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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邓小平嘱咐:“有些人不能重用”

2015年04月03日07:2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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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1978年邓小平嘱咐:“有些人不能重用”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我手边还有两份邓小平谈修改问题的记录稿。其中一份记录不完全,前面部分的记录稿没有找到。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他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好,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认真执行党章,权力义务都讲了。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现在没有各种法,要逐步地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树造林没有专门法令,经济法规没有,普通法规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各个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间房子70平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l/3。他还说,小生产众多的国家有问题,小生产习惯势力(稿子里)可以讲。

最后,邓小平讲到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他还希望修改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八个问题改为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同时要求开头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移问题,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要不了多少语言,但这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我的记录稿上还记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所谓追查谣言的问题。他说,这实际上是软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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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永斌、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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