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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林彪坠机谜团:飞机上发生了枪战或搏斗吗?

2015年04月24日09: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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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坠机现场又发现了7支手枪,2支微型冲锋枪,43发子弹,这就更给机上枪战搏斗说提供了佐证。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这家报纸的意思是,飞机上发生了激烈枪战,导致飞机无法操纵而坠毁。

  5.潘景寅有可能发难吗

  尽管飞机上只有潘景寅一名驾驶员,给他的夜间驾驶带来极大的困难,但从另一方面讲,又给潘景寅本人创造了极大的机遇。他起飞后改变航向,很可能是在叶群、林立果的威逼利诱下进行的,并非出于本愿,事先也缺乏思想准备。如果他坚决反对林彪出逃,再如果他深知林彪叛逃成功后的严重后果,他很可能拼死斗争,不惜机毁人亡来粉碎林彪的企图。但是,潘景寅有人为破坏的可能吗?

  王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了空军专家组的意见:“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9月12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机先滑入草地,以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页)

  潘景寅起飞前接到过截然不同的两种命令,他最终还是起飞了,仅此一点,就可以判断他不会搏斗。他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其天职。给他下命令的,有林彪、叶群,有吴法宪,他当然听林彪、叶群的。

  此外,从飞机有操纵、有准备的迫降的情况看,潘景寅也没有发难的可能。

  倒是飞机出境前在内蒙古的贝尔庙上空莫名其妙地原地盘旋了一圈,给人们对潘景寅,对机上情况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提供了无限思索的空间。

  但是,潘景寅的死却是个难以下结论的问题。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谈到了“九一三”事件,他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邓小平的话,只能说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话,198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民政部门发给了潘景寅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3页)

  6.可靠的结论是什么

  林彪座机究竟是如何坠毁的,这曾引起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当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专程回国向他报告坠机现场情况时,他就指示要切实弄清坠机原因。此后,他亲自到西郊机场,察看另外的三叉戟飞机。他还指示空军司令部组织专家组,给中央写出专题报告。空军专家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搞清了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1972年5月 19日,专家组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报告中专家组的结论是:

  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2500-6500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300页)

  到坠机现场视察过,并回国当面向周恩来汇报过的驻蒙古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对专家组的报告评价甚高。他说:“这个研究报告作出的结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许大使和我们视察现场后,向国内报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国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中的分析,虽然是比较肤浅的,但并没有搞错。”(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

  (本文摘自《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张聿温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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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袁菡苓、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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