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龍村遺址出土彩陶殘片及考古工作者修復的彩陶器。 　　高 寒供圖

　　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市孔龍村遺址的發掘，是西南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進展。

　　孔龍村遺址地處大渡河正源腳木足河東岸二級階地，海拔近2500米，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年代距今約5500—4800年，是迄今川西地區年代最早、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豐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為配合大渡河雙江口水電站工程建設，2023年6月以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對遺址持續發掘，至今已發掘1.7萬平方米，包含居址區、公共建筑區、手工業生產區、大型壕溝和墓地，是一個要素完整的史前中心聚落。

　　孔龍村遺址發現了大量彩陶，絕大部分出土於遺址生活區，幾乎全部為完整器破碎后被隨意丟棄的殘片，極難復原。已出土殘片近萬件，器類包括豆、缽、盤、盆、瓶、壺、罐、瓮等，考古工作者努力修復出完整彩陶器10余件，復原出完整彩陶紋飾20余套。尤為重要的是，遺址早期階段的彩陶為典型的仰韶文化晚期偏早階段（石嶺下類型）風格，為川西高原首次集中發現﹔中晚期階段包含若干馬家窯類型風格和本土特色風格，部分見於川西高原以往發掘的遺址。

　　川西高原地處青藏高原東緣，是黃河中上游以外發現史前彩陶數量最多、類型最豐富的區域。川西彩陶主要發現於岷江上游與大渡河上游地區，另在雅礱江上游、大渡河中游和屬於黃河流域的川西高原北部鬆潘、若爾蓋草原地區亦有零星發現。此外，大渡河上游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罕額依遺址近年新發掘出土了少量彩陶，年代距今約5000—4800年，與孔龍村遺址一脈相承。

　　新石器時代絢爛的彩陶是我國史前文化的藝術瑰寶。黃河中上游地區是彩陶的重要誕生地，也是彩陶數量、類型最豐富的地區。距今8000—4000年左右，大地灣文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代表了黃河中上游彩陶發展的三個重要階段。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期，黃河中上游的廟底溝類型彩陶最早開始向外廣泛傳播。廟底溝類型的西傳創造了我國史前彩陶文化的巔峰——馬家窯文化，仰韶文化南傳則促進了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起源與發展，創造了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川西彩陶。

　　青藏高原東緣的高山峽谷地帶是西北新石器彩陶南傳的天然廊道。目前看來，彩陶南傳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肇始期為仰韶文化晚期（石嶺下類型）階段，距今約5500—5100年。川西彩陶主要見於孔龍村遺址，與之相似的彩陶見於甘肅地區的大地灣、傅家門、山那樹扎、大李家坪等遺址，彩陶紋飾以弧邊三角紋、網格紋、旋轉變體鳥紋等為典型代表。繁榮期相當於馬家窯類型的早中期階段，距今約5100—4900年。川西彩陶廣泛見於四川大渡河上游與岷江上游地區，哈休、劉家寨、營盤山、姜維城以及新近發掘的孔龍村、罕額依遺址均有發現。彩陶紋飾題材大為豐富，以粗細弧線紋、橫豎平行條紋、十字紋、圓點紋等為主，出現少量草葉紋、爪紋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圖案。衰落期相當於馬家窯類型晚期，距今約4900—4700年。此時川西彩陶分布范圍更廣，但整體已呈漸衰之勢，彩陶工藝較為粗糙、數量大幅減少，紋樣題材單調，地方特色的草葉紋依然流行。可見，這一階段川西與西北史前文化的聯系漸微，長江上游與黃河上游的文化交往互動進入低潮期。

　　最新研究表明，不同階段的川西彩陶既有從西北地區直接輸入的，也有本地制作的。大部分早期階段的彩陶應是隨西北地區遷徙人群或貿易交換直接輸入，稍晚階段普遍出現了一定數量本土制作的彩陶，其陶土成分和制作工藝不同於西北地區，部分紋飾具有本地特色。彩陶從直接輸入逐漸開始本土生產的現象，不僅發生在川西高原，在馬家窯類型彩陶分布邊陲區的青海同德縣宗日遺址、青海湟水流域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陽山和樂都區柳灣等墓地均有發現，彩陶的傳播促進了不同區域史前文化的交流融合。

　　孔龍村遺址發現的彩陶，延伸了川西彩陶的年代上限，將中國西部彩陶南傳之路的開辟時間提前至仰韶文化晚期階段。西北地區彩陶人群南下至川西高原后，與本土人群不斷融合發展，同時與黃河上游地區持續交流互動，大幅拓展了我國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的分布區域。部分彩陶人群沿岷江南下進入四川盆地，促進了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推動了以成都平原為核心的長江上游地區的文明起源進程。同時，以彩陶為代表的史前農耕文化沿青藏高原東緣進一步向南發展，推動了川西南、滇西北地區的文明起源進程。

　　交融，不僅僅體現在彩陶這一典型器物上。川西高原與黃河上游在考古學文化很多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包括以粟黍旱作農業為主、狩獵採集為輔的生業模式，陶窯、房址、灶等日常生產生活遺跡，各種材質的環鐲、發笄等裝飾品，陶塑、彩陶圖案中的鳥、蛙崇拜，陶鼓、陶鈴、石磬、玉鉞體現的禮樂文化等，全方位再現了長江、黃河上游史前族群的互動交流和融合發展圖景，實証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

　　（作者單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人民日報 》（ 2026年09月05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