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衣食無憂，卻難解內心孤獨。

　　做了10多年社工，閆芳見過太多這樣的場景：有的老人整日守在窗邊發呆，心裡惦記在外打拼的子女，嘴上卻從不抱怨半句。

　　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3.23億，空巢獨居老人規模突破1.3億。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發布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狀況藍皮書顯示，近四分之一的老年人正被不同程度的孤獨感困擾。

　　物質得到保障之后，情感慰藉、精神陪伴、人格尊嚴已成為當前老年群體更為迫切的現實期盼。在這樣的現實缺口下，以“共享兒女”為代表的各種社會化養老陪伴服務悄然興起。

　　上門探望、陪診看病、聊天遛彎……以年輕人為主的“臨時子女”，把陪伴送到獨居、空巢老人身邊，成為互助養老、居家養老模式下的一種全新探索。

　　這種跳出血緣關系的“代際互助”，承載著老年人對親情陪伴的渴望，也寄托著社會破解養老難題的期待。但兩道現實考題始終擺在眼前：來自非血緣的溫情陪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血脈親情？當家庭贍養有心無力，社會該如何安放老年人的精神孤獨？

　　帶著這些疑問，記者走訪杭州、寧波、麗水等地，探訪社會化養老陪伴服務在浙江各地的實踐，試圖厘清這一新模式的現實難題，尋找持續發展的可行路徑。

　　三種陪伴模式，各有各的難處

　　余姚三七市鎮幸福村，傍晚的煙火氣漫過村居小院。

　　26歲的董曉曉拎著一袋蔬菜，輕輕推開一扇虛掩的門。77歲的徐麗芬拄著拐杖，慢慢地從裡屋迎出來，臉上漾開笑意。

　　老人的兒子幾年前因病離世，孫子在外創業，平時難得回家。董曉曉家離得不遠，下班后常來看看老人，陪著說說話。

　　老人總放心不下自己的孫子。這天，她又開始為孫子的工作不穩定而憂心。一如往常，董曉曉耐心地寬慰開導，告訴老人把身體照顧好，就是對孫子最大的支持。

　　說著說著，老人心情明顯舒朗了許多。臨走前，董曉曉又反復叮囑老人，有事隨時打電話。

　　一有空就上門坐坐，幾句家常、半晌陪伴，這是董曉曉與徐麗芬的日常，也是該村50多名“共享孫女”與150多位高齡、獨居、殘障老人的日常。

　　如今在余姚，這一暖心的志願陪伴模式已在21個鎮街推開，越來越多的青年志願者參與進來，用細碎日常的陪伴，續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溫暖故事。

　　在浙江，類似的社會化養老陪伴公益探索還有不少。

　　杭州市蕭山區河上鎮，租住在此的年輕人當起戶主老人的“鄰裡兒女”，一聲問候、一次重物搬運、一回應急搭手，讓一紙租賃契約生出濃濃的鄰裡溫情。

　　在寧波市海曙區，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組成“暖夕”志願服務隊，每周三下午准時走進新典社區，陪高齡獨居老人讀報、聊天、散步。

　　記者調研發現，社會化養老陪伴服務中，公益模式的項目數量最多、覆蓋面最廣，大多依托社會工作委員會、民政、婦聯等部門和社區，由志願者、社工等提供陪伴服務。

　　但這種模式十分依賴組織持續投入和志願者一腔熱忱，並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條件照搬復制。由此，不少地方開始探索半公益性模式作為補充。

　　寧波奉化迎恩社區，居民陸亞娣每天做飯時，總會順手給鄰居宋奶奶捎上一份飯菜，平常還每隔兩小時上門看一看，洗衣打掃、散步陪護隨叫隨到，每天收取80元服務費用。

　　迎恩社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一開始是社區發起的鄰裡互助，大家自願無償幫忙。時間久了，很多老人心裡過意不去，主動提出付一點酬勞。現在社區已結成34對幫扶對子，每日服務費80至100元。

　　麗水縉雲在當地養老院推出的“跨代共居”模式，是另一種有意思的創新嘗試：鼓勵年輕人入住養老公寓，每月基准房租1000元，完成10小時陪伴任務減免租金200元，20小時減免500元，30小時房租全免。兩年多來，已有實習護士、考研學生、法官助理等83名年輕人入住，累計減免租金約24.6萬元。

