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义务教育”  写进广州“一德路”地名

2017年11月09日09:01  来源:广州日报
 
原标题:明代“义务教育” 写进“一德路”地名

  地名源自明代在此设立的一德社学

  昔日城墙根下书声琅琅数百年

  20世纪20年代,广州官方大举拆城建路,一德路正是在那时修成的。  一个普通的地名,藏着明代启蒙教育的特别记忆。

  采写/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月华 图/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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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说起一德路,人们第一时间想起的,恐怕就是鳞次栉比的海味干货档口。不过,你知道吗?这个地名的来源,可跟海味干货一点关系没有。它源自于明代中期建立的一德社学。社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为何我们说这个地名里悄悄藏着明代“义务教育”的记忆,难道义务教育不是现在才有的事物吗?嘿,你往下看就知道啦。

  地理记忆

  滩涂变身商业区

  城墙根下建社学

  今天去一德路转一转,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是鳞次栉比的海味干货档口。那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味道,能让人隐隐嗅到大海的气息。

  说起来,这种气息还真是延续了一德路的历史传统。我们以前说过,一千年前的珠江江面宽阔,因而被称为“小海”,珠江北岸就在今天的一德路一线。从一德路往北走一点,就是西城的南城墙,墙内有着一个商贾云集的繁华世界。到了元末,随着河沙淤积,江岸逐渐南移,今天的一德路一带成了滩涂。那时的西城,由于商贸繁荣,不说寸土寸金,地租铺租也都不便宜,心眼活泛的生意人自然盯上了这里,荒凉的滩涂就像变戏法一样,渐渐冒出一条条商业街;到了明代,用典籍里的话来说,这一带“东西六七里,人烟辐辏,货贿山积”。

  为此,明代嘉靖年间,地方官特意沿着江岸修筑城墙,把这方圆六七里地都保护了起来,这便是明代的南城,又称新城。其实,你把它理解成明代广州的“开发区”,也不会有太大错误。

  明代的广州“城南开发区”,除了商铺多、富人多,还有“一多”,那就是“编外”庙宇特别多。你没准会困惑,当时的庙宇还需要官方认证吗?当时,朝廷关于祭祀的规定可严格呢,什么庙能建,什么庙不能建,都有讲究。可“开发区”里生意人多啊,生意人看重运气,再加上广州地处岭南,天高皇帝远,祭拜各路神仙的庙宇特别多。俗话说,在当时“城南开发区”的居民眼里,多拜几个神仙,所费不多,安全感呈几何级数增长,是超级划算的事,但在饱读诗书的博学大儒眼里,这就成了迷信的象征。

  1521年,广东来了个新提学使,主管一省的文化教育。此人名叫魏校,学问很大,为人又十分正直,一旦较起真来,皇亲国戚也不怕,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怕他。这位魏校大人是个狠角色,他在广州做官一年多,时间不长,“编外”的庙却拆了不少。不过,魏校深知,只拆不建,肯定要惹祸,于是,他一边拆庙,一边大建学堂,以图教化百姓。魏校在广州建了大大小小十几所社学,其中就包括在今一德路附近所建的一德社学,事实上,一德路的地名,正来源于此,个中原委,我们下文细说。

  推广社学

  孩童逃避上学 官府处罚爹娘

  魏校在广州大建社学,以图教化百姓。那么,社学到底是什么呢?按照史界的说法,社学是古代启蒙教育的一种形式,早在唐朝就有了,不过,直到明代才进入鼎盛时期。

  城里乡下 都要开社学

  说起古代小孩子读书,现代人大概只能脑补私塾先生摇头晃脑的画面,却从没听说过社学。通俗地说,私塾完全是民办的,而社学却是由官方强势推行的。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大举推广社学,要求城里乡下,凡有百姓居住的地方,都要普及基础教育。明代基层管理实行的是“里社”制,以每110户为一“里社”,里社办起来的学堂,自然就称为社学了。

  朱元璋这么干,一方面是为了教化百姓,另一方面也难说一点私心都没有。用一些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可是从一个流浪的小和尚做起,经历千难万险,才当上皇帝的。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完全白手起家的皇帝还真不多,他当然害怕其他人有样学样,故而要大举办学,教化百姓,让大家忠于天子,这样他的子子孙孙才能坐稳皇位。

