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在雲岡石窟參觀。 　　新華社記者 楊晨光攝

龍門石窟研究院石窟保護研究與遺產監測團隊成員使用跟蹤式掃描儀採集文物數據。（資料圖片） 　　新華社記者 李嘉南攝

　　武州山南麓，雲岡石窟第20窟的大佛已佇立1500多年。這尊石像歷經歲月風霜，如今又要面對一個越來越捉摸不定的對手——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給石窟寺帶來哪些威脅？如何應對新挑戰、更好保護石窟寺——日前，在山西大同舉辦的2026石窟寺保護國際論壇上，30余位中外專家圍繞“氣候變化下石窟寺保護與技術創新”“石窟寺考古研究與價值闡釋”“石窟寺保護與國際交流”等主題分享了前沿實踐與理論成果。

　　氣候之變：極端天氣頻發，石窟寺“遇險”

　　“2024年，全球表面平均溫度較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49攝氏度。”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李黎在論壇上援引數據說，1961年至2025年，中國平均年降水量每10年增加6.3毫米，且更趨集中。

　　雨水多了，威脅石窟寺的水害也多了。“水害是我國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存在最為普遍、危害最為嚴重的病害類型之一。”李黎說，“基本上石窟寺及摩崖石刻所有的病害都與水直接或間接相關。”大氣降水、毛細水、凝結水、裂隙滲水四類水害，對石窟寺帶來鹽害、生物病害、表層溶蝕、剝落、開裂及關鍵塊體失穩等一系列影響。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世界遺產顧問、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館員鄭軍表示，極端天氣氣候事件使遺產地原有防災設計面臨挑戰，遺址周邊干旱引發的野火、溫差加劇出現的結構分化、強降雨造成的洪水等情況不斷出現。增強遺產自身“抵抗力”，制定風險管理規劃，確保災害來臨時有應對方案顯得尤為緊迫。

　　極端氣候對石窟寺帶來的隱蔽性長期影響同樣不容忽視。論壇現場，南京理工大學教授劉小波展示了顯微鏡下的世界：原本干燥的石窟表面有了水，微生物在岩體表面繁殖形成生物結皮，其中的產酸微生物加速岩石內部礦物質溶出。“萬物生長都需要水，沒水很難暴發微生物病害。”他說。劉小波在龍門石窟的研究發現，一平方厘米的生物結皮，一次干濕交替可造成文物本體3.7毫克的鈣流失﹔氣候越暖、雨水越多，這樣的“生長—剝落”循環就越頻繁。

　　技術之變：由“治已病”到“防未病”

　　面對氣候環境變化下日益加劇的水害，中國石窟寺保護不斷發展——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調查搶險，到八九十年代工程體系初步形成，再到精細化治理直至今天的系統化防治。在龍門石窟、雲岡石窟、大足石刻、敦煌莫高窟等的保護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水害治理經驗。

　　如今，保護理念正從“治已病”轉向“防未病”。

　　“要讓凝結水能夠看得清、測得出、治理好。”上海大學文化遺產保護基礎科學研究院院長黃繼忠說。他與團隊通過實驗研究証明，在一定條件下，凝結水首先在岩石內部形成，與一般印象中凝結水出現在岩石表面有所不同。團隊在雲岡石窟第9、10窟構建從窟檐外至岩體內部的多層次監測網絡，形成了物理機制與數據驅動相結合的凝結水預測方法，實現對凝結水發生時間與位置的提前預測。在此基礎上，採用多級自適應控制系統開展治理，使典型洞窟凝結水治理有效率達97%以上。

　　中國石窟寺多建在砂岩上，砂岩具有獨特的紋層結構，其形成的多尺度界面既是水汽、熱量和微生物運移的通道，也是控制劣化進程的關鍵。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李麗慧由此入手，遵循文物保護“最小干預”原則，在細觀頁岩試樣上連續觀測裂紋萌生、擴展及貫通過程。李麗慧團隊建立的“礦物—紋層—層狀岩體”跨尺度力學關聯模型，進一步說清砂岩劣化機理，為預防性保護提供依據。

　　意大利羅馬第一大學博士研究生娜塔莉·亞科皮諾長期在中國參與文物保護修復。她與中意聯合團隊從四川樂山市、安岳縣、廣元市三地採樣制作試樣，測試納米氫氧化鈣、納米二氧化硅及復配材料三種加固劑。“復配材料適用於潮濕表面，適配四川亞熱帶氣候且不改變表面顏色，但施工工藝和長期效果仍需研究。”娜塔莉說，這項“預標准化方案”研究意在為行業提供方法框架。

