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一块汉代金饼 一个黄金时代

广州文博解码

授课老师 易西兵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文物档案

文物：广东出土唯一汉代金饼

馆藏：收藏于南汉二陵博物馆

年代：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或东汉早期

发现意义：汉代墓葬中屡屡发现金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黄金时代”的兴衰变迁。

2011年6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在西湾路154号（即旧广州铸管厂所在地）发掘一座编号为M151的汉墓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M151号墓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出土随葬器物100余件套，当中，有一块金灿灿、明晃晃的金饼。

这是目前广东地区唯一考古发现的汉代金饼。它的出现，背后有怎样的隐秘故事？它与轰动世人的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巨量黄金可能会有关系吗？

发现

水泥路下浅藏汉代古墓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易西兵介绍，西湾路154号（旧广州铸管厂地块）位于广州古城区西北郊，东南距广州古城中心（今北京路、中山四路一带）直线距离约4.5公里。地块南与旧广州水泥厂相邻，东邻京广铁路，西北距新市涌约400米，西邻西湾路，再往西为增埗河。工地范围原有大园岗、红岗咀两座并列小山岗，海拔高度15～19.6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该处及其周边附近发掘各时期的古墓葬近百座，是广州市西北部古墓葬重点埋藏地带。

2010-2011年，配合该地块内的建设工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工地范围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和勘探，共发掘西汉南越国至明代墓葬234座，出土了陶、瓷、铜、铁、金、玻璃、玛瑙等各类质地的文物2200余件套。这是近年广州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

易西兵告诉记者，发现时，M151号墓被晚期人类活动严重扰动，“墓葬上部原为一条水泥路面，墓口距路面不到半米，而金饼离墓口只有不到30厘米深度。如果当年修路时稍往深处挖一点，墓葬就很难保存，金饼也就没机会被考古发现了。墓葬为长方形分室竖穴木椁墓。墓室分横前堂和主室。主室后部有并列双棺痕迹。墓坑底部没见枕沟。墓内棺椁和人骨均朽烂不存。”

墓中的随葬器物分布在横前堂和主室，包括陶、铜、铁、石、玉、金、玛瑙、水晶等不同质量的器物。陶器以硬陶器为主，器型有瓮、四耳罐、囷、屋、井、灶、仓、壶、鼎、碗、盂、俑灯、魁、匏壶、盒等。铜器有矛、提梁壶、温酒尊、戟、碗、洗、鸠杖首、镜、熏炉、剑等，另有约三千枚“大泉五十”铜钱。铁器数量不多，锈蚀严重，器型不明。珠饰有绿色料珠、玛瑙珠、水晶珠等。

“大泉五十”铸行时间仅有13年，是王莽新朝通行的货币，但为广州考古所罕见。它们的发现，印证了墓主生活的年代，应在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或东汉早期。至于铜鸠杖首，西汉中期以后规定，70岁以上老人才会授杖，据此推测此墓男主人属高寿老人。随葬的刀剑等兵器，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显赫，有可能是一位戎马一生的武官。

墓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这块金饼。它出土于女墓主人的头部位置，直径6厘米，重250克。1999年发现的西安北郊谭家山汉代金饼窖藏，平均重量约为247.11克，与西汉前期（文帝至武帝时期）的一斤重量相当。《史记》曰: “一黄金一斤” 。《汉书·食货志》云: “黄金方寸，而重一斤”，说的其实就是黄金货币的标准规格。应该说，这些金饼是符合相关的铸币标准的。

这块金饼刻有“朱”“山”等字样。这些字，究竟是与墓主人的名姓有关，还是与铸造者的情况有关？实际上，在谭家山金饼表面，也发现有“黄、张、马、吉、贝”等戳记以及“V”字符号。字体为小篆，个别留有隶书的特点。据推测，金饼上的文字应该就是和铸造金饼有关的人员，也即“物勒工名”的制度体现。而“V”字符号，应该是检验物品是否合格的戳记。此外，其中一部分字也许和黄金的具体用途有关，如租税、祭祀等。但具体到广州发现的这块金饼，易西兵说，缺少可以对比的材料，“不好说”。

溯源

两广地区只发现四块金饼

M151号墓出土金饼是迄今为止广东地区的“唯一发现”，那么，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到“岭南”地区，会否有更多的发现呢？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专家樊博琛在《浅析汉代两广地区货币的流通》一文中统计，“据考古发掘报告，两广地区共发现有四块金饼和两块鎏金金饼，数量较少，且时代性也较为特殊。”四块金饼一块出土于贵县（今广西贵港市）罗泊湾二号西汉早期墓葬。第二、三块出土于广西北海合浦县望牛岭一号西汉墓。第四块出土于广州铸管厂151号东汉早期墓葬。重要的是，“这四块金饼都出土于大型汉代木椁墓，随葬品皆十分丰富，显示出墓主人生前要么是位高权重，要么是商贾大亨。”具体来说，他推测“第一块金饼的主人可能是南越国派驻到广西地区的王侯一级官吏的配偶。第二、三块金饼的主人，可能是合浦地区的郡县官吏或者合浦地方豪强。第四块金饼的主人也应是当时广州地区达官显贵。”

