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節當天，我們從成都出發，去安順場。

孩子出生還不到半歲，這是他人生第一次出遠門。后備箱裡塞著嬰兒車、奶粉、保溫壺和一整包尿不濕，妻子坐在后排看著他，一路念叨，這麼小的孩子，跑那麼遠干什麼。我說，就這一次。

安順場在石棉縣，大渡河中游南岸，離縣城還有十一公裡，是安順彝族鄉。車過了縣城貼著河往西北走，山越收越緊，水聲越來越清楚。

到渡口是上午。十月的大渡河比我想的寬，當年河面寬約三百米，站到岸邊看，確實望得人心緊。水深流急，水面上一個漩渦接一個漩渦。九十一年前，中央紅軍就是在這裡強渡過去的。再往前數，1863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也是在這裡兵敗覆滅。七十二年后，紅軍到了同一條河邊。蔣介石放話，要讓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結果安順場留下了“翼王悲劇地，紅軍勝利場”這句話。

我把嬰兒車裝好，把孩子放進去。他躺著，睜眼看天。渡口風大，江風一陣一陣，他先是愣住，然后哭。妻子抱出來哄，哄了半天才好。我就在這陣哭聲裡看河。1935年5月24日，中央紅軍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率領紅一師急行八十多公裡，率部隊擊潰川軍2個連，佔領了安順場。5月25日清晨，劉伯承、聶榮臻在前沿陣地親自指揮渡江戰役。十七名勇士每人攜帶一把大刀、一支沖鋒槍、一支短槍、五六顆手榴彈，由四名當地船工擺渡，開始強渡大渡河。突擊隊在后方部隊的掩護下，頂著密集槍彈和炮火的壓制，在驚濤駭浪中前進，沖過了敵人的重重火網，終於登上了對岸。敵人見紅軍沖上岸灘，便往下甩手榴彈，十七名勇士利用高陡的台階死角作掩護，沿台階向上勇猛沖殺。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勇士們擊退了川軍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續部隊及時渡河增援，鞏固了渡河點。隨后，紅一軍團第一師和干部團由此渡過了被視為無法逾越的天險大渡河。

十七名勇士名單上排最后的叫陳萬清，遵義"擴紅"時入伍的，那年16歲。他原本不在突擊隊裡，是他自己堅決要求第一批渡河。

16歲，我低頭看嬰兒車裡的孩子，五個多月，剛哄好，又睡著了。他長大以后，會不會也有一個非上不可的時刻。這念頭冒出來，被我摁下去了。先把眼下的奶喂好再說。

渡口旁邊是紅軍指揮樓，一座晚清碉樓。再往裡走是中國工農紅軍強渡大渡河紀念館，館后立著紀念碑，這裡是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今年國慶假期接待游客超過三萬人次。館內有一艘按1:1復原的翹首木船，長十米五，寬兩米二。我把嬰兒車推到船旁邊，車與船幾乎一樣高。一條載過十七勇士的船，一輛裝著幾個月孩子的車，並排停著。妻子給孩子拍了兩張照片，一張在館裡那挺機關槍前，一張在紀念館大門外。她說，等他長大了給他看。我自己記住的，倒是船和嬰兒車並排的樣子。

孩子就在紀念館裡睡著了。燈光暗，他睡得很沉。我們放輕腳步，慢慢看展櫃。船工的名字我看到一個記一個。強渡成功后，安順場七十七名船工，人歇船不歇，七天七夜擺渡，把七千多名紅軍送過大渡河，為中央紅軍北上打開了通道。其中一位叫帥仕高，當時二十出頭。如今他的孫子帥飛還在這邊講祖輩的故事。

出了紀念館，在場鎮上轉了轉。安順村靠紅色旅游做民宿和餐飲，船工的后代把大渡河邊的石頭做成文創賣給游客。路過安順場八一希望小學，聽當地人講，這裡的孩子上微黨課要點名。"熊尚林！""到！""羅會明！""到！"九十一年前十七勇士的名字，被孩子們一聲一聲喊響。紀念館每兩年還從附近學校選十一歲的孩子當"小小講解員"。

我在紀念碑前站了一會兒。

今年我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是民盟四川省委會直屬工委新聯總支的一名新盟員。說實話，入盟的念頭起初並不宏大。我在成都做能源數字化開發，天天跟電廠、數據、政策條文打交道，常碰到一線實際和文件對不上的時候，免不了發幾句牢騷。有前輩聽完了說，你這些牢騷，可以寫成建議遞上去。我這才知道，民盟有社情民意信息這條路。入盟這大半年，我一共整理報送了上百篇社情民意信息，被盟省委採用的有十二篇，其中五篇還被省政協採用。

可站在碑前，想起盟史裡寫過的那些事，又覺得這點成績算不上什麼。民盟的前輩們當年做了自己的選擇，從此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

黃昏時，孩子被江風吹醒過一回，又哭了一陣，妻子在車裡抱著喂奶，喂完才睡踏實。我開車沿大渡河往回走，后視鏡裡的山一層一層暗下去。

妻子忽然說，下次來，等他會走路了，讓他自己到碑前站一站。

我說，好。

車裡靜下來，隻剩發動機聲和孩子的呼吸聲。這一條河，九十一年前渡過去的是一支軍隊﹔今天，我們不過推著嬰兒車來了一趟。可那十七條命換來的，不就是能讓一個不到半歲的孩子安安穩穩在河邊睡一覺嗎？

這樣想著，車開進了夜色裡。（姜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