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漆畫屏風。 　　本報記者 鄒雅婷攝

唐閻立本《步輦圖》卷。 　　故宮博物院供圖

唐禇遂良《行書摹東晉王羲之蘭亭序帖》卷。 　　故宮博物院供圖

　　初秋的故宮，紅牆金瓦與碧空相映，格外壯美。

　　9月1日在故宮博物院文華殿開展的“典則：唐宋書畫展”，匯聚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宋摹本）、隋展子虔《游春圖》卷、唐閻立本《步輦圖》卷、唐杜牧《行書張好好詩》卷、五代董源《瀟湘圖》卷、宋蔡襄《行書自書詩》卷等國寶級書畫珍品，甫一亮相即備受矚目。

　　本次展覽歷經兩年多籌備，從故宮博物院浩瀚藏品中遴選一級文物、傳世孤珍予以展出，涵蓋書法、山水、人物、花鳥諸多門類，系統呈現了唐宋書畫之典則、范式日益完備的歷程，串聯起自魏晉南北朝至唐宋書畫的發展脈絡，既展現筆墨技法的傳承流變，也挖掘書畫背后的時代思想、社會風貌與人文精神。展覽共展出書畫文物107件，其中103件為故宮院藏，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館、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

　　展現書畫藝術的“璀璨星河”

　　“從師約法曰典，可以傳授曰則”——唐代書法家竇蒙在《述書賦語例字格》中這樣闡釋“典則”的含義。

　　唐宋是中國古代書畫藝術的輝煌時代，形成了諸多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典則、范式，如書法之“初唐四家”“顏筋柳骨”“顛張醉素”“宋四家”“瘦金體”，道釋人物畫之“二閻”“吳家樣”“周家樣”，山水畫之“青綠山水”“三家山水”“董巨”“李郭”“米家雲山”“南宋四家”，花鳥畫之“黃徐體異”等。它們是書畫藝術時代成就和審美精神的代表，也是后世不斷臨仿、創新的源頭活水。

　　“總體而言，唐代書畫注重法度，彰顯豪放恢弘、包容開放的大唐氣象﹔宋代書畫崇尚自然、意趣，風格更加多元，既有文人墨客的典雅精致，又有民間市井的縱逸豁達。”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館員、本次展覽主持人王中旭介紹，“唐之法度，宋之意韻”共同構筑了中國傳統書畫的精神內核，本次展覽以“典則”為題，展示了從晉唐到兩宋堪稱典則、范式的作品。展覽共分為兩期，展品完全不同，第一期“唐、五代書畫”（9月1日至9月27日）包括“東晉南北朝：典則初立”“隋唐：法度恢弘”“五代：承唐啟宋”3個單元，第二期“兩宋書畫”（9月30日至11月1日）由“北宋：諸家鼎峙”和“南宋：南渡新韻”2個單元組成。

　　王中旭說，不同於往年以《千裡江山圖》等重磅珍品為中心的“眾星拱月”式書畫展，本次展覽呈現了唐宋書畫藝術的“璀璨星河”。展覽中既有《游春圖》《步輦圖》等經典作品，又有受這些經典作品和偉大藝術家影響而產生的優秀作品。值得一提的是，24件作品為近30年來首次展出，其中有多件壁畫和寫經珍品，雖非名家所作，卻真實反映了當時的書畫藝術面貌。

　　十六國時期北涼安弘嵩《隸楷書大智度論》卷是“北涼體”的代表作，生動呈現了漢字書體由隸至楷過渡階段的風貌。國詮《楷書善見律》卷是唐貞觀年間奉敕所作的宮廷寫經，全文260余行、4400多字，一筆不苟，整齊勻淨，為唐人小楷上乘之作。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媧像》絹畫，尺幅較大，氣勢恢弘，反映了中原文化對新疆地區的影響。五代《供養菩薩立像壁畫》保存完好，圖中供養菩薩背身回首而立，右手托盤，身姿呈“S”形，線條圓轉流暢，設色華麗典雅，尚存唐畫遺風。

　　與“教科書級”名作面對面

　　本次展覽名作雲集，兩期共有10余件不可出國（境）展覽文物，為觀眾奉上一場含金量極高的書畫藝術盛宴。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在眼前次第鋪陳，讓人真切感受到中華文脈之源遠流長。

　　一進展廳，首先看到的就是《行書摹東晉王羲之蘭亭序帖》。王羲之有“書聖”之譽，其《蘭亭序》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真跡相傳隨葬於唐太宗昭陵，后世所傳摹本皆為鉤填本或臨寫本。此卷前有明代項元汴題簽“褚摹王羲之蘭亭帖”，故后世多傳為唐代褚遂良摹本。該作忠於原作章法，專家認為是以臨為主的臨摹結合本，卷后有北宋米芾等跋，是傳世《蘭亭序》的重要摹本之一。

　　“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將三國曹植《洛神賦》中的優美辭藻轉化為生動畫面，描繪了曹植與洛神相遇、相戀、離別的故事。圖中人物衣紋線條緊勁綿長，是典型的“高古游絲描”﹔山石空勾無皴，體現了早期山水畫的古拙特點。本幅無作者款印，舊傳為顧愷之作，專家研究認為是宋摹本，著名美術史家金維諾評價其為傳世《洛神賦圖》中“最接近六朝作品”的版本。

