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市高速發展，大量被拆解、粉碎、遺棄的建筑垃圾成為現實難題。在收獲大量城建成果的同時，該如何體面處理城市更新背后的遺留問題？2025年以來，成都的建筑垃圾治理模式頻頻獲得住建領域的關注與認可，實現了從“群眾抱怨”到“群眾點贊”的轉變。

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建制”

隨著城市規模的快速擴張，建筑垃圾產生量呈幾何級增長，隨意傾倒不僅侵佔了大量土地，更可能對土壤、水體造成了不可逆的污染。

從修訂《成都市建筑垃圾處置管理條例》這部地方性法規開始，成都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建制”。條例修訂直面治理全鏈條中的關鍵堵點，逐一拆解環節漏洞、厘清權責、優化流程，為系統治理奠定法治基礎。

早在2024年，成都市本級和23個區（市）縣全部編制印發了建筑垃圾污染環境防治專項規劃，將原本依賴末端被動應對的處置模式，轉變為基於前端規劃的主動布局，消納場所的位置、資源化設施的規模、運輸路線的設定等，全部納入規劃統籌。

與此同時，一套覆蓋建筑垃圾治理全鏈條的標准體系也在同步構建。《建筑垃圾臨時消納場運行管理導則》《地鐵盾構料全鏈條管理工作方案》《裝修垃圾系統治理工作方案》……這些文件對建筑垃圾精准畫像，對具體問題與流程環節明確對應的規則與責任。

針對建筑垃圾治理鏈條長、涉及面廣，單一部門很難獨立完成治理任務的問題，成都建立高位統籌的調度機制，將建筑垃圾工作納入“淨優亮美”工程，由市政府定期研究調度，並與德陽、眉山、資陽三座城市簽署了《建筑垃圾協同治理工作框架協議》，將建筑垃圾治理置於更大的都市圈尺度下統籌解決，信息的共享、執法的聯動、設施的互補，有效打破部門壁壘、跨越行政區劃，實現全鏈條的協同發力。

城市治理的關鍵，是讓問題被看見，被解決。

建筑垃圾的治理困境，很大程度上源於信息的不對稱，渣土車駛出工地之后去了哪裡？傾倒場的容量還剩多少？哪家企業在合規運營、哪家在偷偷違規？這些問題在過去往往沒有確切的答案，監管者靠的是抽查和舉報，違規者賭的是概率和僥幸。

2024年9月，成都市建筑垃圾“一網通辦”平台在全市23個區（市）縣試運行，初步形成覆蓋全城的數字神經網。智慧工地、衛星定位系統數據有效連接，全市建筑垃圾管理信息實現“一屏統攬”。

同時，通過數字化聯單全程留痕、自動核驗、動態溯源，規范建筑垃圾運輸全流程管理，有效杜絕違規運輸、私自處置等問題，構建起標准化、智能化的監管新局。

2026年6月，成都依托公開留言渠道和舉報電話，二十四小時接收群眾的訴求和建議。形成了市民在線“點單”，城管部門精准“派單”，整治結果及時“晒單”的閉環。

據統計，專項行動期間相關信息閱讀量超18萬次、互動點贊量達2萬余次，共受理建筑垃圾相關問題線索149件並全部辦結，累計清理非法傾倒建筑垃圾6130余噸，多數投訴問題實現當日清零，人們在手機上提交一條線索，第二天就看到清理完畢的回復與照片。

遺棄掩埋不是唯一的結局。目前，成都全市共有13座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設施，擁有每年處置1700萬噸建筑垃圾的能力，18個消納場，2440萬方的消納容量，1370余個綜合利用點，已形成龐大的資源循環網絡。

走進龍泉驛區的建筑垃圾處理項目，一條條生產線正安靜地運轉。巨大的破碎機將廢棄混凝土吞入腹中，經過篩分、破碎、分級，它們以再生骨料的形態重新問世。

這些骨料可以制成透水磚鋪設在人行道上，可以成為道路基層的填充材料，可以在新的建筑中再次發揮作用。

形成這一循環的關鍵，在於一整套與之匹配的市場機制和標准體系，再生產品有沒有市場？價格是否有競爭力？質量能否讓人放心？針對這些問題，成都一方面完善再生產品的計價和應用標准，讓市場有據可依﹔另一方面推動大宗再生材料在重點工程中規模化落地，用實際案例証明其可靠性。

未來，再生材料能夠以合理的價格、可靠的品質進入市場，循環也將形成新的市場與機遇。

目前，我國城市建筑垃圾年產生量已高達20多億噸，住建部已明確將開展建筑垃圾常態化整治，加快建立長效機制，推行電子聯單、全過程監管與信息化平台建設，並提出到202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建筑垃圾平均資源化利用率達到50%以上，城市建筑垃圾有效治理新格局基本形成。

但從“成都探索”到“全國探索”，中間仍有距離，我國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率雖已從2020年的不足15%躍升至2025年的約42%，但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城市礦產”要真正成為新興產業，還需要在源頭減量、末端提效兩端同步發力。

在這場全國性“大考”中，成都的探索具有樣本意義，未來，更多城市能學會用制度的尺子丈量權責、用數字的眼光追蹤流向、用市場的邏輯激活循環、用群眾的參與織密監督之網，建筑垃圾治理這場關乎生態文明的“大考”，才能逐漸從少數城市的先行先試，匯聚成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共同底色。（李國雄 封面新聞記者 柴楓桔）

來源：封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