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精雕细刻的木版 拓印下智慧与思想

2018年06月06日09:49  来源:广州日报
 
原标题:用精雕细刻的木版 拓印下智慧与思想

  粤雅堂刻本

  阮元

  张之洞

  海山仙馆丛书 《广名将传》

  广州, 史上的那些个第一

  1053年,也就是北宋仁宗皇祐五年,一部《罗浮山记》在广州开工刊刻。这是江西人郭之美在惠州府任上的作品,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查考的,广州最早的刻本。

  图书制作与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代印刷技术出现之前,最有效的制作手段,是雕版印刷。有了运雕刀入化境的匠人,才有知识和信息的大规模快速传播。所以历朝历代,但凡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都会大规模刻书,这往往被视为一个时期的标志性文化工程。刻书的兴起,也让岭南地区加速与各地文化接轨、共进。广东地区在唐宋以后的快速发展乃至后来居上,和“读书人”的增多,知识的普及,大有关系。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最早的广州刻版书 写的是罗浮山

  郭之美在《罗浮山记》自序中说:“(他)遍走(罗浮)山下,访诸耆旧……又访诸山僧,所集异事二十条,晋梁以来逮于我朝(即宋朝)继有贤者,或赞记篇咏,历历在石。因考诸图牒,博闻集成《山记》一卷。至于方域之本源,历代之崇废,云泉丘壑之异,草木鸟兽之名,皆录其可知者。”可见其应该属于中国传统“笔记”一类。不过到了上世纪初,《罗浮山记》已经散佚,只留下序文。

  今天所知的较《罗浮山记》晚一点的广州刻本,还有1100年谭粹的《罗浮集》10卷。它是由宝积禅寺负责刻印的。这些书,都是先贤们认识、记录岭南的心血之作。

  1211年,任广州知州的廖德明设立师悟堂,刻印朱熹《家礼》和程颐、程颢的著作。有学者认为,师悟堂可称广州早期出版机构的雏形。1225年,广南东路(即约今广东所辖范围)转运判官曾噩认为四川刻印的郭知达《集注杜诗》36卷纸质较差,字句缺误,不能令人满意,遂重新出资刻印。此书校对准确,刻工精良,用纸上乘,被后世称为善本。可见当时广东对自己刻印书籍的水平已经有了相当自信。

  1240年,刘克庄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发起刻印真德秀《文章正宗》,委托官员卢方春等人设局刊印。这是广州出版史上一件大事,说明政府已经设立了独立、专职的刻印机构。对于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自然是大有好处的。

  由于广州是宋代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市场繁荣,财力充裕,刻书之风大兴。官府、书院、寺庙、书坊和私人均刻印书籍,官刻本、社团刻本、坊刻本、家刻本并行不悖,各有自己的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一般来说,官刻本、社团刻本和家刻本质量较优,坊刻本次之。原因很简单,如果书商不计成本地做书,那他就不要想赚钱了。可惜的是,宋代的广州刻本,都已经失传了。

  雄厚的经济实力 推动广州领先全国出版业

  明代是广州刻书的又一个高峰。

  当时,广东布政司刻印《唐诗》《东里文集》(东里即当时名臣杨士性)《白虎通》《周礼句解》《大学衍义》《东坡文集》《公羊传》《二程全书》等17部;广州府刻印《广州府志》《丹崖集》《白沙全集》《泉翁集》等12部。

  这一时期,政府大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如湛若水、霍韬、方献夫、黄佐、薛中离等大力提倡创办书院。崇正、镰溪、泰泉、白沙、粤州、白山、白云、天关、正学、五羊等书院相继兴起,刺激了对书籍的需要。家刻本这一时期也出了很多,“皆写刻不俗”。

  可惜的是,今天其中的许多古书已经找不到了。主要原因是明末清初广州城受到巨大破坏,广府学宫和南海、番禺县学以及各书院都成了马厩,所刻书受到严重毁损。

  好在真正的思想精华,艺苑奇葩总是有人呵护传承。先后担任清朝两广总督的阮元和张之洞两位学养深厚的封疆大吏,就接过了刻印广州版书籍的重任。

  阮元一生礼贤敬士,提倡学术文化。他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力量,编刻书籍,传播学术,影响深广,作用巨大。有人评价,论刻书,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恐怕他可以数第一。他编刻的大型作品,就有1408卷的《皇清经解》,334卷的《广东通志》,“校以众本,审订独精”的《十三经注疏》和“综合诸家校勘,集群儒之大成”的《校勘记》,106卷的《经籍纂诂》,以及规模宏大《金石志》等。其中,广州学海堂时期刻印的《皇清经解》被认为不仅惠及本国士子,而且通过文化交流泽及日、韩等国学人,影响当地学风。《广东通志》也开创广东通志之先河。这位刻书狂人,在广东刻书,在山东、浙江、江苏都刻书,他热心刻印海内学问之士的著作“不下数十家”,包括朱珪、钱大昕、汪中、刘台拱、焦循、孔广森、张惠言、凌廷堪、钱塘、谢墉、李锐等,都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或科学家的代表作,对于弘扬学术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文明门外聚贤坊创办广雅书局(今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南馆),广聘当时精英学者,刻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刻书200多种,9000多卷。多为经史、地理及诗文集。如今,“广雅刻版”的幸存部分作为广东文化的珍贵遗存,得到妥善的保护。

  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

  阮元、张之洞两位德高望重、地位显赫人物的身体力行,进一步带动了广东刻书之风。本地豪商巨富凭借丰厚财力及对乡邦文化的热忱,刻印了大量珍贵的书籍,泽被后世。如潘仕成在海山仙馆中,搜购古今善本、孤本,选优编纂成《海山仙馆丛书》,精工雕版印行,以“公天下而传后世”。他还在《丛书》里收入了许多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代表性著作,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意大利利玛窦的《同文指算》《寰容教义》,英国医生合信所著的《全体新论》,德国汤若望的《火攻挈要》等。500卷《丛书》中,新学书籍占了四分之一,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广州巨富伍秉鉴的儿子伍崇曜在友人谭莹劝说下,雇人广集粤人著述,选择书坊罕见版本编订刊刻。先后刻有:《岭南遗书》,收入岭南先贤著述4集,总59种,348卷;《粤十三家集》182卷;《楚庭耆旧遗诗》74卷;《粤雅堂丛书》180种,千余卷。此外,还翻刻元本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总数共2400余卷。《粤雅堂丛书》尤其在保存广东乡邦文献方面居功至伟。

  梁启超赞颂当时广州的私人刻书“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文艺复兴中的许多代表性艺术家,受到意大利巨富家族如美第奇等的赞助。这是商业财富推动文化发展最鲜明的例子之一。梁启超将之比广东清末行商刻书,可见评价之高。

  这一时期,《碧琳琅馆丛书》《守约丛书》《江阴丛书》《粟香室丛书》等由私人藏家基于自家收藏刊刻的图书也纷纷问世,使不少罕见之作得以传世。

  1872年,广州开始设立机器印刷厂,逐渐取代了木版刻印。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木版刻印书籍对广州的文化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正如张之洞所说:“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一块块雕版,正是广州代代先贤、学人们光照后世的珍传。

(责编:罗娟、罗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