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網格紋銅鼎。 　　武漢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圖

觀眾參觀“尋繹夏商”展。 　　盤龍城遺址博物院供圖

商代獸面紋鉛質建筑構件。 　　盤龍城遺址博物院供圖

商代“亞長”銅觥。 　　盤龍城遺址博物院供圖

商代綠鬆石鑲金飾件。 　　本報記者 田豆豆攝

　　夏代都城是什麼格局？商代“三層花”青銅裝飾工藝有多精美？長江中游的盤龍城遺址與中原王朝有什麼關系？

　　走進湖北武漢盤龍城遺址博物院“尋繹夏商”展覽，一幅呈現夏商兩代璀璨文明的長卷在眼前展開。作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主場城市活動主題展覽，該展覽匯集了二裡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河南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等34家文博單位的163件（套）重要文物，集中呈現夏商時期的文明成就與深遠影響，凸顯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多元一體、連綿不絕、兼容並蓄的特質。

　　盤龍城遺址博物院宣傳策劃部主任、展覽策展人宋若虹說，本次展覽首創“夏商文明圖景”主題視角，將夏商兩代作為整體考察，立足於中華文明發展的整體歷程，向觀眾闡釋夏商文明從何而來，又如何影響今天。

　　物質豐盈，奠王朝之基

　　展覽緊扣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新成果，通過三大單元構建文明圖景，“王朝之基”聚焦都城營建與生業發展，“禮樂之源”呈現禮樂秩序與精神信仰，“四方之樞”揭示中心與四方的互動格局。

　　在“王朝之基”單元，一組建筑構件勾勒出數千年前的城邑建筑風貌。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時期的筒瓦呈半圓筒形，出土於陝西延安蘆山峁遺址，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陶瓦之一。該遺址筒瓦的發現，改變了筒瓦始見於西周的傳統觀點，將筒瓦出現時間往前推到新石器時代。河南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的商代中期獸面紋鉛質建筑構件，整體呈凹字形，用於裝飾宮殿木梁的前端，刻有饕餮紋、龍虎搏象紋等精美紋飾，十分罕見。保存完好的商代晚期陶排水管，是河南安陽殷墟水利系統的遺存。考古研究發現，殷墟水網工程浩大，其干渠長達2500余米。

　　位於河南偃師的二裡頭夏文化遺址，是迄今為止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展牆上展示了研究人員根據二裡頭都邑遺存繪制的平面布局圖，可以看到宮城居中的九宮格布局和貫穿南北的中軸線。二裡頭“擇中立宮、功能分區、中軸對稱”的都邑規劃理念，對后世影響深遠，奠定了此后數千年王朝都城的空間范式。

　　夏商時期，城邑的繁榮有賴於農業與手工業的興盛。展櫃中的小圓盒裡盛放著山西運城稷山東渠遺址出土的1萬多粒夏代碳化種子標本。據介紹，東渠遺址已發現植物種子25萬粒，還發現了大量豬牛羊等動物骨骼，說明夏代先民已形成種植粟米、黃米為主，兼營畜牧業的混合農業生產體系。種子標本旁還展示了天津博物館收藏的兩件商代卜骨，一件卜問是否會豐收，一件卜問是否會下雨，體現了商代先民對農業的重視。

　　精美的陶器、玉器、青銅器等彰顯了夏商時期手工業技藝水平。河南新密新砦遺址出土的夏代早期豬首形陶器蓋，頂部塑造出完整、寫實的豬首形象，以豬鬃為把手，構思巧妙。天津博物館收藏的商代白玉魚形佩，線條流暢、充滿動感。盤龍城遺址出土的商代早期銅簋，紋飾繁復，採用分鑄法制作而成，簋身與雙耳分別鑄造后連接在一起。分鑄法的出現是青銅鑄造技術的一大進步，為青銅文明走向鼎盛奠定了技術基礎。

　　青銅玉骨，鑄禮樂之源

　　夏商兩代，禮樂制度萌芽並不斷發展，至西周形成了成熟的體系。禮器是祭祀時溝通天地的媒介，是等級身份的標識﹔甲骨上的一筆一刻，是商代人向神靈的虔誠叩問。“禮樂之源”單元通過禮器、甲骨、古文字等，解讀先民敬天法祖、崇禮尚和的精神內涵。

　　二裡頭遺址出土的夏代晚期網格紋銅鼎是迄今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青銅鼎，是王權禮制萌生的實物見証。此鼎為收口、圓腹、平底、錐狀三足，腹部飾不規整的方格紋，口沿上有兩個半環狀耳，整體延續了中原龍山文化晚期陶鼎的朴拙造型。鼎本是烹煮食物的用具，當陶鼎變成熠熠生輝的銅鼎，其作為禮器的功能更為突出。

