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超大城市社区发展治理的“成都模式”

社区,让生活更美好

林治波 宋豪新

2019年12月12日10:00  来源:人民网-四川频道
 

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一幅决胜全面小康、奔向伟大复兴的“中国之治”的宏伟蓝图徐徐展现在世界面前。

新时代的成都,已成为一个超大城市,共辖436个城乡社区,实际服务人口达2120万,共有近2万个小区,其中“万人小区”超过200个。

城市的主体是人,社会治理的核心也是人。就在上个月,“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成都论坛”在成都首个公园城市示范街区和美社区召开。“小”社区里为何举办“大”论坛?论坛主题“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道出了个中缘由。

图为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致辞。韩超摄

善于过日子的成都人,懂得博采众长,各种社会力量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形成一股合力,他们都是这座城市的主人翁。2.2万个驻区单位、“两新”组织与社区签订共建协议,8.2万个驻区单位面向社区共享服务资源,凝聚更多共识、营造共同治理的氛围,让整座城市的人都活跃起来。在成都,居民当家作主、党建引领全社会力量的共建共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图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一彪致辞。成都市社治委供图

聚焦人民群众身边的社区发展治理,解决社会民生痛点难点,成都市通过党建引领,以持续开展社区营造行动、发挥居民自治作用为抓手,让居民自治和政府治理良性互动,加快构建社会共治的同心圆,交出了一张富有“蓉城特色”的城乡社会发展治理创新“答卷”。

人与城 社区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

篮球、羽毛球、广场舞……在新都区东环路社区3000平方米的群众活动广场上,社区居民尽享运动快乐。一块“广场公约”牌匾引人注目,公约内容由社区老党员提议、居民代表参与制定,并逐已成为居民的共识。

几百米之外,名为“树袋熊的家”的社区儿童活动中心是孩子们的乐园,由印刷厂食堂改造而成。社区党委书记邹敏介绍,新桂东片区有1000多名儿童,过去场地少,儿童活动不方便,社区改造时,社区居民强烈要求打造儿童活动空间,便采取政府、企业、居民共建的办法进行改造。从设计、功能划分到管理维护,新桂东片区居民一路担纲“主角”。

图为新桂东片区民生巷百米文化墙。成都市社治委供图

“推进社区发展治理,改造‘高龄小区’一贯是难点,但如果不改,就一直是大家生活的痛点。因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不仅不是一句空话,更是个精细活。”新都区社治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桂东片区是由几个社区联合而成的独特联合体。社区改造期间,大到建什么、怎么建,小到垃圾桶、宣传栏的设置,街道和社区两级党委都通过居民议事会,引导居民全程参与,自主解决社区公共议题,激发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

留住“烟火气”,改出“新天地”。在新桂东片区有机更新中,街道党工委坚定“留改建”理念,抓好“留拆改增优”重点工作。“留”资产,把长期闲置的厂房、办公楼利用起来,资源变资产;“拆”搭建,探索拆小院并大院,封闭院落变共享社区;“改”形态,实施微更新改造,“脏乱差”变“白净美”;“增”公服,完善公服设施配套,“设施缺失”变“服务优质”;“优”平台,探索区域化共建,搭建商家联盟、成都社区营造创生学社等多元主体参与平台,有力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社区是市民的生活家园,也是城市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城市治理的基石、国家治理的重点。新桂东片区的“蝶变新生”,缘于成都重新定位社区发展价值和治理功能,并行摆位、一体推进、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为社区赋能,这也是成都秉承“城市的核心是人”的理念,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一个缩影。

破与立 体制变革必须以提效为目的

事实上,人口集聚性高、流动性强、结构复杂,社会认知和市民诉求多样,协作意愿和沟通成本各异……新桂东片区曾经的这些问题,也是新时期超大城市的社区发展治理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已不适应域市发展阶段特征和实践需要,“九龙治水”的体制弊端和条块分割的管理惯性,导致了一个部门抓不了、多个部门抓不好的尴尬局面,影响了城市治理的整体效能。

成都旅游地标宽窄巷子背后有一条小街叫“泡桐树街”,为了吸引夜间消费,巷子里来了一群“90后”,搞起了创意集市。对游客而言,这是条古色古香的巷子,顺路打个卡挺好的。不过商家更关心的是,能不能新增客源,有没有影响自家生意?而对居民来说,这里是家园不是游园,声音大了开得晚了,孩子写作业咋办呢?