两块鎏金金饼，一块出土于贵港市东汉墓，另一块出土于广东德庆大辽山二号东汉墓。两块鎏金金饼皆为铜质，通体鎏金，形状为圆饼形。

1954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南石头纸厂工地的一座西汉晚期竖穴木椁墓（M3030）也出土了一块鎏金铜饼，直径6.9厘米，应当是仿金饼的明器。

作为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大发现之一的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金器，包括金饼2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板20块。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相关展览每到一地，总是人流涌动。从地理距离上来说，虽隔南岭，南昌与岭南地区并非遥不可及，为什么在相近时期内，两广地区发现的金饼这么少呢？樊博琛推测，它们应当不是通过南越国政权赏赐的方式获得，而是通过贸易而来，因为在等级更高的南越王墓中并没有发现金饼。同时，几块金饼的发现地都是历史上重要的商贸地点或航运码头。

樊博琛指出，在海昏侯墓大量金饼发现之前，出土的汉代黄金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西安谭家乡出土219枚金饼为代表的窖藏黄金，一类是以满城中山靖王陵等为代表的随葬黄金。除海昏侯墓发现的金饼外，随葬黄金集中发现于未经盗掘保存完好的三座西汉诸侯王墓中：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妻墓出土69枚；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47枚；山东长清县济北王刘胡墓出土20枚。以上金饼的年代皆为西汉时期，东汉时期的金饼则很少发现。”

两广地区的六块金饼和鎏金金饼，属于西汉时期的有三块金饼，属于东汉时期的有一块金饼和两块鎏金金饼。这是不是说明西汉时期还能使用足量的黄金来制作金饼，但是到了东汉时期基本上只能制造铜质鎏金的伪“金饼”呢？除了社会黄金数量的不足之外，是不是也与铜钱在贸易和流通中的便利性有关？

黄金盛世动辄赏赐万斤

汉代是一个“多金”的朝代，尤以西汉为甚。在《史记》、《汉书》中帝王赏赐动辄万斤，少的也有数百、数十斤，赏赐次数之多难以准确统计。如汉武帝就曾赏赐卫青、霍去病黄金数万斤，可见当时的赏金之风。中国的黄金铸币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到西汉时其名谓除“黄金”外，还有“金版”“饼金”“金饼”，及汉武帝易名的“麟趾”“马蹄”等。王莽继承了汉武帝以后昭、宣、元、成、哀、平帝六代西汉帝国的积蓄，曾下令禁止“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实行黄金国有政策。王莽被杀时，国库中库存的黄金高达70万斤，这是我国古代黄金积蓄的最高峰，这个数字相当于罗马全国黄金的总数。西汉末年王莽被杀，国库中的黄金大量散失民间，长安及三辅地区曾出现“黄金一斤，易豆五升”的行情，黄金超级贬值现象说明民间的黄金货币存量骤然增多。

但之后黄金数量就迅速下降。据学者彭信威统计，西汉赏赐黄金为899530斤，东汉赏赐黄金则仅21740斤，是西汉的2%左右。这种文献记载的情况在考古发掘中的反映就是金质货币的数量和质量，如纯金金饼和鎏金金饼的区别。魏晋以降, 黄金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西汉至东汉黄金货币大量“消失”的情况是一些历史学者关注与争论的难解谜题。比较常见的说法包括佛寺消耗说、外贸流失说、汉代黄金实为黄铜说，等等。但也有学者指出，从生产、消费、交换等环节来看，都不足以导致西汉的巨量黄金消失。比较可能的原因，是这批黄金充分发挥了储藏职能，以金币和金器等财富形态随葬或窖藏于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的故地。从目前情况来看，海昏侯墓和谭家乡窖藏黄金的发现，或许能部分说明此种情况的存在，但数量毕竟有限，与史籍中所载的汉代黄金存量相去甚远。要证明此说，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明。

陕西文物局文物鉴定组在《记西安北郊谭家乡出土的汉代金饼》中指出，黄金的货币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国家经济制度的变迁。随着西汉王朝的强大和鼎盛, 黄金的货币地位也攀上巅峰，“可以说，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开辟丝绸之路,拓展帝国疆域, 都是以黄金为铺垫的。”《史记》《汉书》中记载的卫青“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霍去病被“赏赐五十万金”，均属于中央政府支付的战争费用(不排除部分钱物与黄金的比价折算, 如“万钱值一金”)。西汉后期相当一段时期内, 国家再无力气打一场大的战争, 这可能与中央政府黄金储量巨幅下降有关。

当然，仅凭一块金饼，我们不能随意揣测墓主人时代黄金在广州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情况。但它的随葬反映的是当时社会上对黄金的崇慕之风。

易西兵表示，有关该墓的更多信息还有待于对考古资料的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目前对包括金饼在内的许多文物的深刻内涵，尚不能给出精确答案。但金饼的发现，还是让我们遐想，历史上那曾经存在过的张扬、华丽、富足的“黄金时代”。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