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賓李庄古鎮 　　林容生繪

　　江聲浩蕩，不舍晝夜。

　　出宜賓三江口，沿長江南岸，東去20多公裡，就來到李庄古鎮。李庄歷史可上溯到南朝梁大同十年（公元544年），這裡曾是南廣縣的縣治所在地，自明代設鎮，是川南重要的物資集散地。

　　千載以來，李庄和長江上游星羅棋布的市鎮一樣，靜靜臥聽著滾滾濤聲。

　　1940年初冬，一群容色憔悴、手托肩扛各式木箱，操著南腔北調的外鄉人的到來，打破了李庄的寧靜，他們是從昆明遠道而來，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和劉敦楨帶領的中國營造學社。

　　師生們在李庄上壩村月亮田安頓下來不久，梁思成就在院壩召開了一次集會。許多年過去，當時隻有16歲的羅哲文還記得，梁先生安慰大家，“說這裡是李庄，在地圖上是找不到、標不出來的小地方，日本飛機不會來轟炸，我們可以安心做學問了”。

　　彼時的中國，已難以找到一張可以安靜做學問的書桌。抗戰爆發以來，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帶領中國營造學社從北京一路輾轉，歷盡千難萬險，1938年初抵達大后方昆明。此前，在淞滬會戰中，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已戰死沙場。

　　驚魂未定的師生們甫一安定，日機又尾隨而至，對春城狂轟濫炸，“跑警報”成為市民和難民們的日常。林徽因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怒斥道：“日本鬼子的轟炸或殲擊機的掃射都像是一陣暴雨，你只能咬緊牙關挺過去，在頭頂還是在遠處都一個樣，有一種讓人嘔吐的感覺。”

　　日機空襲日漸頻繁，而邊城昆明也愈發容納不了不斷西遷的各類機構。在完成對西南古建筑群首次調查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決定帶著營造學社的同仁們隨同濟大學以及諸多研究單位一起北上，從昆明轉移到長江南岸的小鎮李庄。

　　在這個地圖上沒有標注的小鎮，雖然躲過了日機的轟炸，但“生活的壓迫似乎比以前更有分量了”。如今，走進重新修葺的月亮田中國營造學社舊址，一排舊時的員工宿舍映入眼帘，每間屋子逼仄矮小，陰冷之氣油然而生。當年，這些宿舍都是篾條抹泥巴而成，牆不擋風，屋不避雨。川南夏季酷熱，冬季嚴寒，很快讓體弱的林徽因病倒，林徽因在與友人的信中說：“肺病發作時，連呼吸都成奢侈，夜裡常常咳醒，聽著長江的水聲，數著天亮。”

　　抗戰日艱，李庄的生活日難，營造學社幾乎失去了所有的經費支持，而戰時物價飛漲，米價從3塊、4塊漲到100塊，窮到無米下鍋時，大伙只能吃紅薯、南瓜。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一雙兒女也無鞋可穿，只能穿草鞋或赤腳，兒子梁從誡因偷吃母親的蜂蜜被父親責打——那是梁思成賣了手表換來的。

　　在李庄，沒有電燈，沒有報紙，聽不到外面的聲音，營造學社的師生們好像被世界遺忘了一樣，卻也因此守住了一張書桌。梁思成常對學生們說，我們現在是“戰時工作社”，不是“和平研究院”，我們無法外出做田野調查，就要把過去的資料整理好，把中國建筑歷史寫清楚，不讓這門學問斷了根。

　　羅哲文回憶說，沒有紙，就用土紙﹔沒有燈，就用菜油燈﹔沒有儀器，就用簡單的工具。他們把全國古建筑的圖，一張張畫出來。

　　在李庄，梁思成因早年脊椎受傷，疼得厲害，每天都穿著鐵背心，坐都坐不穩，改圖紙時，直接趴在床上，身上墊著被子，一筆一畫地改。而林徽因則躺在床上，靠著被子，從唐、五代、宋、遼、金，一章章幫助梁思成校閱《中國建筑史》，圖稿、照片堆到了枕頭邊。林徽因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的身體已成廢墟，但工作不能停，這書是我們十幾年的命，是中國建筑的根，不能埋在李庄的土裡。”

　　在李庄灰色的日子裡，隻有病、窮、雨、霧和江水聲陪伴著這群中國古建藝術的“托命者”：營造學社的師生們整理完了西南地區古建筑調查資料，完成了《中國建筑史》初稿，把停刊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七卷重新印出來。

　　但戰爭的陰雲始終籠罩在這個地圖上未標注的小鎮上。1944年，林徽因才知道當飛行員的三弟林恆3年前已在成都雙流上空壯烈殉國的事情。此前，家人擔心她的身體，一直隱瞞著。

　　弟弟的犧牲，讓林徽因悲痛欲絕。她把弟弟的照片挂在自己梳妝台邊，在《哭三弟恆》一詩中，她以無比哀傷的筆觸寫道：“弟弟，我已用這許多不美麗的語言/算是詩來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嚨多啞/你永不會回來了，我知道/青年的熱血做了科學的代替/中國的悲愴永沉在我的心底。”

　　這一年的秋天，日軍進犯至貴州獨山，在重慶讀書的梁從誡放假回到李庄，擔憂地詢問母親：“如果日本人真的打進四川、打到李庄，你們怎麼辦？”

　　林徽因平靜地回答，“中國念書人總還是有一條后路嘛，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

　　飄零在西南一隅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隨時做好了為國殉難的准備。

　　轉年的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性逆轉，日本軍國主義已是窮途末路，大反攻攻勢一浪高過一浪。梁思成受聘擔任中國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主持編印《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標注華北、華中的重要古建筑，提交給美軍第14航空隊，以避免盟軍轟炸時損毀這些古跡。

　　羅哲文當時跟隨梁思成在重慶從事繪圖工作，他回憶自己每天的任務，是將梁先生用鉛筆在軍用地圖上標注的符號，用繪圖儀器繪成正規的地圖。這些地圖大部分是中國日佔區的，但其中有2張日本地圖，梁先生特別標注了京都和奈良的古建筑位置。梁思成告訴羅哲文，這些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應該盡力保護。

　　地圖上標注的與未標注的，像個連綿不斷的驚嘆號，又似個巨大的問號，在李庄絡繹不絕的參觀者腦海中浮現著……

　　人們或許很難去體察梁思成當年在地圖上標注京都、奈良的那種復雜、糾結的心情，但能夠感受到的是一個古老文明的發掘者、繼承者對其他文明成果的珍視和維護。這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天下情懷正是這個文明歷久彌新、愈挫愈強的重要密碼。

　　屋內，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和劉敦楨的照片高挂著，似乎還在沉思著什麼。

　　屋外， 江聲浩蕩，不舍晝夜。