　　多位受訪者表示，這種半公益模式兼顧善意與適度經濟激勵，弱化純市場的交易感，但落地條件要求相對較高。迎恩社區能做成，是因為其是回遷社區，居民原來就是一個村的，左鄰右舍都是熟人。縉雲能鋪開，則是因為當地提前摸透年輕人租房需求，供需兩端剛好對上。

　　再看純市場化這條路，卻面臨“有需求、難成交”的尷尬處境。

　　打開一些社交平台，“共享兒女”“代看望老人”等服務帖並不鮮見，日常探望、陪診看病、日用品代購等服務一應俱全，甚至還有“假扮女兒出面協調糾紛”這類特殊服務。但記者接觸了近20位平台服務提供者，大部分人反饋“幾乎沒有訂單”。

　　記者還走訪10余家養老、家政企業，發現都沒有推出專門的養老陪伴服務產品。

　　看著很美好，現實坎兒卻不少

　　36歲的建德人橙橙，是平台上為數不多接到過訂單的養老陪伴服務提供者。

　　她在小紅書、閑魚等平台承接杭州全域上門陪護服務，150元兩小時，服務對象大多是子女遠在海外或異地的七旬以上老人，服務內容包括上門量血壓、核對服藥情況、陪伴散步聊天等。

　　她的客戶基本來自老客戶介紹。上門時，她大多時候不能直接說自己是付費服務人員，要冒充老人子女的朋友，看望的禮品也全部由家屬提前備好。

　　這兩個細節，恰恰說明了市場化陪伴最大的堵點——信任。

　　公益項目有政府、社會組織背書，半公益有熟人關系、機構場景緩沖，而純市場化服務，老人不知道眼前這個陌生人可不可信，子女不知道這個人會不會讓父母受委屈，服務人員自己也擔心萬一遇上意外情況說不清責任。

　　信任建立不起來，市場自然無從談起。

　　“單獨把‘陪伴’拎出來做產品，市場空間其實並不大。”天鵝到家杭州分公司負責人李東陽說，情感類陪伴服務完全可以附在現有的家政服務上。老人需要陪聊，鐘點工上門做飯、打掃的時候順帶就聊了﹔需要人陪著散步，鐘點工干完活多留一會兒也就陪了。

　　浙江大學老齡和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劉曉婷也持類似看法。她認為，陪伴服務帶有明顯的情感性和公共性，更多依靠的是熟人信任、組織動員和公益善意，而不是市場交易。

　　在她看來，適合市場化的服務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標准化，但陪伴服務很難標准化。陪伴的內容、時間和質量都很難衡量，計價本身就有困難，且很多陪伴依附護理、助餐等實體服務存在，單純花錢買聊天的需求並沒有想象中大。

　　採訪中記者也發現，很多老人不願意花錢買陪伴。這背后不只是節儉，更是一種心理上的坎——

　　就算內心孤獨，老人也總愛說“我挺好的”“不用麻煩”，不願把“孤獨”二字宣之於口。在他們看來，花錢找人陪自己，仿佛等於承認兒女不在身邊、自己無人照料。一旦帶上金錢交易的印記，那份“有人惦記”的暖意，就打了折扣。

　　除了信任這一心結，還有一道實實在在的溝通關卡——方言。

　　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暖夕”志願服務隊招新，專門設置方言測試。“飯吃過了嗎”“今天身體怎麼樣”“天氣冷了，多穿點”……師生之間用寧波話聊家常，再按聽懂、會說的程度，匹配幫扶不同情況的老人。

　　“不少鄉村老人隻會方言，聽不懂普通話。”寧波市委社會工作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處副處長翟景偉認為，方言不只是說話工具，還承載了老人的表述習慣與情感記憶。同樣一句寬慰，用方言說出來，傳遞的情緒價值是普通話替代不了的。

　　更深層的難題，來自倫理層面。

　　多位受訪專家都表達了同一個觀點：不宜簡單用“共享兒女”來概括這類社會化養老陪伴服務。

　　他們認為，借用“兒女”這個家庭倫理稱謂，很容易混淆親情關系和服務關系，權責邊界隨之變得模糊。“兒女”，承載的是一整套家庭倫理——無條件的、不計成本的、終身的責任，而“共享”，指向的是有邊界的、可計價的、可終止的服務。兩者放到一起，本身就存在矛盾。一旦服務結束，已經產生情感依賴的老人很可能承受二次傷害。

