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至2022年，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出土了上萬件銅器，其中三號坑出土的銅頂尊跪坐人像，以其115厘米高的巨大體型以及跪坐人像頭頂銅尊的獨特造型，引人注目。

7月10日，記者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今年1月，四川省考古院為主的研究團隊在《考古》上發表論文《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銅頂尊跪坐人像科技分析及相關問題》，認為這件造型獨特的青銅器為分鑄成型——尊體、人像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分別制成后，在三星堆根據實際需求進行了拼接組合。

值得一提的是，頂尊跪坐人像的尊圈足是被截掉三分之一后再與人像合體的。而頂尊、跪坐的形象表達，應是源於祭祀活動中的一個真實場景，是實際需求的體現。

圖為三星堆三號坑出土的銅頂尊跪坐人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四川省考古院副研究館員郭建波‌，也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銅頂尊跪坐人像科技分析及相關問題》論文的第一作者。據他介紹，這些研究包括了金相、掃描電鏡能譜分析和鉛同位素分析等多種方法。

“我們目測可以發現，銅頂尊跪坐人像中的人像較為完整，表面鏽蝕較嚴重，手部因完全礦化已沒有銅質基體，呈層狀剝離。但是尊體口沿處雖嚴重變形且部分殘缺，但鏽蝕程度較輕。在同樣的埋藏環境中，尊體和人像鏽蝕程度和鏽蝕產物均有所不同，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基體成分差異所致。”郭建波介紹，在研究過程中，研究團隊從掃描電鏡能譜分析中發現，“銅尊的銅錫含量與人像相當，但鉛含量則普遍低於人像。”再結合鑄造工藝分析，研究團隊認為這種成分差異可能與不同器物的制作工序和功能需求相關。“立人像的鑄造採用分段鑄造工藝，腰部和底座分別澆鑄后再連接。這一過程中，使用接近純銅的底座可能是為了增加承載強度。相比之下，立人像身體和尊的鑄造注重整體造型，故而採用了含錫量較高、流動性更好的青銅合金。”

郭建波說，文物不同部位鉛同位素比值明顯不同的結果顯示，尊體與其他部位的礦料來源不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三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尊來源於其他地方，它的礦料來源與生產地均不是三星堆，而人像、尊飾件均為三星堆本地鑄造。此外，鑄接銅液的鉛同位素比值與人像和尊飾件相近，推斷此件銅頂尊跪坐人像的最終成型是在三星堆。第二種可能是三星堆工匠使用不同的原料配比制作不同的器物，尊、人像等的鑄造地和頂尊跪坐人像的組合完成地均是在三星堆。當地鑄銅工匠可能掌握了非常嫻熟的礦料識別能力、原料配比和鑄銅工藝，根據器物功用、性能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礦料進行制作。但這種能夠准確區分礦料差異性的直接証據還不充分，似乎也超出了當時的技術能力。第三種可能是尊、人像等都是在外地鑄造，產自一地或兩地，再在某一地方進行組裝，但這種可能性不大。”

在三星堆出土銅器的研究中，學者們早就注意到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容器與長江中下游地區出土的器物極為相似，同屬南方青銅文化圈。大口尊的形制和紋飾與中原商代中期和殷墟早中期的大口尊相同，明顯是受中原商文化影響。但同時，南方出土的器物在裝飾、用途、器用等方面又有地方特色。這件銅頂尊跪坐人像，大口尊有獨特的龍形和牛首裝飾，研究人員推測為是三星堆特有的創造。

青銅尊在三星堆的用途也有所不同。郭建波介紹，青銅尊在商周禮器中佔有重要地位，是主要的酒器之一。但這件頂尊跪坐人像的大口尊內部裝有海貝，似乎並非用以盛酒。“尤其尊的腹底部還有一個人為破壞的圓洞，這種不注重容器本身的功能，而是有選擇地將其應用於本地祭祀活動之中，並為了祭祀內容對容器進行改制的鑄造特點，與中原商文化的青銅器使用情況有明顯差異。”此外，作為底座的銅人像本應做成實心才更加結實穩固，“但目前這種空心設計，一方面可能是出於節省銅料的考慮﹔另一方面或許反映出古人制作器物的用意是希望器物具有‘通達天地’之意。這兩個方面都有可能，我們更傾向后者。”

郭建波介紹，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頂尊跪坐人像，將中原風格的大口尊與三星堆文化特色的跪坐人像緊密聯系在一起，多數學者將這種造型與祭祀活動聯系在一起，認為這是三星堆祭祀場景的真實一面。“三星堆青銅器中，‘頂尊’和‘跪坐’的人物形象多次出現，但三號坑出土的這件頂尊跪坐人像形體巨大，尊為原始大小並經過一定改型，人像也是目前發現最大的一個。這種真實存在的尊與人像結合而呈現出的造型，反映出三星堆祭祀場景的真實一面——人手握神物，向前作揖膜拜，雖頭頂一大尊，但面部還保持著嚴肅沉靜，一副神聖而虔誠的樣態，尊內還盛有海貝等珍貴物品。如此形象顯然是經過古蜀工匠精心設計的，目的就是表達對神靈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