　　理念之變：把石刻文物“搬”出來

　　“文物不可再生，文物數據卻可以復制、流轉、使用。”雲岡研究院副院長、數字化保護中心主任寧波說，“數據保存的文物價值會越來越重要，成為文物的重要組成部分。”

　　雲岡石窟的數字化工作2003年起步，已完成80%主要洞窟全維度數字化信息採集，研究院還建起先進計算中心和5G雙域專網，保障數據安全流轉。數據太大不好用怎麼辦？寧波分享了兩項“內功”：一是輕量化，三維數據輕量化率達98.2%，石窟數據得以在各類場景中使用﹔二是語義化，“提取石窟特點，要讓計算機也能看懂文物，而不只是人能看懂”。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俞天秀也展示了人工智能如何賦能莫高窟保護：莫高窟已完成323個洞窟的數字化攝影採集、210個洞窟圖像拼接等工作。研究者想獲取資料，可在“數字敦煌”平台快速檢索﹔用戶想制作一張敦煌主題元素的賀卡，可由擅長文字書寫、圖案設計、配色選擇等不同技能的多智能體分工協作完成。

　　數字化還改變著游客與洞窟的關系。敦煌研究院研究員李萍回憶了一段往事：上世紀90年代初，老院長段文杰就將敦煌研究院畫家臨摹的精品洞窟在窟外陳列中心向公眾開放，目的是分流游客為洞窟減壓，這與今天數字化影院的思路一脈相承。21世紀初，時任院長樊錦詩提出建設數字展示中心，探索把洞內的東西“拿”到洞外看。2014年，一座數字展示中心落成。2部數字電影供游客觀看，游客在球幕電影《夢幻佛宮》沉浸式感受精品特窟后，再分組參觀實體洞窟。如今莫高窟單日限流6000人，窟內瞬時人數從過去的2300多人降到1600人左右。“在洞窟內看得少了，但優質的數字化展示多了。既有序保護石窟，又有效提升游客體驗。”李萍說。

　　格局之變：公眾參與、廣泛合作

　　在阿富汗巴米揚，冬季學期的最后一堂課，50名學生坐上大巴，在志願者帶領下前往周哈克古城開展了一次“壯游”。孩子們登上古城堡席地而坐，記錄筆記，學習歷史並思考未來。

　　行動背后，是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公眾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並不會自動轉化為實踐。阿富汗巴米揚大學社會學系的學者在2025年初收集了近400份社區問卷，發現約92%的受訪者知曉並珍視本土遺產，視其為身份認同的載體，但真正參與保護行動的人很少。研究還發現氣候變化認知與參與行為之間尚未表現出明顯關聯。他們建議：“在文化遺產保護脆弱地區推動社區參與，不能隻提升認知，還要搭建參與平台、強化制度建設。”

　　在印度，阿旃陀石窟附近，有農民在石窟旁生火焚燒驅趕蜜蜂，煙霧直扑窟內……來自印度的河南大學博士研究生李馬克表示，阿旃陀石窟每年接待約40萬游客，季風洪水、生物病害與人為疏漏相互疊加。“敦煌莫高窟和克孜爾石窟的長期監測與預防計劃，值得我們學習。”他說。

　　石窟寺保護國際合作領域的中國實踐正在不斷延伸。在吳哥古跡，中國專家、柬埔寨吳哥世界文化遺產管理局工作人員、法國同行和國際顧問一起圍在散落的砂岩構件旁，攤開圖紙，對著剛清理出的排水遺跡、塔門基礎和浮雕線圖討論，許多問題就在遺址邊得以解決。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文物建筑研究所副所長王晶回顧：從1998年周薩神廟保護修復工作，到2010年茶膠寺修復項目，再到2019年吳哥王宮遺址的保護和修復工作，中國文物保護工作隊在柬埔寨耕耘近30年，聯合工作組、跨學科合作貫穿始終。

　　近年來吳哥保護理念越來越綜合，氣候變化、社區可持續發展、人力資源建設都成為議題。“不論吳哥保護的外延延伸多廣，我們始終要面對真問題、採取真措施、提出真方案。”王晶說。

　　中國石窟寺保護也在持續加力，文物領域相關規劃提出實施莫高窟、麥積山石窟、龍門石窟、雲岡石窟等系統性保護工程，建設河西走廊國家文化遺產線路、川渝石窟寺國家遺址公園，並依托石窟寺保護國際論壇等平台深化國際傳播。

　　2026石窟寺保護國際論壇上，應對氣候變化的答案涓涓匯聚。讀懂氣候、敬畏科學、善用技術、依靠公眾……隻有行動起來，古老石窟才能安度風雨，等候下一個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