　　商代青銅禮器中有種類多樣的酒器，如觚、爵、尊、觥等。殷墟出土的“亞長”觥是一件明星文物，器身短寬，流微上揚，腹呈扁圓形，后有扁平狀鋬，底部有4個三棱錐狀足，造型在觥類中比較少見。器蓋下飾一大一小兩頭象紋，大象張口揚鼻，雙腿之間藏著一頭小象，這種“大象帶小象”的構圖在商代青銅器中極為罕見。器蓋內壁和器底內壁均有“亞長”銘文。亞長墓是殷墟出土隨葬品數量僅次於婦好墓的墓葬，墓主人為商王武丁時期的戰將，骨骼上的多處刀傷印証了其英勇作戰的經歷。這件制作精良的酒器與主人的身份相當，展現了商代晚期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藝。

　　樂器在中國古代禮樂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山東廣饒五村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陶鼓，是迄今所見時代較早的打擊樂器，以紅陶鼓身搭配獸皮鼓面，底部留有音孔。出土於二裡頭遺址的帶翼銅鈴，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有舌青銅樂器。此器採用復合范鑄造而成，器壁較薄，形體小巧，鈴腔內附有玉石鈴舌，多與嵌綠鬆石銅牌或龍形飾共出，放置於墓主人的腰部或手部，表明墓主人有特殊身份，也暗示銅鈴具有與祭祀禮儀相關的功能。河南安陽出土的“爰”字銅鐃，3件一組，按大小排列，是商代晚期常見的禮樂器。

　　除了青銅器，玉器也是重要的禮器。夏代的玉禮器以玉璋、大型玉刀為代表，商代的玉禮器組合進一步豐富。部分兵器發揮實用功能之外的軍事權力象征意義，被稱為“禮兵器”。

　　此次展覽展出了多件夏代玉璋、玉刀，其特點是大而薄，玉質上乘、工藝考究，但顯然不具備兵器的實用功能。商代的禮兵器更加精美。安陽梅園庄2號墓出土的商代蟬紋銅矛，其刃像一片綠色的小樹葉，柄部兩面飾有對稱的獸面紋，葉面則飾有一隻精雕細刻的蟬。自新石器時代起，蟬便象征著蛻變重生、生命循環，蟬的形象出現在兵器中，賦予其獨特的禮制內涵。

　　刻在禮器、甲骨上的文字，也從側面反映了禮樂制度。山東鄒平丁公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灰陶盆底部殘片，上面刻有5行11字，筆畫流暢，刻寫有一定章法，專家認為它可能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成句文字，有學者將其釋讀為驅邪求吉的卜辭。殷商甲骨文多與卜祀活動有關，卜問天氣、戰爭吉凶、祭祀事宜等。祭祀活動正是夏商禮樂制度的核心內容。

　　百川匯流，成四方之樞

　　華夏大地，幅員遼闊。夏商時期，四方資源如百川歸海匯聚於中原，中原的禮樂文化輻射四方，在持續的交融互動中形成以中原為中心的多元一體格局。在“四方之樞”單元，不同地區的文化交流與融合，通過一件件文物展現出來。

　　盤龍城遺址是夏代晚期到商代早中期長江流域重要城址，將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深度連接，是中國早期“中央—地方”國家治理模式的代表。盤龍城李家嘴二號墓出土的青銅鉞，通高41.4厘米，刃寬26.7厘米，肩部及兩側均飾夔紋，是目前出土的商代早期體量最大的銅鉞，是軍事統帥權的象征。盤龍城遺址出土了種類繁多的青銅禮器，表明這裡可能是商王朝重要的南方中心城邑。

　　山西靈石旌介商代墓葬出土的獸面紋簋，器身滿飾“三層花”——雲雷紋襯底，凸起獸面紋主題紋飾，其上再施以細紋，是商代青銅鑄造工藝精細化的典型代表。尤為獨特的是，器物底部鑄有一個既像馬又像驢的動物形象，經考証為“丙”族族徽。展櫃下方設有鏡子，將其清晰展示出來。這件銅簋融合了殷商青銅鑄造技藝與地方族群標識，實証商代晚期中原王朝與晉地軍事貴族的緊密聯系。

　　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龍形的演變折射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歷程。此次展覽專門設置了龍文物展區，展示了不同地區的龍文化。來自遼寧朝陽半拉山墓地的玦形玉龍，是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龍體卷曲如環，頭尾相離似玦，五官較為抽象。盤龍城遺址博物院的“鎮館之寶”綠鬆石鑲金飾件，以綠鬆石片、金箔等鑲嵌在木材或皮革等有機質上，組成一首雙身的浮雕龍形飾，龍的眉毛、眼睛、牙齒等刻畫細致。安陽寺溝遺址出土的玉龍形飾體形小巧，雕鏤精美，造型為春秋戰國時期典型的“S”形，龍身細長，鼓腹卷尾，靈活生動。春秋戰國時期，龍的形象逐漸確定，成為后世人們所熟知的造型。

　　看完展覽走出展廳，抬眼便是歷經3500年風雨的盤龍城遺址，見証著先民夯土筑城、繁衍生息的歷程，映射出長江與黃河兩條母親河數千年的文明聯結。從珍貴文物到厚重遺跡，讓人深刻感受到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綿延不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