过去打市长热线,现在大家坐下来交心,把问题摊到桌面上来。宽巷子社区书记告诉记者:这一切都得益于社区党委搭台成立的“街区共管委员会”。这个平台里,有社区干部,有沿街商家,也有居民代表,过去解决不了的矛盾,在这里都得到了化解。每一个利益诉求方都是受益方,大家都是社会治理的共同体。居民参与共同治理、共享治理成果,成就了这条老街的新气象。

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却是一座城市迈向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标志。

从过去的“衙门”到现在的“党群服务中心”,和百姓生活无关的牌子被摘掉,社区职能逐渐向服务百姓的最后一公里聚焦。“过去,我们社区挂的牌牌,有好几十个。现在都摘了,我们也能腾出手干更多为居民服务的事。”武侯区一位居委会副主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给基层减负、让服务和管理下沉,更加注重居民的生活品质,这是一座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的行动自觉。

社区治则民心顺、社会稳、城市安。摘牌的背后,有这样一个中枢大脑在统筹着这一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对记者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城市形态、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超大城市治理的特殊考验,面对社会基层治理的共性难题,面对满足群众需求的民生之问,如何通过加强社区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是一个必须深入思考并加以破解的重大课题。”作为对这个重大课题深入思考的成果之一,成都创新施为、大胆破题,于2017年9月在市县两级党委序列中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明确职能、定编定人、实体运行。

环视全国,这是首次在一个城市党委组织体系中确定一个综合部门承担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政治责任,将分散在20多个部门的“社区发展治理、治安综合治理、矛盾纠纷化解、市民服务供给、共建共治共享”等职责统筹起来,彻底破解“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权责失衡、资源分散”的体制弊端,实现对基层治理体制的“适应性重构”,建立起以党建为引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城市工作领导体系和适应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体系。

成都市的城乡治理,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以领导体制重构破解“九龙治水”困局。“成都市创新党委领导城市工作的体制机制,成立社治委的目的,就是通过党委设置专门部门,由市县两级党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发挥牵头抓总、集成整合作用,把分散在20多个党政部门的职能、资源、政策、项目、服务等统筹起来,推动下沉基层一线,实现体系化、精准化发力。”成都市委组织部长兼社治委主任胡元坤对记者说。他还指出:从城市工作的一般规律看,城市转型的宏观战略最终必定要落实到微观单元。从成立之初,社治委就被赋予了改革创新、先试先行的使命。

以制度体系重构破解政策重复低效困局。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社治委副主任薛敏对记者介绍:城乡社区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得立规矩,为此社治委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规划体系,编制市县两级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规划,明确社区发展目标、分类治理路径和理想社区“七大场景”,探索制定产业社区、国际化社区等8个分项规划;出台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基本标准等实操规范,建立了社区规划师制度、选聘社区规划师325名,确保自上而下规划有引领、操作有遵循、落实不走样。二是构建“1+6+N”制度体系,出台“社区发展治理30条”,明确总体要求、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具体抓手;配套6个支撑文件,系统解决机制架构、职能转变、人员管理等保障问题;形成实施“五大行动”、构建“五大体系”等30多个操作文件,从制度层面提高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三是强化法治保障,起草制定了全国首部《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拟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颁布实施,确保社区发展治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以协同机制重构破解基层权责失衡困局。成都建立市县两级资金、政策、人才向基层倾斜机制,推进基本运行经费、部门惠民政策、公共服务项目、人员编制向街道(乡镇)集成匹配,让基层权责对等;建立一月一现场会、一月一调度、一季一督导、半年一拉练“1136”重点工作推进机制;探索建立“社区发现、街道呼叫、集中派单、协同整治”机制,有效提升基层统筹指挥、资源调度、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图为成都市首届社区运动节。成都市社治委供图

“破”“立”之间,成都把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关键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祝灵君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最终的“落脚点”在社区。在他看来,围绕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成都持续深化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高了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了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完善了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是成都对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全新探索。

(责编:高红霞、罗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