　　倫理邊界模糊，還會進一步放大法律風險。浙正律師事務所主任胡美玉認為，對比純公益、純市場，半公益模式的法律風險反而更為突出：公益有“善意免責”的社會共識兜底，純市場有契約合同厘清權責﹔半公益介於二者之間，酬勞不多，卻裹挾厚重人情，又沒有完整契約約束，一旦發生意外糾紛，雙方責任很難掰扯清楚。

　　善意要有規矩托底，方能走得長遠

　　一時的暖心善舉，如何發展為穩定靠譜的養老服務？

　　受訪者普遍認為，溫情歸溫情，責任歸責任，不能混為一談，應當在規范化、制度化、互惠化上持續破題，推動政府、社會組織、個人、市場等協同發力，讓社會化養老陪伴服務在有邊界、有規則、有支撐的環境裡走得更穩、更遠。

　　隨著半公益模式陸續鋪開，寧波奉化區委社會工作部梳理各鎮街實踐，並於近日推出了一份有參考性的鄰裡互助免責協議書。

　　協議核心就是劃清“鄰裡互助”和“勞務雇佣”的界限：甲方提供幫助並收取小額報酬，不構成勞務、雇佣或專業服務關系。互助范圍包括但不限於日常照料照看生活基本自理的老人、代收快遞、代買物品、突發情況下協助撥打急救電話、非專業的簡易協助等。

　　協議還明確：甲方僅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不承擔專業護理、醫療等法定責任﹔緊急救助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84條：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參與起草的一位社區干部直言，一開始，大家覺得鄰裡之間簽協議，顯得生分。但后來發現，有了這一紙文書，反而卸下雙方心理包袱：幫忙的人知道自己什麼能做、什麼不能碰﹔接受幫助的老人，也清楚什麼訴求可提、什麼訴求不可提。

　　善意不能隻靠一腔熱情，還要有制度鎧甲做保護，這也是眾多受訪者的共識。浙江多地已經開始實踐探索。

　　杭州市蕭山區家政行業協會會長張靈娣介紹，為了讓陪診師清楚“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也讓老百姓看得見保障、放得下心，他們牽頭起草了《陪診師培育機構管理規范》團體標准，從師資、課程、考核等源頭環節統一了准入門檻，還推出了“三表簽約制度”：調研評估表摸清老人健康底數、服務需求﹔申請表明確服務主體、厘清權責邊界﹔簽約確認書劃定服務紅線、規范服務行為。

　　縉雲的跨代共居協議，也在實踐中迭代更新。如增加不得留宿他人、不在宿舍內抽煙、22時前需回到宿舍等細則。同時，指派專人跟進了解結對情況，及時疏導化解矛盾。

　　制度之外，也要分清熱心與專業的區別。

　　“陪伴這件事，做得到和做得好，完全是兩碼事。”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社會工作專業講師閆芳認為，社工和普通志願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專業方法：后者看到老人情緒不好，可能會安慰幾句﹔前者則會先評估，情緒問題背后是身體不適、經濟壓力，還是家庭關系的困擾，然后制定介入方案，再跟蹤效果。

　　但這不等於每一位參與陪伴的人，都要持証上崗。“不能把熱心和專業簡單地混在一起。不然的話，熱心的人壓力太大，專業的人也發揮不出優勢。”閆芳認為，關鍵在於分清輕重：陪聊天、讀報紙、散步這類輕量陪伴，可以依靠鄰裡之間、熟人之間的熱心﹔陪診、應急代辦這類風險更高的事項，則要交給專業人員，建立轉介通道。

　　說到底，社會化養老陪伴服務可以補位，但絕不能越位。

　　它是現代社會家庭養老功能的一種補充，但再好的非血緣陪伴，也替代不了血脈親情。服務人員可以陪老人看病買菜、閑話家常，卻始終比不上子女的一通電話、一個擁抱、一句“媽，我回來了”。

　　讓每一位老人都能活得體面、有尊嚴，不再被孤獨裹挾——這不是某一群人的任務，而是整個社會必須答好的時代命題。

　　善待今日的暮年，便是守護明日的自己。（記者 萬笑影 陳醉 通訊員 高嘉鳴 汪峰立 李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