  教化百姓 从孩童做起

  私塾招生,全凭自愿;社学带着“教化百姓,从娃娃做起”的使命,故而带有强迫性质。按照明代官方的规定,不管城里乡下,凡是适龄儿童,倘若去不了私塾,就一定要进社学读书;否则,一家之主就要受罚。这还带有一点“义务教育”的色彩了。

  不过,办社学的经费,还是要老百姓自己掏的。其实,不只是明朝,整个古代,官方的行政管理一般就到县一级,而且就算在县里,朝廷也只付县太爷和一小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像什么师爷呀、秘书呀之类幕僚的工资,都是要县太爷自己掏腰包付的。这一笔开支,甚至比县太爷的工资还高出不少。心眼灵活的县太爷自然有办法四处腾挪,要不怎么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呢?明代的情况也差不多。不过,一心照着圣贤的教导去做的读书人,当上知县就苦了。明代还真出过一些清廉的知县,去世时,遗产就只是几件旧衣服,还有一个破米缸。

  富商捐资 社学不差钱

  社学的经费要百姓自己掏,百姓有富有穷,不是个个掏得起啊,幸而那时宗族的势力很大,所以,族里有钱的绅商,自然会多出一部分经费,以帮助穷苦子弟入读。在明代的广州“南城开发区”,富有的绅商不在少数,为社学出点钱,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湿湿碎”,而且还可以换来官方的认可与在民间的影响力,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于是,从明代中期创办开始,一直到晚清年间,一德社学存续了几百年,孩子们的琅琅书声也在城墙根下延续了几百年。

  社学传统

  重视礼仪与家务

  不让小娃死读书

  古代广州“南城开发区”的城墙根下,书声琅琅几百年。那一代代的孩子们都在一德社学里学些什么呢?如果你认为他们只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那可就错了。那是最初级的启蒙教材,一德社学也会用来教教娃儿们,但最受推崇的教材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编辑的《小学》。

  歌谣启蒙 朗朗上口

  朱熹是大儒,可也称得上是半个儿童心理学家,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让孩子们一进学校,就读《四书五经》,非把他们吓破胆不可,还是从他们喜爱韵律、喜爱童谣的心理特点出发,因材施教,比较靠谱。于是,他从《四书五经》里摘录一些重要的章句,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或口诀,让孩子们天天吟诵。后来,有很多学者还模仿朱熹,编成了《童蒙须知》《养蒙大训》《幼学实训》等启蒙教材,在社学推广。

  勤于练习 洒扫应对

  除了学习启蒙,社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导孩子们“习礼”。孩子们一进学堂,先要拜先生,拜的时候要恭恭敬敬,仪态优雅,谁若一边嚼着地瓜干一边拜,就要受责罚;读书之余,要学习打扫、整理,以及待人接物的礼仪。虽说社学使用的礼仪教科书——《童子礼》里有“冠礼”“婚礼”“祭礼”等一系列繁杂到让人头晕的礼仪规定,但它对“敬长”“尊师”“爱友”的看重,对“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大声疾呼,对家务塑造儿童性格的强调,对现代的父母与教育者,不还是颇有启迪吗?前一阵,微信朋友圈里还有人发布国外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说一个孩子长大能否有所成就的一大关键因素,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好好做家务。说是“最新研究”,其实我们的先辈早就实践了几百上千年,看一看身边无数在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学而思苦苦煎熬的孩子们,我们真有必要翻开先辈的教训,好好补一补课呢。

  一德社学在古代广州“城南开发区”延续了数百年,到了晚清年间,它才日益式微。20世纪20年代,广州官方大举拆城墙、修马路,南城城墙也被“呼喇喇”推倒,墙基上修起了宽阔的马路,因为一德社学的辉煌历史,这条路就起名为“一德路”,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听了这段古,你再去一德路走走,就不仅能闻到海味干货的味道,还能隐隐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呢。(注:本文参考了《越秀史稿》《广州越秀古街巷》《童子习礼》等资料。)

(责编:罗娟、高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