　　在《洛神賦圖》旁邊展出了山西大同司馬金龍墓出土的北魏漆畫屏風，這是山西博物院收藏的國寶級文物。屏風兩面皆有彩繪漆畫，一面從上往下依次繪有虞二妃、周室三母、魯師春姜、班姬辭輦等列女故事，另一面繪孝子、先賢故事。畫中人物衣紋連綿悠長，為高古游絲描在東晉至南北朝前期的流行提供了佐証。另一邊的展櫃中，還有河南鄧州出土的兩塊南朝畫像磚，以浮雕線刻結合填彩，分別表現孝子故事和飛仙。圖中人物面容清秀，女子和飛仙的衣帶向后飄飛，線條綿長流暢，亦體現了高古游絲描的特征。

　　隋唐時期，書畫藝術在前代基礎上有重要進步。《游春圖》以青綠法繪士人、仕女游春之景，山石依然空勾無皴，而山、樹、人的比例已較為合理，樹木畫法擺脫了早期的稚拙，反映了青綠山水畫漸趨成熟時的風貌。該圖無作者款印，歷來據卷前宋徽宗題簽被認為是隋代展子虔作。

　　閻立本《步輦圖》是初唐人物畫的典范，再現了唐太宗接見吐蕃使臣祿東贊的歷史場景。畫面右側，唐太宗坐於步輦之上接見來使，侍女分列前后，或扶輦，或執扇，或持蓋﹔左側三人向太宗躬身而立，朱衣執笏者在前引見，祿東贊拱手居中，白衣者隨於其后。全卷不設背景，以人物位置、身姿與衣飾區分主賓尊卑。

　　“這幅畫卷后有北宋章伯益篆書‘唐相閻立本筆’，也有專家認為是宋摹本，但無疑很好地反映了閻立本的風格。”王中旭說，閻立本與其兄閻立德並稱“二閻”，在人物畫上成就卓著，被唐人評價為“象人之妙，號為中興”。《步輦圖》線條勁細，設色沉著，人物精神氣質刻畫得體，突出了唐太宗的雍容與祿東贊的精干。

　　五代十國時期的書畫藝術上承唐代傳統，下啟宋代先聲。董源《瀟湘圖》被視為“南派”山水的代表作，山石坡腳用短披麻皴，山頭多用淡墨點苔，勾染出看似草草實則細膩的層次。《文苑圖》生動體現了周文矩所創“戰筆描”的特色，人物衣紋線條瘦硬、虯曲顫動，這種筆法可能受到南唐后主李煜“金錯刀”書法的影響。楊凝式開宋人尚意書風之先河，《行草書神仙起居法帖》是其76歲時的作品，用筆縱逸奇崛，險中求正，格調奇雅，為五代行草書之典范。

　　品讀翰墨丹青中的故事

　　徜徉展廳中，凝望千年前的墨寶，除了欣賞名家藝術之魅力，還能體悟古人的情思與風骨。

　　“君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翠茁鳳生尾，丹臉蓮含跗……”杜牧《行書張好好詩》長卷鋪展於櫃中，靜靜訴說著歌女張好好的跌宕身世，表達了詩人的感懷之情。這是唐代詩人、書法家杜牧存世唯一墨跡，筆勢起伏，雄健洒脫，兼具晉人氣韻，可謂“詩書雙絕”，啟功贊“樊川之親筆，人間之至寶”。

　　此卷的傳承故事亦令人動容。它曾被宋徽宗內府鑒藏，卷前有徽宗題簽“唐杜牧之張好好詩”，此后遞藏有序，清乾隆年間入藏內府。清末流散民間，后歸張伯駒收藏。1956年，張伯駒將其連同《平復帖》等數件珍品無償捐贈國家。本次展出的《游春圖》和第二期將展出的北宋范仲淹《楷書道服贊》、蔡襄《行書自書詩》、趙佶《雪江歸棹圖》等亦是張伯駒舊藏。

　　《明拓唐懷素書藏真帖》勾勒出懷素、張旭、顏真卿三位書法名家的交集。懷素擅草書，師法張旭，二人並稱“顛張醉素”。《藏真帖》草書6行，51字，筆走龍蛇，飛動有勢，記述懷素在河南洛陽偶遇顏真卿並向其學習張旭筆法的經歷：“懷素字藏真，生於零陵。晚游中州，所恨不與張顛長史相識。近於洛下偶逢顏尚書真卿，自雲頗傳長史筆法。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也。”第二行談及“張顛長史”，突然加快筆速，以行轉草，表現出無緣與“草聖”張旭相識的遺憾，以及習得其筆法的欣喜之情。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游師雄將懷素所書《藏真》《律公》二帖合刻於一石，原石現藏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

　　五代南唐畫家衛賢的《高士圖》描繪了漢代隱士梁鴻與妻孟光“舉案齊眉”的故事。畫家把梁鴻的居所安排在山水密林間，全幅上半部為巨峰壁立，遠山蒼茫，下半部為竹樹蓊郁，溪水潺潺。人物位於畫面中部，恰是觀者的視覺中心：梁鴻端坐於榻，竹案上書卷橫展﹔孟光雙膝跪地，將飲食盤盞高舉齊眉。人物神態坦然平和，雖房舍簡陋、布衣粗食，但其高潔志趣令人油然而生敬意。此幅原為立軸，宋徽宗時改裱成手卷形式，卷前有徽宗瘦金書“衛賢高士圖 梁伯鸞”題簽。畫面上方乾隆所書“神”字格外醒目，表達了對這幅作品的激賞。

　　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張永新表示，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歷代書畫珍品，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實物見証，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希望通過展覽讓廣大觀眾進一步讀懂唐宋書畫，理解中華美學，增強文化自信，同時，以中國古代書畫藝術為橋梁，加強國內外文博界、藝術界的交流互鑒，向世界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