者掌握了制定历法、沟通天地的权力，神权和王权形成。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都用于这样的信仰或相关的祭祀活动，这个区域文明也因此而显得与众不同。祭祀活动场所或许是具有神秘力量的圣地，所以不需要军事力量防卫。这也可能是为何这个时期的重要遗存都集中于三星堆，并且出土遗物中没有任何兵器的原因。”

　　综合分析，施劲松认为三星堆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知识中心或者神性中心。“在没有战争、掠夺或长途贸易的情况下，人员、技术、资源、贵重物都汇聚于此。成都平原输出的可能是知识形态的而非物化的产品，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产品。另一种可能则是各地的人们主动携带财物汇聚到此，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沟通自然、获得神秘力量。”

　　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理委员会景区和遗址管理部部长朱亚蓉：

　　三星堆青铜文化兼容并包、融汇创新

　　铜尊作为商文化的典型器物，在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广泛出土。同时，尊也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中，出土数量多、造型多样的商文化风格青铜容器。三星堆铜尊与商文化铜尊相比有怎样的特征？三星堆铜尊的这种自身特点对于我们理解三星堆有什么意义？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理委员会景区和遗址管理部部长朱亚蓉认为，三星堆铜尊上的改制现象及三星堆铜尊有别于其他区域文明的独特的造型及用途，反映了三星堆青铜文化兼容并包、融汇创新的特征。

　　从铜尊改制观察三星堆人的学习与创新

　　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共出土圆尊13件（含残件）、方尊残件1件。2020年以来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在遗址3号祭祀坑、8号祭祀坑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尊，初步统计较完整的尊数量达到14件，铜尊残件52件，器型更为多样，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青铜尊的器型和内涵。

　　在朱亚蓉看来，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铜尊，造型、纹饰风格、铸造工艺均与中原和长江中游、陕西汉中等地出土的同类型器物十分相近，是研究三星堆与中原、长江中游地区文化联系的重要物证，也成了三星堆青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

　　她注意到，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铜尊相比，出土于3号祭祀坑的一件铜尊上，出现了三星堆风格的鸟形饰件，它们采用分铸技术，被铸接到牺首的口部，这种风格体现出三星堆人在铜尊审美方面的创新；而出土于8号祭祀坑的神兽器盖及残尊，出土于3号祭祀坑的顶尊跪坐人像中的铜尊造型，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三星堆人在形制、功能方面对铜尊的创新。“这种铜尊上的本土化改制现象，既有局部的改造，又有器用上的创新，反映出三星堆人对来自商文化的铜尊与本地信仰习俗和审美观念的融合。”

　　“比如铜罍座鸟足顶尊神像上的铜尊，其造型、纹饰风格都明显有别于常见的大口折肩尊，尊身和尊盖的纹饰风格协调、口沿及尊盖沿口环钮相互呼应，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制作而成。”朱亚蓉表示，三星堆铜尊的改制现象反映了古蜀人对来自商文化的铜尊这一类器物接纳、融合、创新、发展的过程，铜尊最终成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礼器，成为古蜀祭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铜尊改制行为极可能在三星堆本地完成

　　铜尊改制是如何发生的？三星堆的青铜器到底在哪里铸造？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肯定答案。专家学者们依据相关考古线索，形成了几种观点：有的认为尊罍等容器来自长江中游，面具、人像、神树等非容器类为本地铸造；有的认为是外来工匠携带金属原料在三星堆铸造；也有的认为三星堆铜器主要是外来的，可能通过定制的方式来自殷墟和其他地点。

　　朱亚蓉表示，北京科技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正合作开展三星堆青铜器铸造地的溯源研究，通过铜器泥芯和黏土的地球化学特征比对来溯源铜器的铸造地。

　　经过对三星堆青铜器主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特征的研究后发现，尊、罍等容器与神树、面具等本地风格铜器铸造泥芯的黏土组成和地球化学特征存在明显区别；三星堆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来源；面具、神树等本地风格铜器泥芯的矿物构成，与当地黏土资源较为接近。

　　对于这项研究成果，朱亚蓉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理解：“三星堆铜尊上的改制现象，说明铸造的行为很可能是在不同的作坊完成的，结合改制后青铜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古蜀风格元素，改制的行为极可能就是在三星堆本地完成。这或许也从侧面说明了古蜀青铜器铸造技术的高超，已熟练地掌握了分铸技术，可以结合本地文化灵活地对原器进行改制。”（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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